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现实基础、实践逻辑与路径支持

摘 要：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是党的二十大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能源综合效率提高、技术装备水平进步、能源市场化程度增加、国际合作水平提高共同构成了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现实基础。我国能源领域仍面临能源治理体制机制有待深化、油气自主供给能力不足、油气储备和调峰能力建设滞后、电力系统灵活性不够的现实问题，要求通过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来促进能源安全、能源产业协调发展、能源绿色化转型、技术创新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创新。改革创新体制机制、优化发展环境，守住安全底线、保证有序推进，提高能源效率、保证发展质量，提高新型能源产业发展、夯实产业基础为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提供路径支持。

关键词：新型能源体系；能源安全；能源发展；能源革命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西部地区能源绿色转型的特征事实与推进路径研究”（24XJY024）。

［中图分类号］ F206 ［文章编号］ 1673-0186（2025）003-0047-014

［文献标识码］ A      ［DOI编码］ 10.19631/j.cnki.css.2025.003.003

作者简介：刘鸿渊，西南石油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管理学博士，研究方向：能源经济管理；杨茜然，西南石油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石油工程管理；彭新艳（通信作者），西南石油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管理学博士，研究方向：能源经济管理。

能源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是维系国计民生的基础。总体上，能源资源具有稀缺性，能源结构和系统效率关系到一个国家和地区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始终将能源工作作为事关中国“站起来、富起来和强起来”的根本性问题，在对整个世界能源发展基本规律和总体趋势系统把握的前提下，不断调整能源发展安全战略，形成了改革开放前以“自给自足”为主、改革开放后以“走出去”、可持续发展的“开源与节流”、“四个革命、一个合作”的一系列能源发展安全战略体系，保证了不同时期国家发展战略对能源的需要，为国家经济社会建设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1］。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国家能源安全发展提出了一系列的重要论述，形成了“能源供给革命、消费革命、技术革命、体制革命和国际合作”的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能源篇章”，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能源体系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党的二十大擘画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作出了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的重大战略部署。新型能源体系有别于《“十四五”现代能源体系规划》中的现代能源体系。从新型能源体系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之间的关系看，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关键抓手，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以及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支撑，是国家能源安全和国家竞争力的有力保障［2］；从基本内涵看，新型能源体系是以清洁能源为主，以化石能源清洁高效利用为辅，以促进能源发展方式和用能方式的绿色低碳转型为核心要义，依托正在建设的新型电力系统，充分发挥电力在能源体系的平台枢纽作用，有效保障我国能源安全、助力气候变化全球治理，有效兼顾各方利益的新一代能源体系［3］；从本质特征看，新型能源体系具有低碳化、电气化、市场化、智慧化的典型特征［4］；从行动策略看，新型能源体系建设需要加强前瞻性思考，加强全局性谋划，加快整体性推进［5］。如果将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置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整体战略布局中去审视其价值和意义，那么不难发现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是实现能源系统自主可控的必由之路，是大国能源本质性安全的基本要求，既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是能源强国建设的战略重点，是有效化解人们对资源与环境约束下的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担忧的应然之举［6］。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能源革命、能源安全和生态文明建设的相关论述为指引，在全面认识清楚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现实基础条件和存在问题基础上，准确把握其实践逻辑，形成路径支持体系，是有序推进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现实之需。

一、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现实基础

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内生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内生于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规定了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实践要求。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既需要在理论层面回答新型能源体系“是什么”的问题，也需要在实践层面上回答新型能源体系“如何建”的问题，前者决定于其理论特征，后者决定于其实践要求，两者共同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现实基础。新型能源体系是可再生能源有序替代化石能源的过程，是数字技术与可再生能源相融合的分布式、智能化能源体系有序替代化石能源集中式、独立式的过程。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是一个系统形成过程，是与外部环境、系统内部要素协同演化的结果，具有其特定的演化规律，事关国家安全、经济发展格局，事关生态环境保护与应对气候变化，意义重大，影响深远［7］。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指导下，我国能源工作取得了一系列成绩，整体提升了我国能源经济实力，生态文明建设取得历史性成效，为国家综合实力的进一步增强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为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8］。

（一）能源供给和消费革命持续优化，能源综合效率显著增强

首先，多元能源供给体系基本形成，能源自主供给能力显著提升。具体而言，一是煤电清洁化生产格局基本形成。在国家政策作用下，煤炭生产经过“总量性去产能”到“结构性去产能、系统性优化产能”和技术创新，建成了世界最大的清洁煤电供应体系。二是油气供给保障能力不断提高。一方面，国内石油天然气探明储量持续增长，油气产品生产实现了平稳增长，2022年，国内原油产量增长至2.05亿吨，天然气产量增至2 201亿立方米，原油自给保障率提升至28.80%，天然气自给保障率提升至60%①。另一方面，油气国际合作进一步深化，已基本形成了中亚、俄罗斯、中东、非洲、美洲、亚太五大海外油气合作区。三是电力生产规模跃居世界首位，目前，我国拥有发电装机容量256 405万千瓦，其中，火电装机容量133 239万千瓦，水电装机容量41 350万千瓦，核电装机容量5 553万千瓦，风电光伏发电总装机达到8.2亿千瓦②。四是能源基础设施日益完善，电网覆盖范围和安全运行水平居世界领先水平，跨区输电能力大幅度提升，油气管网建设日益完善，能源互联互通能力明显增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能源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基本形成“西煤东运，北煤南调”的煤炭运输网络，基本形成“西气东输、北气南下、海气登陆”互联互通格局，基本建设“西油东运、北油南下、沿海内送”石油配送网络，基本形成“西电东送”电力输送格局，多层次、多元化调峰储备体系、能源应急保障能力显著提升［9］。截至2022年，累计建成22个地下储气库，实际工作气量约192亿立方米，建成抽水蓄能电站总装机容量突破4 579万千瓦，在建装机容量达12 113万千瓦③。

其次，能源消费结构明显改善，消费强度得到了有效控制。清洁能源在能源消费总量的比例从2012年的14.5%上升到2022年的25.9%，不仅能源消费增速逐步放缓，能源消费弹性系数总体保持较低水平，而且能源消费总量和消费强度得到有效控制，工业、交通、建筑等重点部门领域的节能减排效果十分明显，新能源得到了快速推广应用，新能源的整体消纳能力显著增强，能源消费终端电气化水平明显提升④。

再次，能源综合效率稳步提升。一系列鼓励性节能政策的出台和一大批节能技术的推广应用促进了工业、建筑、交通等重点领域的节能减排和节能型社会建设，能源利用效率实现了跨越式进步。2022年，全国万元国内生产总值（GDP）能耗比上年下降0.1%、万元GDP二氧化碳排放下降0.8%，节能降耗减排稳步推进。2012年以来，中国以年均3%的能源消费增速支撑了年均6.6%的经济增长，单位GDP能耗下降26.4%，成为全球能耗强度降低最快的国家之一［10］。

最后，碳排放水平显著下降。我国可再生能源供给能力的提高，不仅优化能源供给结构，而且也极大地降低了我国二氧化碳的排放水平。2022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1.52亿千瓦，占全国新增发电装机的76.2%，全国万元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21年下降0.8%，相较于2017年，降幅达23.68%。2021年，全国电力烟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量分别约为12.3万吨、54.7万吨、86.2万吨，较2015年分别下降69%、73%、52%①。

（二）能源技术革命持续深化，能源装备制造技术自主能力显著增强

首先，煤炭资源绿色开采技术与装备工艺水平进步明显。总体上，我国煤炭领域的科技创新经历了“部分引进”“全面引进”到“消化吸收再创新”的发展过程，逐渐从“跟跑”向“并跑”到部分“领跑”的发展转变，煤炭绿色开采和高效利用技术发展迅速，年产千万吨级综合开采成套设备，年产2 000万吨级大型露天矿成套设备已实现国产化。

其次，石油天然气领域勘探开发技术实现体系化。近年来，在国家一系列重大油气专项的支持下，我国实现了油气领域的地球物理、测井、压裂、钻完井装备与软件的自主化，形成坳陷湖盆大油田区成藏理论，掌握了岩性地层油气藏、海相碳酸盐岩缝洞型和成熟探区精细勘探关键配套技术，形成了国际领先的高含水提高采收率，先进的低渗透和稠油开发技术，创新形成了海相碳酸盐岩、前陆冲断带、低渗透—致密等领域天然气聚集理论和勘探开发重大技术。海洋油气资源勘探开发技术和装备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形成在重油、高凝油等特殊类型油气藏高效海洋油气勘探开发技术体系，形成了以海洋石油981为代表的海洋深水工程技术装备自主化发展，跻身于世界第二梯队［17］。

再次，页岩气、煤层气、致密油勘探开发关键技术取得了重大突破，分别形成了海相页岩气评价选区、甜点评价、水平井钻完井和体积压裂的页岩气勘探开发技术体系，形成了适用于中高阶煤层气勘探开发配套技术，形成了适合我国陆相储层的致密油勘探开发技术，促进了非常规油气资源的高效开发［12］。

最后，新能源装备制造能力进步明显。新能源装备是新型能源的技术载体，在高端装备制造业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是提升中国制造业综合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13-14］。近年来，我国实现了可再生能源关键零部件的国产化，光伏发电、风能发电产业化技术和关键设备与世界同步，第三代核电技术研发和应用居世界前列，大容量远距离智能化电网技术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三）能源体制机制创新改革持续深化，能源市场化程度显著提高

首先，电力体制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在市场建设方面，形成了以北京、广州两个区域电力交易中心为主，33个省级电力交易中心为辅的电力交易市场，市场参与主体超过10万家，形成了“中长期+现货+辅助服务”的电力市场化竞争格局；在交易价格方面，按照“放开两头，管住中间”的主导思想，有序放开发电侧和售电侧竞争性环节电价，建立了“基准价+上下浮动”市场化电力价格形成机制，实现了煤电价格联动；在新能源领域，光伏发电、风电上网退坡价格机制的实施，将标杆上网电价改为指导价，通过竞争性招标方式确定新建项目上网电价，保证了新能源电力项目的投资收益；在全国统一电力市场建设方面，按照“风险共担、利益共享”原则，通过协商和市场化竞争对跨省跨区送电价格进行市场化改革；在市场主体培育方面，全面放开经营性电力用户发用电计划，有序推动工商业用户参与电力市场交易，通过市场化形成用电价格；在市场监管方面，通过健全输配电价监管体系，出台定价成本监审办法、省级电网定价办法、区域电网定价办法、专项工程定价办法、地方电网和增量配电定价指导意见，形成了“准许成本+合理收益”为核心的输配电价监管制度框架，达到“管住中间”的目的。

其次，油气管理体制改革稳步推进。如图1所示，油气管理体制涉及矿权制度设计、市场管理制度等，其总体趋势是有序市场化，其主导思路是放开上游的勘探开发市场，管住中间，放开下游消费市场，目标是形成有序的油气市场体系。2012年，原国土资源部启动了页岩气探矿权招标出让，常规油气区块公开招标试点。2015年，国家向地方炼厂放开了原油进口权和原油进口使用权，赋予了地方炼厂公平竞争的权利。2017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深化石油天然气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形成了上游油气资源多主体多渠道供应、中间统一管网高效集输、下游销售市场充分竞争的“X+1+X”油气市场体系。2018年6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发布了《外资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18年版）》，取消了外资连锁加油站超过30家需要中方控股的限制。2018年，商务部发布《中国（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企业申请原油非国营贸易进口资格条件和程序》，第一次向非国营贸易企业放开原油进口权，进一步放开了油气进出口管理和外资限制。2019年6月，取消了上游勘探开发和城市燃气领域外资进入限制，形成了油气行业全面开放格局。2020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出台了《关于加快推进天然气储备能力建设的实施意见》，进一步聚焦储气能力建设投资不足、运营中缺乏统筹规划、行业标准缺乏、储气价值难以全面体现等难题，促进了天然气储运能力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