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文化虚无主义的批判及当代启示

摘 要：文化虚无主义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危害极大，严重威胁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指导地位，打击革命力量、破坏党和国家建设，阻碍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毛泽东以唯物史观批判了文化虚无主义的唯心史观，以人民主体观批判了文化虚无主义的少数主导观，以辩证法批判了文化虚无主义的形而上学。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文化虚无主义以更加隐蔽的网络方式侵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毛泽东对文化虚无主义的批判为新时代有效应对文化虚无主义错误思潮的影响提供了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

关键词：毛泽东；文化虚无主义；当代启示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时代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重大成就与基本经验研究”（23BDJ039）。

［中图分类号］ A84 ［文章编号］ 1673-0186（2024）001-0063-012

［文献标识码］ A      ［DOI编码］ 10.19631/j.cnki.css.2024.001.005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不同时期，文化虚无主义以不同的样态传播不利于革命和建设事业发展的错误言论，企图动摇马克思主义对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根本指导，攻破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文化防线，破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事业。毛泽东对文化虚无主义的严厉批判及本质揭露，为新时代引领文化虚无主义思潮积累了宝贵经验。当前，文化虚无主义以新面貌、新方式、新手段在我国文化领域暗流涌动，虚无和丑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动摇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深入研究毛泽东对文化虚无主义的批判，对旗帜鲜明地反对文化虚无主义、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一、文献综述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不同时期，党内外存在着若干威胁革命和建设前途与命运的错误思潮，毛泽东对这些思潮进行了严厉批判。梳理学术界关于毛泽东对错误社会思潮批判的相关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5个方面。一是关于毛泽东对历史虚无主义进行批判的研究。蒋明伟以五评白皮书为例，分析了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对华友谊论”“否定革命论”“西方催化论”和“极权政府论”等歪曲中国历史、诋毁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虚无主义错误言论进行的严厉批判，认真总结了其中批判历史虚无主义的原则、方法等，得出了对当前批驳历史虚无主义的重要启示［1］。二是关于毛泽东对非马克思主义社会思潮进行批判的研究。陈玉斌以基尔特社会主义思潮、民粹主义思潮和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为例，分析了毛泽东在批驳这些错误社会思潮的过程中如何坚持、发展和捍卫马克思主义，为此后人们以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树立了光辉典范［2］。黄志高以1957年为特定考察时段，分析了毛泽东应对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系列观点和方法论，指明了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必要性和重要性［3］。三是关于毛泽东研究中的历史虚无主义批判研究。刘仓认为，毛泽东研究中的历史虚无主义主要表现为否定毛泽东的历史功绩、动摇甚至取消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妖魔化毛泽东的民族英雄形象，进而妄图使中国走上西方道路［4］。韩步江认为，历史虚无主义在毛泽东研究中具有自身不可克服的认识论“症结”，实质上是一种完全放弃历史唯物主义、片面发展认识能动作用的唯心主义［5］。四是关于毛泽东早年对尚武思潮的认同与超越研究。罗学艳认为，清末尚武思潮对青年毛泽东产生了深刻影响，毛泽东对其进行了批判性吸收，超越了尚武思潮的军事化倾向，在认识上较大程度地突破了尚武思潮的局限和弊端［6］。五是关于毛泽东与新中国文学思潮嬗变的关系研究。张炯分析了毛泽东对促进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潮不断占领新阵地产生的积极作用，指出了毛泽东晚年在文艺文学思潮嬗变中的“左倾”错误［7］。综上，学术界关于毛泽东对错误社会思潮批判的研究成果有限，而文化虚无主义作为负面影响较大的错误思潮，引起了当时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高度重视，并对其进行了严厉批判。总体看，学界关于毛泽东批判文化虚无主义的研究还基本处于空白，绝大多数研究都聚焦于“毛泽东研究”或“毛泽东思想研究”领域的历史虚无主义批判。

二、毛泽东对文化虚无主义批判的战略意义

文化虚无主义作为一种反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思潮，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危害极大，它以唯心主义、否定人民主体作用、形而上学等姿态，严重威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混淆中国人民的正确认识，破坏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阻碍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和发展，迫切需要对这一错误思潮进行严厉批判，避免给党和国家事业带来严重后果。

（一）巩固马克思主义根本指导地位的必然要求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面临着各种反动思潮和错误思想的挑战，马克思主义在我国革命和建设中的根本指导地位受到严重威胁，影响革命和建设沿着正确的道路发展。“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8］477这一时期，包括文化虚无主义在内的各种“主义”在我国思想界十分活跃，各种“主义”之间为争夺主导地位展开了激烈的论战，许多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对马克思主义大肆攻击，大力鼓吹种种反马克思主义言论，用各种手段阻止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马克思主义以其真理的力量最终战胜了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在众多“主义”中脱颖而出，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唯一选择，并最终被确立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然而，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地位的确立，却引来了国内各种反动思潮的诘难，这些反动思潮利用中国民众对马克思主义尚未深入了解的现实，直接或间接地污蔑、歪曲马克思主义，混淆视听，企图误导中国人民怀疑甚至否定马克思主义，进而动摇马克思主义对中国革命的指导。长期存在的各种片面、孤立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思潮，常常披上文化的外衣，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选择性虚无，以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方法批判中国文化传统，为“全盘西化论”制造合理依据。表面看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虚无，实质是通过占领意识形态阵地动摇马克思主义思想基础，进而达到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目的。为此，毛泽东高度重视党内外马克思主义思想建设，反复强调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回应和解决各种反动思潮、错误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攻击，坚定不移地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指导地位。

（二）廓清人民思想迷雾、进行革命斗争的迫切诉求

鸦片战争以后，中华民族陷入了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无数仁人志士先后掀起了从西方技术、政治制度再到思想文化层面的学习热潮，试图通过西方民主科学思想拯救处在危难中的中华民族。具有“思想启蒙的新文化运动”［9］5，使马克思主义以及西方其他各种“主义”蜂拥而至，各种非马克思主义者、反马克思主义者用文化虚无的方式散播其思想主张。他们把马克思主义渲染为预知未来的“先哲”，抹杀马克思主义同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本质区别，臆造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之间的矛盾，扰乱中国人民对马克思主义正确思想文化的认识，进而破坏中国的民主革命。毛泽东很早就注意到文化对中国革命的巨大推动作用，他认为文化是战胜敌人的重要法宝，而且十分重视“笔杆子”与“枪杆子”的有机结合，认为脱离“笔杆子”指导，仅靠“枪杆子”难以取得革命胜利，必须把文化的力量有效转化到革命运动中，从文化和军事两条战线应对敌人的文化围剿和军事围剿，唯有如此，中国革命才能顺利向前推进。毛泽东高度重视文化建设，尤其关注党内思想文化建设，针对党内出现的文化虚无主义，毛泽东曾多次作专门批判，教育广大干部群众要科学认识和分析问题，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契合。只有帮助广大人民群众廓清思想迷雾，才能有效清除文化领域的毒素，为科学理论、先进文化深入群众扫除障碍，真正实现文化为革命服务，进而壮大中国革命斗争的力量。

（三）建成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国家的目标追求

新中国的成立翻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完成了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逐渐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致力于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后，毛泽东认为，随着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必将会带来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华民族将会是一个具有高度文化自信的民族，对恢复国民经济、实行“一化三改”加快推进国家工业化充满信心。经济的发展也带来了文化的繁荣，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优秀文学艺术作品大量涌现，如小说《青春之歌》《创业史》，电影和舞台剧《红色娘子军》《霓灯下的哨兵》，歌剧《江姐》等。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更是这一时期的经典”［9］201-202。这一时期，批判和清除以文化虚无主义为代表的各类反动文化思想，是净化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发展空间的必然选择。只有这样，才能筑牢我国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防线，有效防止错误思想对文化领域的侵蚀，进一步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指导地位，牢牢掌握文化主动权，最终建成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社会主义国家。

三、毛泽东对文化虚无主义的“三重”批判

不同时期的文化虚无主义呈现出不同的样态，无论其形态如何变化，其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本质却没有改变。毛泽东对文化虚无主义的批判，深刻揭示了文化虚无主义否定物质性、人民性、辩证性等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本质。

（一）以唯物主义文化观批判唯心主义文化观

一是坚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批判文化虚无主义者的文化决定存在的观点。“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10］663-664，观念形态文化是人的意识对外部世界的抽象反映，是以客观存在为认识对象，经人的实践活动创造出来的精神产物的总和。而文化虚无主义脱离文化存在的现实根基，从精神观念出发，颠倒存在和思维的先后关系，无条件夸大思维的作用，必然陷入唯心主义桎梏。对此，毛泽东在为新华社写的对美国资产阶级发言人艾奇逊信件的评论中，有力地驳斥了艾奇逊虚无中国革命发生的现实根源，批评其从思想文化方面寻找中国革命发生原因的唯心主义观点，并对中国革命发生的现实根源做了深入的理论澄清。艾奇逊认为，中国高度的文化和文明之所以延续数千年，是因其强大的驯服和融化侵入者能力，但西方文化的“进取性”品质，导致西方人不但没被中国融化，还为中国带来了许多新思想，引起了中国革命。在这里，艾奇逊把中国文明长期高度发展的原因归结于文化本身的同化力，丝毫不提决定文化发展的经济因素，这是虚无文化发展现实根源的集中表现。他还片面夸大西方文化思想的作用，无视中国革命发生的物质根源，认为西方思想是中国革命发生的决定性因素，这是一种典型的唯心主义思想。针对艾奇逊“观念决定革命”的观点，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不是什么西方思想的输入引起了‘骚动和不安’，而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引起了反抗”［11］1513。毛泽东认为，中国发生革命的原因不应当从观念出发到思想文化世界里寻找答案，而应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深入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矛盾，从社会现实中找寻革命发生的根源。毛泽东深刻批判了以艾奇逊为代表的西方文化虚无主义者从观念出发演绎社会存在的观点，他认为按照这样的逻辑必将出现思想无法解释现实的怪象，即“一大堆莫名其妙的事变”［11］1516，深刻揭露了以艾奇逊为代表的西方文化虚无主义者虚无文化发展的现实基础，颠倒思想文化与客观存在的先后关系，不了解革命爆发是缘于社会现实的唯心主义本质，鲜明地表明了马克思主义者坚定的唯物主义立场。

二是坚持文化对社会实践具有能动作用，批判文化虚无主义者割裂文化与实践关系的观点。毛泽东认为，文化“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的政治和经济”［10］664，能够指导社会实践，推动实践发展，反过来，社会实践也能促进文化的丰富发展。抗战时期，党内存在不少忽视或否认文化理论对政治、军事发挥指导作用的盲动主义思想倾向，这种错误思想本质上割裂了文化与政治、经济、军事等其他方面的有机联系，否定和虚无文化的实践力量，把文化片面理解为客观世界的被动反映。在中国革命进程中，一些文化虚无主义者轻视或无视革命理论指导革命运动的重要作用，主张以主观臆想或个人经验指导革命进行斗争，导致革命运动遭到多次失败。对此，毛泽东进行了深刻批判，他认为中国革命力量不仅包括政治、经济力量，还包括文化力量。作为革命力量的文化，意味着实现了从“批判的武器”到“武器的批判”的转化，通过指导实践促进革命力量的不断壮大。毛泽东指出：“笔杆子跟枪杆子结合起来，那末，事情就好办了。”［12］强调必须要文武双全，依靠军事和文化“两条战线”进行革命斗争。毛泽东在《实践论》中进一步说明了理论对实践的能动作用，他认为改造世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更为重要的一半，理性认识理论指导实践促进外部世界发生的变化，有力地驳斥了党内否定先进理论对革命具有重大作用的错误思想，指出了文化虚无主义者割裂文化理论与革命实践关系的极端本质。毛泽东充分肯定文化对社会实践具有能动作用，但也承认这种能动作用并不总是积极的，错误的、超前的、滞后的文化思想对社会实践将产生阻碍作用，甚至影响社会其他方面的发展。毛泽东认为，必须坚决反对革命队伍中的错误、落后思想，这些错误或“落后的东西拖住了好的东西”［13］，或是把幻想“勉强放在现时来做”［14］，都没有对客观实际进行真实反映，超前或滞后于社会实践，必然不能有效指导社会实践向前发展。只有如实反映客观实际，与时俱进、实事求是，遵循社会发展规律，文化才能为社会实践活动提供科学的行动指南。由此可见，毛泽东不仅承认文化作为思维存在的能动作用，强调文化是推进中国革命的强大力量，而且他还一分为二地分析了文化能动作用发挥的多种情形，彰显了毛泽东在文化问题上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