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关于新时代国家治理重要论述的四重价值

摘 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国内外形势变化和我国各项事业发展的实际出发，提出了许多关于新时代国家治理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具有理论与现实、历史与未来等四重价值。它们在理论上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调适了政治统治职能和社会管理职能的比例，扩大了国家治理主体的范围；在实践中锻造了争夺国际话语权的有力武器，打破了西方话语垄断，不断讲好中国故事，解决中国“挨骂”问题；在历史长河中继承和弘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挖掘了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中的宝贵治国智慧，推动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在未来征途上提供了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在理念上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在实践上推进了多边合作机制的有效运作。

关键词：习近平；国家治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话语权；全球治理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深化发展研究”（14AZD003）；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特别委托项目“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研究”（2020MYB040）。

［中图分类号］ D630 ［文章编号］ 1673-0186（2024）001-0048-015

［文献标识码］ A      ［DOI编码］ 10.19631/j.cnki.css.2024.001.004

一个时代总有一个时代的问题，正所谓“问题是时代的格言，是表现时代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1］。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时代方位、实践要求和历史使命，发表了关于新时代国家治理的一系列重要讲话，直面了国家职能和国家治理主体的问题，正视了中国争夺国际话语权的难题，解答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课题，回应了处在历史十字路口的世界向何处去的议题，集中展现了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治国理念和执政方略。全面深刻地认识习近平关于新时代国家治理重要论述的重大意义，有助于增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自觉性和主动性，更好地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早日实现。

一、理论之维：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

习近平关于新时代国家治理的重要论述既坚持了马克思、恩格斯国家学说的基本观点，同时又根据新的实践、新的发展、新的问题提出了许多新的思想、新的观点、新的论断。当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深刻揭露与批判资本主义国家的弊病、总结巴黎公社管理新社会的经验教训基础上，提出了未来国家治理的基本设想；列宁对马克思恩格斯国家学说进行了布尔什维克化的初步改造，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与实践的发展。但不可否认的是，在较长一段时间里，人们相对比较偏重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中的政治职能，而对国家的其他职能关注略显不足。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进行了中国化的改造：一是调适了国家政治统治职能和社会管理职能的比例，二是扩大了国家治理主体的范围，推进了新时代中国国家治理的现代化。

（一）统筹兼顾和有效发挥了国家两种基本职能

马克思和恩格斯论述了国家的两种基本职能，并且强调“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2］559-560。尽管这种认识本身是非常深刻的，但由于他们并没有直接参与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实践，所以他们的这种论述只是原则性的和预测性的，怎么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协调两者之间的比例，是他们所不能具体给出的。列宁虽然有领导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实践，但时间太短，而且当时严峻的国内国际形势，使列宁的许多探索偏重强调要利用好国家的政治统治职能——无产阶级专政。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只有懂得阶级专政“才算掌握了马克思国家学说的实质”［3］。尽管这一时期列宁也重视国家的社会职能，但他更多的还是从政治角度来谈论社会职能。列宁曾讲道：“从事国家的经济建设，收获更多的粮食，开采更多的煤炭，……消除饥荒，这就是我们的政治。”［4］可以说，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主要是从政治角度推进国家建设的。虽然此后有新经济政策的调整，但列宁之后，尤其是斯大林在位期间，政治职能几乎是包容一切的，想问题办事情都是“政治性”的。中国在一段时间里，也有这种倾向。

在新时代国家治理问题上，习近平当然也强调政治统治这种职能，强调人民民主专政、强调党的领导，等等。但习近平也从国家消亡、实现共产主义这一宏大视角去认识国家治理现代化，意识到单纯的政治统治将越来越少，而社会治理将越来越多，即意识到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等在新时代国家治理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强调深入推进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促进党和国家机构职能在系统方面和整体性方面不断进行加强和完善［5］；加强公共服务和社会事务管理，“政府要切实履行好服务职能”［6］112。其实，恩格斯早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就曾预言这种变化趋势，他指出：“当国家终于真正成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时，它就使自己成为多余的了。……那时，对人的统治将由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2］812我们看到新时代国家的职能悄然呈现出从统治向管理、治理以及服务转变的倾向。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不仅首次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命题，而且多次提及治理体制、治理结构以及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第三方治理等具体概念。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则专门通过了相关制度文件，系统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事实上，尽管“治理”和“管理”只有一字之差，但它“体现的是系统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综合施策”［7］。新时代国家治理的理念实现了从管控型向服务型转变，从优先政治职能到强调社会职能的转变。顺应这一理念转变，国务院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到2020年年底国务院先后取消和下放国务院部门行政审批事项的比例达47%，彻底终结非行政许可审批，压减国务院部门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达71%［8］。治理、服务的色彩越来越浓，而统治、管理的色彩越来越淡。当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这种转变并非不要政治统治职能，相反，它要求加强党对涉及党和国家事业全局的重大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提高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能力和定力”［9］；强调的是党要管好大政方针，而不是说一切事情都要党去管。

（二）不断扩大和有效利用了各种国家治理主体

马克思、恩格斯充分肯定了人民在国家治理中的主人翁地位，强调“必须使国家制度的实际承担者——人民成为国家制度的原则”［2］72-73。他们高度颂扬了巴黎公社所采取的措施，认为“公社是法国社会的一切健全成分的真正代表，因而也就是真正的国民政府”［2］106，公社“所采取的各项具体措施，只能显示出走向属于人民、由人民掌权的政府的趋势”［2］107。为了使官员都成为公仆和勤务员，他们设计了这样的“薪酬”制度——“从公社委员起，自上至下一切公职人员，都只能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报酬”［2］98。可以说这些理念非常先进，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例如，今天中国的公务员薪酬制度设计，就仍然基本上坚持这个原则。这里需要着重指出的是，人民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主人，在国家治理中居于主体地位［10］，这是毫无疑义的。但由于现代国家普遍实行的是代议制，所以尽管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但很多人并不能直接参与国家治理，而是由人民选出的代表来进行国家治理。换句话说，能够直接参与国家治理的主体实际上是相对有限的。在近代民族国家独立的过程中，由于要求集中有限的资源，迅速做出反应等而不得不强调政令统一，实行一元化领导，指派、委任代替了人民选举。这原本是特殊时期的特殊政策，但如果一些国家和地区不适当地将其扩大化，在平时也采取这些特殊政策，就可能会使治理主体（人民代表）呈现脱离人民的倾向，滋生官僚主义，使公仆演变成了“官老爷”。此外，在某些过分强调阶级斗争的情况下，两极思维消除了中间阶层的存在，不是人民就是敌人，错误地将人民划为敌人，治理主体来源的广泛性遭到极大压缩，治理主体构成的公正性受到严重损伤。

毛泽东曾经尝试用群众运动的方式来预防和解决党和政府工作人员变质、变色、变味的问题，赋予人民治理权、扩大治理主体的范围，在初期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因为缺乏必要制度约束，最终也不能算是成功的。在新时代，习近平同样认识到治理主体的范围不能封闭，因此依法有序扩大了治理主体范围，不仅发挥传统的党和政府的作用，而且突出强调人大、政协等机构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尤其是高度重视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明确提出要“激发社会组织活力，……适合由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和解决的事项，交由社会组织承担”［11］。在新时代国家治理中，党和政府虽然仍将是最重要的主体，但已不是唯一的主体，各种治理主体应该各司其职、各尽其力，共同把国家治理好。对此，有学者指出，习近平关于新时代国家治理的重要论述在传统国家理论中增加了新的内容，“凸显了国家政权的所有者或者叫主权的拥有者与受委托的职业管理者的授权和问责关系；突出了多元行动者之间的合作管理；强调维护秩序和提供社会公共服务的并重”［12］。当然，我们也应当明确，扩大治理主体的范围有助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参与国家建设，但并不是要弱化原有党政主体的作用。相反，中国近代独特的政党与国家生成关系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国家治理中的核心地位［13］。因此，我们要更加努力推进党和政府自身建设，练就过硬本领，使其成为更称职的治理主体，在新时代国家治理中更好地发挥组织和领导作用，实现“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14］29。就此而言，习近平关于新时代国家治理重要论述恰恰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尤其是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国家职能和国家治理主体范围相关理论的丰富与发展。

二、现实之维：回应和解答了中国争夺国际话语权的问题

话语权是一种神奇的力量，它虽然以实体力量（硬实力）为基础，即没有强大的实体力量，话语权也无法强硬和有力。但话语权与实体力量的发展并不同步，即并不是说有了强大的实体力量，就有了话语权，话语权需要精心建构。中国在这方面尤其要加大建构力度，努力打造反映中国实践、体现中国特色、具有中国表达的中国话语权，迅速改变中国因缺乏必要的话语权而导致“挨骂”的被动局面。

（一）努力争夺中国故事解读权，不断解决中国“挨骂”问题

早在20世纪70年代，福柯（Michel Foucault）就曾指出“话语即权力”的著名论断，强调谁掌握了话语，谁就掌握了对世界的秩序的整理权［15］。约瑟夫·奈（Joseph S. Nye）则直接提出“软实力”的概念，强调借助它可以使人随我所欲，在国际上可以“造就一种情势，使其他国家仿效该国倾向并界定其利益”［16］。西方国家在这些理论的影响和指导下，精心构建了强势的话语体系，在相当程度上，垄断了国际话语权，使其不仅在物质上强大，而且在文化精神上葆有“道义感”。据不完全统计，欧美媒体垄断了全世界90%的新闻信息，西方三大通讯社（美联社、路透社及法新社）的日发稿量相当于84个国家新闻单位组成的不结盟通讯社提供新闻量的1 000倍［17］，使其他国家的好声音传不出去；在重要的国际学术组织、学术期刊、学术评价数据库等方面，西方的优势更是非常明显，以SSCI收录的3 216种期刊为例，美国1 364种，占42.41%；英国979种，占30.44%；中国大陆11种，仅占0.34%，没有一种以汉语为办刊语种的期刊［18］。对信息占有的极大不平衡，使中国的好声音、好故事在国际上很难被人听到。西方不仅“垄断”了信息源，让世界只能听他们说；而且还恣意抹黑他国，向世界传达错误信息。例如，新疆棉花事件、新冠肺炎病毒命名问题等。对于这种造谣、攻击与抹黑，普沃斯基（Adam Przeworski）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其背后的底层逻辑——一种制度的优越性通常是通过另一种制度的缺陷表现出来［19］。由此，攻击中国社会制度来美化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正是美国惯用的伎俩。随着中国的崛起，美国等西方国家纷纷加入对中国奇迹、中国模式的解读中，提出了诸如“国家资本主义”“专制统治加市场经济”等等，一定程度上抢占了我们对自身发展模式的解读权，甚至在相当程度上，使我们的发展陷于被解释状态。换句话说，我们应当承认，当前中国的话语体系建设相对滞后，与中国道路的成功实践相比，还未形成与之相匹配的中国话语体系。所以，习近平强调：“落后就要挨打，贫穷就要挨饿，失语就要挨骂。……争取国际话语权是我们必须解决好的一个重大问题。”［20］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