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交流互鉴视角下叙事传统差异性探析

摘 要：从文明进程的历史维度考察，叙事传统受到传播方式的深刻影响：叙事传统孕育于文明诞生之前，深植于口述传播之中；世界上各主要文明形成差异化的叙事传统，书写传播起到固化作用；故事形式和内容在全球范围广泛传播，但叙事传统保持差异性；叙事传统具有强持续性，在数字新媒体时代面向未来延续。中华文明的叙事传统相较于其他的叙事传统，具有显著的差异性和不可比拟的独特性，其中蕴含数千年未曾断绝的文明密码，是建设中华文明不断开创新局，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坚实基础和丰厚土壤。

关键词：叙事传统；叙事体系；文明交流互鉴

基金项目：重庆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互动传播条件下重庆市影视文化与旅游产业深度融合发展研究”（2023NDYB123）。

［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章编号］ 1673-0186（2025）003-0136-012

［文献标识码］ A      ［DOI编码］ 10.19631/j.cnki.css.2025.003.009

作者简介：钱践，西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大众传播学博士，研究方向：影视传播、叙事传播、媒介体制。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的讲话、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及在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密集地谈到“文明”，在“推动文化繁荣”的基础上，提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在反复强调“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基础上，提出“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1-4］。其中包含两个方面理论意蕴的深化：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向“中华文明”的深化；从“中国故事”向“中国叙事体系”的深化。特别是2023年3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讲话中提出“全球文明倡议”，强调文明交流互鉴与包容，文明传播成为国际传播的新坐标［5］。中国叙事的体系化、学理化与文明传播的有机结合是学界亟待解答的重要课题。

一、叙事传统及其差异性来源

叙事学是文学理论的一个领域，“中国叙事传统”和“西方叙事传统”立足于中西方相对隔离、独立发展的文学传统，主要界定以文字形式存在的叙事方式［6］。更广阔的学术理论框架要求新的切入路径，只有考察“文学叙事”之外的所有叙事形式，才能从总体上去把握“叙事传统”的本质［7］1，4。“叙事传统”是在历史中展开的叙事体系：世代承袭、相沿成习的“讲故事的特定方式”从过去传承到今天并延续到未来，具有相对稳定的“形式”和“内容”，在文明进程中形成的特征明晰的“叙述的惯例”，蕴含、生产和传播特殊的文化意义。这产生一个相关问题：叙事传统差异性的来源。“差异”（divergence）作为“融合”（convergence）的反义词，建立在特定的基础上保持不同的状态，与“多样化”（diversity）的含义有所不同，例如，语言演变中的差异现象（linguistic divergence）并不会无限制地导致多样化。如果立足基点为人类思维能力的同一性，产生叙事的叙述智力作为“思维装置”普遍存在，则可推导出一个单数形式的叙事传统，如，一套基于集体无意识的、普适于所有人群的原型神话或单一神话。在全球传播成为普遍现象的今天，可以采用任何一种跨时间、跨地域的普适故事“形式”，讲一个任意“内容”的故事，例如，运用好莱坞的经典“三段式”故事结构（这种故事讲述模式至少可以溯源到古希腊戏剧）来组织情节和塑造人物拍摄一部中国题材内容的电影，据此就很难分辨这究竟是西方的还是中国的“叙事传统”。此外，界定“叙事传统”通常伴随着一种“认定他者”的话语操控，例如将“中国故事”认定为西方叙事语境的“他者”，这便以一种隐蔽的方式取消了差异性，以“预设战场”的方式确立后者的优势地位，消解了前者的主体性建构。当缺乏其他深层次的基础时，“叙事传统”则是一个模糊而暂时的概念。如果我们采用“惯例”（或习俗convention）这一概念来强调一定范围内叙述者和受叙者共享意义的方式，故事讲述“惯例”的边界或许能够避免随时等待被取消的命运。因此，对“叙事传统”的分析不能只针对叙事文本层或话语层的特定“形式”或“内容”，而是应将其差异性基础建立在产生“叙事惯例”的历史条件之上，其中语言和文字对叙事的影响尤为显著。在文明发展进程中，“叙事”思维活动的特性形成并固化下来，呈现为对叙事者和受叙者双方共享的通过“叙事惯例”开展的交流方式；在以语言和文字为传播和交流媒介的限定性影响下，文明体系内部被普遍接受的“故事讲述”意义生产方式成为文化传统的一部分，这构成本文所论述的差异化的“叙事传统”。

二、关于“文明”的合理共识

不同的文明形态拥有不同的“叙事传统”，阐述这个命题之前可以先对“文明”进行一般性考察。当“文明”被定义为与进步的信念相关的“与野蛮状态相对立的状态”，这种“单数形式的文明”“单一文明观”已然成为一种西方中心主义的超级意识形态［8］4-8。规定从高到低的文明等级的观念已受到广泛的批判，例如，汤因比即认为“文明统一性”是现代西方历史学家受其社会环境影响而产生的一种误解［9］38，世界各地有符合自己古代社会发展特点的文明形成标准。雅斯贝尔斯［10］54-56、汤因比［9］36、布罗代尔［8］7、亨廷顿［11］23-25等学者对文明观进行了深刻的反思，采用“社会”“文化体系”等概念表述，建立起研究多元文明的学术范式，系统地考察了“复数形式”的文明。如果“文化趋异，而文明趋同”，即认为文化是多样性的意义表达，而文明具有统一的标准和共同的目标。这一消解文明差异性的表述是武断的，更适当的描述应该是：文化是多元化（diversity）的，文明是差异性（divergence）的。文明是否会在未来融为一体尚待商榷，这个“趋”字至少认定了当前“多元（复数）文明”的现状。通过综述，可以得到关于“文明”的一些主要的知识，已经形成一种“合理的共识”：公元前2000年及以前已经存在苏美尔、古埃及、古印度（哈拉帕和摩亨约-达罗文明为“古印度文明”，存在于“吠陀文明”之前，可能与苏美尔文明有关联）、古代中国、米诺斯、玛雅、安第斯等古代高度文明或第一代文明；以第一代文明社会为亲本，诞生出赫悌、巴比伦、叙利亚、希腊、伊朗、阿拉伯、印度、中国、中美洲墨西哥、尤卡坦等十几个第二代文明；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间在中国、印度、地中海三个地理隔绝、互不了解的地方出现了实现“超越突破”的中华、印度、希腊、希伯来轴心文明；直到今天仍然存在中国、印度、伊斯兰、东正教、西方五大文明体系；根据当代世界的地缘政治态势加上日本、拉丁美洲、非洲文明可列举出八大文明；其中，中华文明是公认的唯一经历了全部人类文明历史并延续的文明，没有发生文化地域的迁徙，也未发生蛮族入侵冲击后的中断［12］25-27。上述文明经历的一些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即只有屈指可数的几种文明产生并保持了“共同语言、共同文化及共同神话的统一体”［10］56，发展出了具有系统特征、独立于外在影响的叙事传统。

三、叙事传统差异性的传播视角考察

与文明进程相对应的叙事传统受到传播方式和传播媒介的深刻影响，各传统之间的显著差异具有重大意义。伊尼斯的“媒介偏向论”认为口述（口头）传播和书写（书面）传播在文明中产生一种偏向，从而造成持久的影响［13］2-19。采用“口述/书写传播”的区别即是以语言和文字为立足基点，以此为参照，“叙事传统”展现出如下的体现“差异性”的现象。

（一）叙事传统孕育于文明诞生之前，深植于口述传播之中

“叙事”是一种出现得非常早的人类建构生存经验和文化经验的基本思维活动，在远未步入“文明”的门槛之前，与语言能力的获得同时，远古人类即开始进行故事讲述。在世界各地发现的史前壁画，原始智人在岩壁上画下“猎杀野牛”这一事件，是叙事思维活动的重要痕迹之一，这些通过图像传播的叙事活动出现时，“口述语言”不在场是不可想象的。语言何时出现在考古学家中并无一致意见，从200万年至几万年前的假说都有，而原始的语言形式已很难重构［14］。古基因学①关于“语言基因”的研究认为，智人在距今五万年前后通过基因突变拥有了更强的复杂语言能力［15］28-30，在“认知革命”中获得了“讲故事的能力”，可以组织更大规模的社群合作，在生存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从而战胜了尼安德特人。后者也许开始指称事物，但尚未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语言能力，因此“会讲故事”的人种灭绝了“不会讲故事”的人种。卡西尔采用“神话是语言投射在思维上的阴影”［16］35这一观点，认为语言与神话同源：当语言尚未完全成熟，名词、动词、人称、时态等基本语言现象尚未分化时，史前人类进行故事讲述的思维能力已经就位。在喷薄的叙事冲动的驱动下，清晨那抹即将消逝的玫瑰色的微光最后演变成了神话的主人公——“神”①。这一论点仍然值得探究之处在于：从智人具备“讲故事”的思维语言能力到“神话”成型中间至少有几万年的时间，在这一漫长的时间过程中，象征思维的能力仍在形成过程中。“神话”很可能不是最早被人类讲述的故事，有学者认为最早的故事也许是部落熟人间的“八卦”（gossip）。但“神话”无疑是被保留延续的最古老的成为“体系”的故事，因为“神话”的本意既是“神的故事”，更是人类群体的“共同故事”。卡西尔提出，语言发展为神话宗教思维提供一种崭新且必需的智力工具，“神话制造思维”和“语言制造思维”是同一的。从最先的“瞬息神”到太阳神、风神等“专职神”，最终演变成“人格神”，卡西尔称为“系词”的名词化，“‘存在’（being）的表达成了一种关系的表达，……成为人们得以将上帝的全部属性统统归结在一个单一的标题之下的表达方式”［16］101，从而形成抽象含义的“神”这一概念。神话的背后是口述语言，或者说神话和口述语言的协同发展促进人类思维能力的成熟，这就是意识的产生。

在文字出现以前的史前时代搜寻有关于“故事讲述”雪泥鸿爪的痕迹是非常艰难的任务，因为留存下来可供考察和佐证的资料太少，只能在争议不断的比较神话学和考古发现中去摸索“叙事体系”的发生脉络。但“叙事传统”的基础建立在“口述叙事”之中，因为它存在的时间至少是文字形式的“书写叙事”的十倍以上。“叙事体系”以“神话”的特定方式在时间长河的深处被系统地保留下来，经过了层层包裹和扭曲。根据心理学故事记忆实验，如果没有文字记录作为标准，“口述故事”在口口相传的随机状态下传播，故事在很短时间内就变得面目全非［18］，因此，维持叙事体系稳定传承的一定有其他东西，例如诗歌的音韵、节律等语言特征即是保持故事信息延续的一种口述传播技术。很多文明用史诗来传播自己的神话故事，在文明发展早期内部形成一个记忆力非常好的如祭司、巫师或民间口头诗人等口述传播团体，处于文化意义生产系统的核心位置。根据“口头诗学理论”，也称“帕里-洛得理论”，“口头诗人们”运用各种“结构性构件”，如程式（formula）、典型场景、故事范型等“记忆单元”帮助记忆［19］，保存了一些具有重要文明含义的神话、史诗等故事，构成了“叙事传统”赖以生长的土壤。

（二）印欧神话奠定了西方叙事传统的主要基础

“印欧神话”揭示了“口述语言”与“史前故事（神话）”之间的深刻关系。印欧语（亦称印度—日耳曼语系）的同源性被称为19世纪最重大学术发现，语言学家根据考古证据认为，在公元前4000年到2500年，乌克兰东部和俄罗斯大草原成为游牧民族所使用的“原始印欧语（Proto-Inde-European，PIE）”的原乡。“印欧人”指说印欧语的人群，包括公元前3000年侵掠古欧洲的颜那亚人，公元前1500年左右侵入印度和伊朗的雅利安人，也包括后来考古发现或记录在各种历史中的辛塔什塔人、亚该亚人、多利安人、斯基泰人、辛梅里安人等。他们最早在四轮车上游牧与迁徙，驯化了马，发明了双轮马战车，手持青铜武器开启了作为“文明粉碎机”的武力劫掠和征服之路。汤因比指出，“雅利安人、赫悌人和亚该亚人，在文明的门槛徘徊时，他们中的每一个都发明了自己的诸神；在入侵并成为征服者之后，他们仍会保持自己的蛮族信仰；他们虽然‘无知到不可理喻’，但都成功地建立了新的文明——印度文明、赫梯文明和希腊文明”［9］421。学者们认为，印欧语的成功扩张依靠的并非完全是种族间的武力征服，而是神话、叙事、仪式以及“庇护人—附庸”关系建立。由此可见，这些“游牧蛮族”不但会讲故事，而且叙事能力相当强。“印欧神话”扮演的关键角色展示了叙事能力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当然，其中的因果关系可能应倒转过来，正因为建立了这样的社会关系，相应的神话内容才大行其道。很多印欧语族在原始印欧语中都有同源相似的名字，古语言学家发现了大量词语的共同根源，例如“车”“车轴”“车轭”“轮子”等，也间接影响到了汉语。印欧语中很可能最早出现了“神”这一口语词，语言学家认为梵语“天父帝奥斯”等同于希腊语“天父宙斯”、拉丁语“朱庇特”、古诺尔斯语“蒂尔”等，可能还包括汉语“天帝”。“印欧神话”的普遍主题，如神谕、远方家园、诅咒放逐、英雄远征、流浪归来、异域爱情、野兽养子、屠龙（蛇）传说（如赫悌语神话中天神Tarhunz战胜蛇怪Illuyanka的故事）等，常见的“迁徙”和“漫游”故事母题有非常明显的游牧部落生活方式的影子，同样的母题鲜见于农业定居文明（如黄河和长江流域的中华农业文明），但很多试图将印欧神话模式普遍化的学者选择性地忽视这一点。原始印欧人尚不能称“民族”，亦不能称为文明，没有文字，但口述语言的力量在“叙事传统”中已留下深刻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