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性

摘 要：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从实质上讲，中国式现代化就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在中国的实践形态和“具体化”，体现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在中国发展的个性特点和特殊规律。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路径选择，更是系统的理论，是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理念、目标、发展战略、制度基础、文化蕴涵等多重内容的总结提炼。本文试图将中国式现代化这一系统的理论分解，从中国智慧、中国自信、中国理念、中国战略、中国方案五个角度，深入剖析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性”，以便中国更好认识自身，有利于世界正确理解中国。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中国性;特殊性;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研究专项“统筹推进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建设地方创新实践研究”（22VSZ054）。

[中图分类号] D61         [文章编号] 1673-0186（2024）002-0041-014

[文献标识码] A      [DOI编码] 10.19631/j.cnki.css.2024.002.004

处理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是贯穿党的百年历程的一条根本线索，毛泽东在《矛盾论》中突出强调研究矛盾的特殊性，“找出其特殊的本质，这样才可以补充、丰富和发展这种共同的本质的认识，而使这种共同的本质的认识不致变成枯槁的和僵死的东西”[1]。世界没有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各国只有着眼自身“特殊性”，走自己的道路，才能走出成功的现代化道路，才能让世界现代化理论不是“枯槁”的、“僵死”的，而是焕发生机、多姿多彩。

中国式现代化概念在不同语境下可以有不同理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2]21的语境中，侧重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意义指向;而在“超越了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3]“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4]的语境中，侧重的是中国式现代化“系统理论”的意蕴。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性”就蕴含在这个“系统理论”中，体现在中国智慧、中国自信、中国理念、中国战略和中国方案之中。

一、根植历史：蕴含中国智慧的中国式现代化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多次强调“无论时代如何发展，我们都要激发守正创新、奋勇向前的民族智慧”[5]，“努力为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6]。“智慧”是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是“方案”产生的理论之基。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把“智慧”同勇敢、节制和正义看作“四主德”，同时强调这种智慧不是停留在头脑中的思想，而是“整体的知识，既包括科学的知识，也包括实践的知识”[7]。因此，当我们说“民族智慧”“中国智慧”时，强调的不仅是智慧的真理力量，还有其实践力量。数千年来，中华民族在对天地自然之道、历史治乱之道、治国理政之道的认识与实践中形成了一套自己的思想理论与战略谋划，我们将其称为“中国智慧”。

（一）中国式现代化根植文化沃土、坚定信仰信念、践行价值“核心”

“文明是现代化国家的显著标志”[8]310，是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中华文明凝结着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多年活动的积极成果，是对外传播、彰显中国智慧的一张独特名片。一方面，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在长期演化中形成了以万物一体的宇宙观念、刚健有为的人文精神、天下为公的政治理想、崇德尚群的伦理规范、协和万邦的天下意识为主要内涵的优秀传统文化[9]，这是中国智慧的文化源泉，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10]。另一方面，中华文明有实用主义传统，主张重人事而轻鬼神，表现为强调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合共生，与现代化问题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自我的关系”[11]高度契合。这是“现代化”理论作为“舶来品”在中国牢牢扎根并不断取得新的历史性成果的重要因素。

如果把中国文化看作是一个不断运动的“流”，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这几千年生生不息的流淌过程中，有无数的“外部”支流汇入主干，这才造就了浩瀚的中国文化。中国文化集百家之所长，其发展表现为在兼收并蓄中实现创新发展的动态过程。近代特别是现代以来，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土壤中，我们与时俱进地创造了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时，我们从布尔什维克党人的手中将红色旗帜传承下来，红色成为中国革命事业的代表颜色。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党领导人民在抗击列强侵略、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伟大斗争中创造了革命文化，红色基因赋予其鲜明底色。当红色革命时代过去，我们站在21世纪、迈向新征程，革命文化非但没有过时，而且不断激励和鼓舞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我们党依靠斗争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斗争赢得未来”[8]80，革命文化给予我们敢于破除前进道路上各种艰难险阻的精神力量。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取得的精神文明成果，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方向。价值观在一国之中、一个社会系统中、个人心中普遍存在、客观存在，问题在于是否拥有价值观的“核心”。我们将以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为基本内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进一步凝练，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聚社会共识的“最大公约数”。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我们整合人民力量、凝聚人民共识的战略举措。国家层面，中国梦是民心凝聚的“根本”，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经济的富强、政治的民主、文化的文明、社会的和谐，与生态的“美丽”一道，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修饰词”，同时也是中国人对现代化的追求。社会层面，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美好生活”在社会层面的体现，社会层面的追求是国家价值观的价值支撑，同时以个人的价值标准为依托。个人层面，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机制准则培育庞大的道德个体，支撑社会价值的追求。

在价值观“核心”之上，更为深层的问题与挑战是如何处理好价值观之间的关系，即“价值观间”问题。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两条道路之间的矛盾，是当今世界的主要矛盾之一，二者之间的较量将影响世界前途。“自由、民主、平等、人权”是资本主义价值观的“核心”与口号。资本主义社会与社会主义社会的核心价值观，究其本质是异质的、矛盾的、冲突的。面对这一不可回避的基本现实，应有的态度是承认价值观的异质性和价值冲突，用“共在式思维”寻求对价值观冲突的正确回应方式。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滋养，中国提出“全人类共同价值”，以“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反映世界人民价值理念的“最大公约数”。“全人类共同价值”凝聚人类不同文明的价值共识，超越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发展水平差异，顺应历史潮流，契合时代需要，与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扩张、制造价值观冲突形成鲜明对比。

（二）中国式现代化以国家制度体系和治理能力优势创造成功实践

中国智慧还是“实践的知识”，体现为一种治理智慧，致力于“治国平天下”。古代，圣人之道以“治”为核心主题展开，司马迁说“夫阴阳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道家，此务为治者也”[12]，揭示中国智慧平治天下的本质使命。道家主张道法自然，无为而治;儒家主张以德治国;墨家主张兼爱非攻，尚同尚贤;法家主张富国强兵，以法治国;阴阳家主张“五德转移，治各有宜”等等，这些治理智慧成为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治国理政的宝贵思想资源，也为世界治理提供重要启迪。

治理国家，制度起根本性、全局性、长远性作用。“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的最大优势，制度竞争是国家间最根本的竞争。制度稳则国家稳。”[13]119国家治理能力是衡量一个政治体制文明程度的重要标杆，党的二十大报告在“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任务”部分强调深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到2035年“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24。历史与文化塑造了国家的政治基因，是影响国家治理的恒久变量。党的领导是中华民族迎来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的根本保证，党领导人民建立和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形成和发展了党的领导和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军事、外交等各方面制度。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总结国家治理的成功经验，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使我国国家制度既体现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是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本质属性，也是其能有效运行和充满活力的根本所在。同时，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体现出强大的自我完善能力，在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吸收借鉴一切有利于中国发展进步的他国国家治理经验的基础上，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不断得到完善和推进。

我国国家治理以巨大优势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重大成就，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这个成功实践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巨大优势、韧性、活力和潜能;表明中国以一条不同于西方的政治道路，以自己的制度体系开创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表明国家治理不只有西方模式，国家治理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

二、坚持真理：展示中国自信的中国式现代化

党的二十大报告系统论述中国式现代化，引发世界热议，受到举世瞩目。中国式现代化展现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表明中国要光明正大、毫不迟疑地选择自己的路径，展示自己的强国信念。“自信”是对自己能力和力量的坚信，这种坚信不是盲目，而是建立在对世界发展规律的正确认识基础上。中华民族走出屈辱晦暗的旧社会，走过战火硝烟的革命岁月，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这一飞跃的道路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这一道路以其成果张扬了中国自信，同时以其正确性提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自信力。

（一）中国式现代化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为自信力来源

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根基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构成中国自信的理论担保。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能、行、好”的重要论断，“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2]16，这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作出的富有新意的阐述。“马克思主义行”是从源头的意义上把握，自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才有了中国共产党，才有了党团结带领人民开创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好”。而“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表明，马克思主义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只有不断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才能一直“行”。两个“行”相互印证、相互成就，使得中国共产党始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直好”，使得我们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是充满信心。

资本主义制度产生发展与科学社会主义诞生时期，中国仍处于封闭落后状态，两者对中国来说都是超前和陌生的。面对落后被动的现实，中国首先选择了学习资本主义，但解决不了“先生总是侵略学生”的困局。“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14]。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解放的实质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而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和不容置疑的逻辑解释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全人类的解放指明了正确的方向。今天的世界正按照马克思所描述的发展轨迹前进，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全球化的新动向正在证实而不是证伪马克思主义，其科学性和真理性在中国得到了充分检验[10]。中国式现代化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向前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发表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论述，激发了国际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重新思考，使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社会制度的历史演进及较量发生了有利于社会主义的重大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