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赋能全过程人民民主:作用机理、风险审视与纾解路向

作者: 胡剑 贾丽红

摘 要:数字技术赋能全过程人民民主,能够有效拓展民主参与渠道、整合民主资源要素、连接民主制度链条、打造民主实时图景,促进全过程人民民主数字化发展。但数字化赋能全过程人民民主过程中也存在着数字信息形态异化、数字资源分布不均、数字权力过于集中、数字技术渐成壁垒等潜在风险。现阶段,我国可通过健全数字制度引领数字民主发展方向、搭建横纵联通的一体化数字参与平台、强化数字权利保护完善数字权力运行、大力发展数字基建实现数字化全覆盖等应对数字信息异化、缩小数字资源鸿沟、规范数字权力分配、消除数字技术壁垒,以促进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数字化转型,进而促进数字化全过程人民民主真实性、广泛性、管用性、过程性目标的实现。

关键词:数字化;全过程人民民主;作用机理;风险审视;纾解路向

基金项目: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重点研究项目“提升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化水平研究”(2023ZTZD06)。

[中图分类号] D621 [文章编号] 1673-0186(2024)002-0068-014

[文献标识码] A      [DOI编码] 10.19631/j.cnki.css.2024.002.006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1]37全过程人民民主不仅有完整的制度程序,而且有完整的参与实践[2]336。202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加快建设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政府,以数字化转型整体驱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变革。”[3]全过程人民民主贯穿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全过程,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数字化转型既是全过程人民民主数字化深入实践的过程,也是技术赋能的创变过程。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加快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随着新兴数字技术的蓬勃发展,政治生活与技术发展的融合度日渐提升。数字化信息技术能够打破民主时空限制、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参与渠道,赋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各环节,促进全过程人民民主深入实践,为推进中国式民主现代化开拓新模式与新渠道,促进数字信息技术在政治建设领域中的运用。本文以数字化赋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作用机理为切入点,通过对数字化赋能全过程人民民主可能存在的潜在风险进行审视,在此基础上提出应对风险的纾解路向,以促进数字化技术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深度融合,优化数字化赋能全过程人民民主效果。

一、数字化赋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作用机理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各部门、各地方积极开发和利用数字技术搭建公众号、小程序、网站等民主参与平台,发挥数字技术在拓宽民主参与渠道、整合民主资源要素、连接民主制度链条、打造民主实时图景中的重要作用。数字技术提供了丰富的工具和先进的手段[4],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优势转化为社会治理效能提供了技术支持。

(一)数字化赋能民主参与渠道的拓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民主不民主,关键在于是不是真正做到了人民当家作主,要看人民有没有投票权,更要看人民有没有广泛参与权。”[2]335数字化技术能够赋能人民民主政治参与度的提升与民主参与渠道的拓展。一方面,数字技术赋能人民民主参与度的有效提升。数字技术的快速普及为人民参与全过程民主提供了新的媒介与技术支持。截至2023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10.79亿人,较2022年12月增长1 109万人,互联网普及率达76.4%①。网民规模的庞大化和互联网普及率的提高,逐渐打破了人们政治参与的时空限制,人们可以通过互联网随时随地参与政治生活,进行政治话语的充分表达。“技术会放大普通公民的政治表达”[5],数字化赋能全过程人民民主能够通过互联网应用获取数据,通过获取大量的数据,最终实现“数据与数据对话”。信息主体的隐匿性和话语表达的数据化,为人民群众参与民主事物、行使民主权利、履行民主义务提供数字支持,激发了人民的政治参与热情,人民更愿意主动参与民主政治生活,民主政治参与度得到有效提升。另一方面,数字技术赋能民主参与渠道的创新与发展。大数据等新兴数字技术为人们参与全过程人民民主搭建了数字平台。数字平台运行的自动化和储备数据的大容量特性能够有效弥补传统线下形式参与民主时间的固定性和空间的有限性,人民群众可以不受时空约束参与党和国家大政方针的商讨,并对于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给予及时的反馈。数字化平台的搭建不仅能够实现人民群众意见、建议的充分涌流,也为人大、政协及时倾听民情、征得民意、共同商讨提供了可能。诸如,数字化基层立法联系点、数字化预算审查等数字民主新模式是对民主参与渠道的创新和发展,能够有效激发人民群众的参与热情,不断拓宽人民群众参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渠道。

(二)数字化赋能民主资源要素的整合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民主不是装饰品,不是用来做摆设的,而是要用来解决人民需要解决的问题的。”[2]335将新兴数字技术融入全过程人民民主之中能够促进各领域、各层级民主资源要素的整合,彰显中国式民主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独特优势。一方面,数字技术赋能民主议题资源的整合。民主议题是全过程人民民主开展的必要前提。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增强了数据的资源属性[6]。数据成为数字技术赋能全过程人民民主中的核心要素。截至2023年6月,国内市场上监测到的活跃App数量达260万款。微信、微博、微视频等数字化平台的快速发展,使得人们的话语表达意愿空前强烈,也使得相关民主话题更加细化、具化。大量具有一定区分度的个性化、类别化、群体化数字应用软件使得对相应民主议题的讨论更加深入、深刻,并在讨论中催生出更加广泛的民主议题。数字化应用软件在赋能全过程人民民主过程中既为民众提供了大量的民主议题资源,也对民主议题进行更好的集合、整合。数字技术通过对数据的收集、分析、处理、存储能够快速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各个领域中人们关注的热点议题进行收集。在此基础上,通过大数据分析整合各领域人们关注的热点议题,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开展提供科学的议题。另一方面,数字技术赋能民主主体资源的优化。数字赋能具有数字化引导和聚拢效应[7],通过算法推荐等数字技术的运用,能够满足人们的个性化民主议题需求和议题商讨形式灵活性要求,增强不同民主主体之间的黏性。数字技术赋能全过程人民民主具有智能性和精准性,能够打破人们参与民主的身份壁垒,可以使不同工作背景、教育背景与所处环境的人们进行各种民主意见与建议的交流与讨论,可以实现各阶层、各圈层、各领域人们意见、建议的充分涌流与有效交流,从而在全过程人民民主过程中优化民主主体资源。此外,数字技术还可以通过动态的跟踪监测和动态分析,对于具有相同政治需求的群体进行归类,对相应民主议题的各环节、相应民主主体的感受与不同民主主体资源进行统合,确保党和国家在民主决策、执行、监督全过程都能广泛听取民意。

(三)数字化赋能民主制度链条的连接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坚持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既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也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切实防止出现选举漫天许诺、选举后无人过问的现象。”[8]数字技术能够赋能全过程人民民主各链条顺利开展、有序衔接。

一方面,数字技术赋能民主各环节的有序开展。数字技术的核心优势是大数据,“大数据是改变市场、组织机构,以及政府与公民关系的方法”[9]。大数据融入全过程人民民主各链条,以其信息传播的灵活性、低成本性以及使用的便捷性,改变了人民政治参与的方式、空间和路径。全过程人民民主各环节能够借助数字技术将网络空间中的不同利益主体联结起来,实现信息充分条件下的民主决策,释放个体与组织活力打开民主空间[10],通过唤醒主体民主参与意识,促使全过程人民民主各环节有序展开。另一方面,数字技术赋能民主各链条的智能衔接。数字化时代,随着数字技术的智能化和数字算法日益精准,技术本身越来越多地成为一种意识形态[11]。数字化赋能全过程人民民主形成了“数据+计算+制度”的融合。人大、政协可以运用数字方式数据化各种政治信息,运用云计算技术监测全过程人民民主各环节衔接状况,对于衔接不当之处及时调整以及智能化生成衔接新路径,有效预防衔接错位、衔接不当等情况的发生,通过数字技术促进民主各链条的智能化、全方位有效衔接,为全过程人民民主各环节的智能化衔接有效运行提供了重要数据支撑。

(四)数字化赋能民主实时图景的打造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2]336,数字技术能够赋能民主实时图景的打造。一方面,数字技术赋能提升民主过程开展透明性。数字技术嵌入全过程人民民主,数字技术的智能性和获取信息的便捷性、快速性,减少了传统线下民主各环节中人力资源的使用,能够有效降低民主开展过程中受人力主客观因素影响的误差,提升民主各环节开展的精确性。数字技术赋能全过程人民民主,通过数字信息共享,就能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各环节开展情况数据透明化共享,有效保障人们的知情权与监督权。在数字技术的作用下,人民与政府通过数字平台这一虚拟的民主场域进行实时的互动沟通交流,实现了人们意见、建议的充分涌流,为全过程人民民主各环节收集民意、汲取民智,人民实时监督提供了可能。另一方面,数字技术赋能提升民主成果落实可见度。“技术赋权下,算法自我加冕了其在新闻分发领域的合法性,成为用户眼中中立客观的‘知心人’。”[12]数字化时代,人大、政协可以通过算法推荐技术及时将涉及人们切身利益的民主成果办理进度、落实情况反馈给人民群众。“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增加了政治传播渠道”[13],数字化技术作数字民主的中介,为人民群众和人大、政协之间互动搭建了诸多新的平台。人民群众可以通过多种数字平台动态了解民主成果的落实状况,对于办理、落实不到位的情况及时进行反馈,在网络空间中释放个体政治话语表达,促使民主成果落实可见度的提升。

二、数字化赋能全过程人民民主过程中的可能风险审视

马克思、恩格斯曾指出:“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14]尽管数字技术赋能全过程人民民主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新动力、新契机、新优势。但是,也要对它在赋能全过程人民民主过程中出现的数字信息形态异化、数字资源分布不均、数字权力过于集中、数字技术渐成壁垒等潜在的风险进行审视。

(一)数字信息形态异化会弱化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真实性

工业时代的异化劳动集中表现在工人与产品的异化、劳动行为的异化、类本质的异化以及人际关系的异化[15]。数字化时代,数字技术运用的智能性、虚拟性和数字化、自动化,不仅能够带来资源配置的最优化,也促使支配人的异己力量斩获新形式。“万维网诞生之初,人类就对其怀有一种近似宗教崇拜的情怀。”[16]进入新时期,数字异化是更为抽象、更为隐蔽、更为广泛、更为强烈的异化形态[17]。作为数字化核心要素的数据,起初能够为人们实现信息接受与传递提供便捷。但数字信息形态异化可能会造成一些失真现象。其一,纯粹的数字信息环境可能造成人们的民主场景失真。随着社交网络与数字技术的逐渐渗透,人们通过虚拟数字平台就能够参与到全过程人民民主之中,人与人之间的现实交往被数据与数据之间虚拟性交互所替代,基于数据信息的社会交往若不能与现实的面对面交往相结合则易使人对现实交往产生隔阂感、生疏感,进而造成人在现实民主参与中的失据。其二,数据信息反映的情况可能存在失真。数据在特定条件下可能出现转化、失真,其形成的信息茧房及其效应可能对使用信息的人们产生不利影响。人的数字异化可能造成 “现实的人”被数字技术进行碎片化、数据化解构为一个个独立的数据单元。其三,不恰当的算法可能造成个人在民主参与中被不当引导。在全过程人民民主理念指引下每个个体可通过数字技术自主提出的意见、建议、主张,人民群众可运用数字媒介广泛地参与民主活动。数字技术能够对人们的参与方式、参与范围、参与程度产生重要影响,但也应看到人们在网络空间中上传、浏览、点赞与评论等数字化活动可能成为预测人们态度、意愿、倾向的途径。选民的想法、观点、选择可能被数据和算法预测,个体可能被大数据形成的模型、推送所引导,人民的真实意愿可能与算法推荐等技术形成的意向相背离。其四,数据本身可能存在“美化”现象,从而导致信息失真。人的数字异化也使得网络空间中的人被“美化”,人通过数字虚拟技术的运用就能实现“美化”,人们容易被这种“美化”形象所蒙蔽,影响民主的真实性。诸如,数字技术运用到民主选举的实践中,候选人通过视频、直播等数字技术的运用,向人民群众展示自己优异的一方面,使得人们不能全方位地了解候选人,弱化了民主的真实性。

(二)数字资源分布不均会削弱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广泛性

数字化时代,数字技术在为人们提供更多的民主参与渠道时,根据数字技术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不同群体之间运用状况存在的差异性影响,数字技术赋能全过程人民民主正在产生一种以数字民主接入鸿沟、数字民主使用鸿沟以及数字民主资源鸿沟为主要类型的新型数字民主鸿沟。截至 2023 年 6 月,我国城镇网民规模达 7.77 亿人,占网民整体的 72.1%;农村网民规模达 3.01 亿人,占网民整体的 27.9%①。农村网民规模和城乡网民规模之间存在较大的鸿沟,加之受城乡经济发展状况、互联网信息方式和数字化生产方式的影响,城乡之间在互联网基础设施和网络通信之间、城乡居民在互联网认知和使用技能之间以及城乡在“互联网+”等领域海量数据资源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性,致使数字化在赋能全过程人民民主时,城镇民主数字化程度远高于乡村民主数字化程度,产生了城乡数字资源鸿沟。据《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2年)》显示综合评价结果,浙江、北京、广东、江苏、上海、福建、山东、天津、重庆、湖北等地区数字化综合发展水平位居全国前 10 名②。从地区分布来看,东部地区的数字化发展水平和数字资源运用能力远优于中西部地区的数字化发展水平,使得数字技术在赋能全过程人民民主时,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之间形成区域数字资源鸿沟。截至 2023 年 6 月,我国 60 岁及以上非网民群体占非网民总体的比例为 41.9%。老年群体中非网民规模庞大化、数字化思维转变缓慢化以及对于数字化技术的陌生化,使得数字化技术在赋能全过程人民民主过程中在老年群体通过数字化平台参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人数远低于青年参与人数,长此以往使得不同群体之间数据资源占有不平衡。全过程人民民主数字化转型中产生的城乡民主数字鸿沟、区域民主数字鸿沟以及不同群体之间的数字鸿沟,削弱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全覆盖性和广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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