短视频赋能民族国家叙事的图景展现及实践策略

编者按：《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指出：“构建适应全媒体生产传播工作机制和评价体系，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这是我们党深刻把握现代传播规律，深刻洞察媒体发展趋势提出的重要改革举措，明确了主流媒体改革的目标任务、重点和要求，对于更好塑造主流舆论新格局、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具有重要意义。

坚持导向为魂、内容为王、创新为要、流量和效果说话，用互联网思维主导资源配置，全方位推进组织架构、管理流程、运营模式、话语体系、媒体形态、平台技术等变革。本期开设“新媒体传播”专题，邀约西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侯金亮博士后团队、长江师范学院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院王志标教授团队，就“短视频赋能民族国家叙事的图景展现及实践策略”“短视频赋能文体旅商融合发展的机制与路径”展开研讨，现刊出有关成果。

摘 要：随着数字媒体技术的快速发展，短视频已成为塑造和传播民族国家叙事的重要工具。研究旨在探讨短视频如何赋能民族国家叙事，分析民族国家的生成争论、内涵特征及其叙事意义，指出短视频为民族国家叙事提供了新的可能性。短视频打破传统媒体传播壁垒，拓展新渠道，实现文化价值与商业价值的共融，补充与创新传统叙事方式，弥补“见物不见人”的缺陷、“被动滞后”的短板及“跨代与跨文化”的传播不足。在此基础上，提出加强短视频平台的法律规制、优化短视频内容生产机制、增强叙事连贯性和深度、强化社交属性与用户互动等实践策略，真正提升民族国家叙事质量和影响力，为塑造国家形象和促进文化交流提供新路径。

关键词：短视频；民族国家叙事；社交媒体；国际传播

［中图分类号］ G80-05 ［文章编号］ 1673-0186（2025）001-0083-016

［文献标识码］ A      ［DOI编码］ 10.19631/j.cnki.css.2025.001.006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1］。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作为涉及国家身份认同、国际竞争力、社会治理和国家发展战略的重大命题，深刻体现了我国坚定文化自信，以及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核心要求，为我国民族国家叙事的创新传播提供根本遵循。为构建多元共生、多态共融的世界文明交流格局，亟须打破文化帝国主义的话语霸权，坚持“以我为主、融通中外、敢于斗争”的原则，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叙事体系。短视频作为新媒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凭借其独特的叙事特征和传播优势，正为民族国家叙事带来新的契机。深入探讨短视频如何赋能民族国家叙事，将为塑造国家形象和促进文化交流作出有益探索。

一、民族国家的内涵及其叙事意义

民族国家的生成和演进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焦点。笔者将从理论视角出发，系统探讨民族国家的生成争论、内涵特征及其叙事意义，深入把握与理解这一复杂概念，并为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提供理论基础与实践指导。

（一）民族国家的生成争论及其认识差异

民族国家是近现代国际体系中最为重要的行为体之一，它在历史进程中逐步形成并不断演变，最终占据主导地位。学界对于民族国家的生成时间及其内涵存在广泛争议，这些争议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民族国家本质的不同理解和界定方式的反映。从民族国家的生成时间看，学界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民族国家孕育于欧洲中世纪晚期，其雏形在绝对君主制国家形成时已经出现，但绝对君主制国家尚未完全具备现代民族国家的特征。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民族国家最初形成于19世纪前后，是资本主义社会时期的一种国家类型，其典型形态是在绝对君主制国家之后才确立的。民族国家的生成时间之所以争议较大，究其原因在于学界对民族国家内涵的认识差异。

第一，基于政治与经济的视角。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是新兴中产阶级通过阶级斗争和经济现代化推动的结果。陈鲁直认为，民族国家的核心在于新兴的中产阶级在民族疆界内扫除封建分割状态，实现市场的统一，并建立自己的政治权威［2］。宁骚则强调，民族国家是资产阶级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尤其是在现代化过程中，经济现代化成为民族国家生死攸关的问题［3］。这一视角突出了民族国家在政治和经济层面的双重特质，即通过阶级斗争实现政治统一，通过经济发展建立现代市场经济体系。

第二，基于结构要素的视角。民族国家的内涵不仅包括现代国家的基本要素，还涉及民族与国家的结合方式。王逸舟从现代维度出发，认为民族国家的要素包括：人民、领土和政府［4］。《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则指出，民族国家是“两种不同的结构和原则的融合，一种是政治的和领土的，另一种是历史的和文化的。‘国家’这一要素在此是指现代理性国家……民族，可以界定为一种名义上的人类共同体”［5］。事实上，民族国家生成过程中的要素结合的模式各异，其中最为典型是法国和德国，前者是公民民族与国家的结合模式，代表政治民族主义；后者则为族裔民族与国家的结合模式，代表文化民族主义。因此有学者指出，欧洲的“民族国家”不是一个普世性的概念［6］。

第三，基于制度与历史分析视角。民族国家是现代性的产物和制度体现，代表人物是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他分析了欧洲民族国家的发展历程，认为“民族国家存在于由他民族所组成的联合体之中，它是一系列制度模式”［7］147，并归纳设计了象征秩序/话语模式、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法律/制裁模式等四种制度模式［7］21。与前现代社会截然不同的制度形成标志着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重要转变，深刻反映了社会结构、价值观及运作方式的根本性变革。

恩格斯则深入剖析了欧洲封建制度衰败历程，综合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多个维度考察民族国家何以产生。尽管没有对民族国家作直接界定，但他却特别强调语言的作用，认为语言同一性是民族国家形成的关键［8］，“一旦划分语族……就成了建立国家的一定基础，民族（Nationalit？覿ten）开始向民族（Nationen）发展”［9］470。所以，“去王权化”民族国家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体现资本主义、市民社会、民族国家观念等多重因素的结合。综合来讲，已有成果对“民族国家”的语义阐释与逻辑推演为本研究提供重要的借鉴与启示，就本质而言，民族国家的内涵是一个多维度、多层次的概念［10］，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和社会制度等多个方面，需从理论、历史、实践多重维度进行系统分析和论证。

（二）民族国家的内涵特征

民族国家作为政治学研究的核心议题，关乎国家政权的构建，以及国家治理的实践。本质上，民族国家兼具国家属性和民族属性，这两种属性在不同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条件下相互交织、影响，并形成丰富多彩的民族国家样态。本文将深入探讨民族国家的内涵特征，并结合历史演进过程加以分析。

第一，从形态上看，是国家与民族结合的现代化产物。马克斯·韦伯所言，“民族国家是国家与民族的结合”［11］。民族国家的形成是一个较为漫长的历史过程。作为解决当时社会矛盾和国家主权问题的特定形式，民族国家的诞生是历史必然，而非主观设计的结果。起初，民族国家也是在绝对君主制国家的框架内孕育成长，并最终超越与取代绝对君主制国家。在中世纪末期，封建王权逐渐加强，并借助经济、法律、行政和文化的力量整合具有臣民身份的群体，因此而凝聚起来的国内人口形成一个稳定的共同体，恩格斯称其为“正在形成的民族（Nation）”［9］471。正是这个稳定的共同体在民族自我意识觉醒后，成为与君主抗衡的社会政治力量。继而，日益成熟的资产阶级以政治革命终结专制王权，并将其置于作为民族代表的议会，标志着一种新的国家体制——民族国家的诞生。因此，民族国家并非与生俱来，而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通过国家与民族的有机结合而形成的现代化形态。

第二，从主权属性上看，是“主权在民”的现代国家体制。民族国家最为显著的特征之一是主权由“王有”转变为“民有”。安东尼·吉登斯认为，民族国家是绝对主义国家的“继承者”，是由绝对主义国家转换而来的［7］116。在民族国家的体制下，主权不再由君主个人垄断，而是归属于全体国民。这就意味着国家伦理和政治理念发生重大转变，从根本上调整了政治权力结构。其中，英国和法国尤为明显，1688年光荣革命后的《权利法案》，1789年法国大革命后的《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更加强调“主权在民”原则，由此而确立了民族国家的主权属性。需要指出的是，王朝国家体制下，王权是社会秩序的象征，与之不同的是，王权是王朝国家社会秩序的象征，民族国家的治理则将“主权在民”具体化于实践之中，并形成了民主和法治的治理基础。

第三，从社会结构上看，是基于国民权利的平等化社会。民族国家的建立不仅改变了国家的权力结构，还深刻地影响了社会结构。在民族国家的体制下，国内的全部人口由臣民身份转化为国民身份，这一过程被称为“人口国民化机制”。在这个机制的作用下，社会个体不再是依附于君主的臣民，而是在国家宪法和法律保障下具有自主和自由行为的社会行动者。进一步讲，民族国家对国民的权利和义务关系进行明确，并促进形成了一个平等化的现代社会。基于政治上享有平等权利，民族国家融合了民族与国家认同，由此在文化上形成更为广泛的认同，这就与王朝国家的文化认同形成鲜明对比。因此，从社会结构上看，民族国家是一个基于国民权利的平等化社会，国民身份成为基本的社会政治身份。

概括来讲，民族国家的形成具有历史性，其演进是一个复杂多样的过程。其中，西欧的民族国家体制对全球范围内的国家构建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比如，欧洲的其他国家学习和借鉴西欧民族国家体制，美国、加拿大及拉美的部分国家沿袭宗主国民族国家体制，“二战”后脱离殖民统治的国家实施民族国家体制，等等，多样化的国家构建过程拓宽民族国家的内涵，展示其在全球范围内的广泛适用性。中国则创新性地发展出统一与自治相结合、民族因素与地区因素相结合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多民族“民族—国家”形态。

（三）民族国家的叙事意义

意识呈现是叙事分析理论中关注的关键问题之一，意识形态可以在叙事中被清晰给出，也可以被隐含给出［12］。更进一步讲，民族国家的叙事意义是当前国际政治与文化交流，以及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命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更加充分、更加鲜明地展现中国故事及其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1］。这一论述不仅强调了制度自信的重要性，也指出了民族国家叙事在国际传播中的独特价值。可以说，民族国家叙事在文化维度上，强化国家认同和文化传承，促进国际文化交流与多样性。在现实层面上，提升国际地位和话语权，增强国际认知和支持，推动全球合作治理，打破西方话语垄断，促进国际社会的互信与交流。从学术视角来看，民族国家的叙事意义可从多个层面进行探讨，包括作为一般性叙事的民族国家故事，以及民族国家故事如何选好和讲好。

1.作为一般性叙事的“民族国家故事”

“国家叙事”（National Narrative），也叫民族叙事，是指叙事学视野下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政治性传播，以对外展现国家形象获得国际认同［13］。在这里，所谓的国际认同，就意味着要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一般性意义。第一，文化交流与互鉴。民族国家叙事是参与世界文化交流与互鉴的重要方式。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我们要加强世界上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交流互鉴，夯实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14］民族国家叙事以交流和互鉴打破文化壁垒，增进国际社会对各自文化的理解和支持，促进全球文化的多样性和丰富性。第二，国家形象的塑造。国家形象影响一个国家的对外交往，甚至决定其在全球的政治地位和影响力。通过体系化的叙事，民族国家展示其各领域所取得的成就，塑造独具特色的国家形象，以赢得国际社会的尊重和认同。第三，国际责任与担当。世界上所有国家、所有民族在全球治理和国际合作中，都应承担积极推动世界和平建设，维护国际秩序的光荣使命，展示其对国际社会的贡献和价值。近年来，中国促成沙特与伊朗两个中东大国“世纪和解”、在巴以冲突中促成巴勒斯坦各派在北京举行和解对话……每当国际热点问题升温或危机冲突爆发，国际社会总能看到中国作为维护公平正义、积极推动对话协商的“救火者”，挺身而出，勇于担当，与西方大国“拱火者”姿态形成鲜明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