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三重依据、使命耦合、进路落点

摘 要：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旗帜引领、中华民族文明历史的演进积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探索中酝酿而来的新的文化使命。它的出场，紧密关联着“两个结合”理念、“中国式现代化”愿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使命以及“人类文明新形态”蓝图，是势之所趋、使命所向。新的历史起点，要从赓续中华文明“历史文脉”、构筑意识形态“精神家园”、谱写中华民族“文明华章”、承托全球“文明倡议”四大落点，推陈出新地实现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与现代转型，以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关键词：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两个结合”；中国式现代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人类文明新形态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共产党应对挑战的国际统战历程及经验研究”（20BDJ087）。

［中图分类号］ D602 ［文章编号］ 1673-0186（2024）004-0092-011

［文献标识码］ A      ［DOI编码］ 10.19631/j.cnki.css.2024.004.007

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1］10，“希望大家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1］12。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篆刻着中华民族最深厚的历史底蕴、最鲜明的文化基因、最深层的精神追求、最独特的精神标识、最强大的精神力量以及最稳固的精神根基。中华文明演进至今，始终处于变与不变、立与破的动态前进过程。新的历史起点，中华文明也必然要置身于新的政治、经济环境之下，顺应中华民族与现代中国的发展新向，继往开来，转变为“时代的新文化”。也唯有赋予中华文明“现代”形态，即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才能更进一步发挥中华民族与现代中国的主体性，为中华文明的生命活力持续赋能，以助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更大成就。

一、研究现状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新的文化使命出场以来，学术界已经从多个内容、视角展开了研讨。代表性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对（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内涵、特性、演进、逻辑、方法、意义、原则、路径等内容进行诠释。例如：魏崇辉锚定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重要讲话文本中“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出现的频次与位置，从党和国家对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定位，以及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方法、依托三个方面，分析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标识性概念”［2］。黄旭聚焦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历史、理论、实践三层逻辑，阐释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新文化使命的生发［3］。其二，党的领导人对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塑造及贡献研究。例如：秦雪和魏晓文从文明地位、文明特性、文明生成机制、文明价值四个方面，阐述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重要论述的原创性贡献［4］。田克勤从历史演进视角分析了毛泽东在“破除旧政治、建立新政治，破除旧经济、建设新经济，破除旧文化、发展新文化”过程中，所创造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基本形态［5］。陈金龙从目标追求、主要构想、历史贡献分析了毛泽东对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探索［6］。其三，视域前提下的（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解读。例如，颜晓峰深度剖析“第二个结合”对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推动力［7］。肖灵探讨了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应如何传承传统文化、吸收外来文化、创新现代文明［8］。吴艳东和廖小丹从新的文化生命体视域出发，分析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独特标识与建设理路［9］。整体来看，学者们的研究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内涵、特性、依据、意义等方面取得了一定共识，但在研究内容、理论深度、发展进路、研究视域等方面尚且有待延伸。

有鉴于此，本文拟在阐释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理论、历史与实践依据的基础上，深入探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新的文化使命同“两个结合”理念、“中国式现代化”愿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使命以及“人类文明新形态”蓝图的共存和互动，由此出发，提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实践进路，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做出有益探讨。

二、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三重依据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新的文化使命的生发，必然不是“无地起高楼”，而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引、千年文明历史积淀、现代中国实践探索下的时代产物。

（一）理论旗帜：马克思主义的文明观引领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对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践履。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主张以物质实践解释观念形态，认为“文明是实践的事情”［10］。蒙昧、野蛮时代后，人的生产、分工、交换等实践活动能动地改变了先前的整个社会。诞生于此过程中的文明有赖于人的实践性存在，是人的物质与精神生产活动的积极成果，表征着人类社会的进步状态，蕴含着社会发展、历史更迭的客观规律。中华文明作为中华民族的实践产物，必将始终伴随着中华民族的发展而发展，并表现出与时代相适应的形态。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华文明向新的文明形态的转化。另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划分了文明发展的不同阶段，并具体揭露、批判了资本主义文明及其生产力文明的本质。马克思恩格斯肯定了“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11］30，但也认识到掩藏在资本主义文明表象之下的，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12］，“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11］32。资本主义文明的野蛮扩张，将一切它所能触及的地方席卷到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与发展轨道当中，迫使这些地方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成为资本主义工业国的经济附庸，成为资本主义财富繁殖与危机转嫁的“圣地”。不可否认，资产阶级的文明时代打开了世界文明间的交流及现代化文明的开端，但他们也只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13］，其带来的“文明作用”往往伴随着“文明暴行”，甚至资本主义文明本身也深陷难以克服的经济、政治及精神困境。同时，资本主义分工体系下的雇佣工人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支配，成为资本家创造、积累财富的工具，被物化地使用。资本主义生产力文明的进步，“只会增大支配劳动的客体的权力”［14］267，于工人而言，“他的劳动的生产性成了他人的权力”［14］266，也成为资本的生产力，以致劳动者降低为最无轻重的商品。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提出建立更高级的社会形态，“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1］51。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明观本身蕴含着以新的文明形态超越资本主义文明的理念。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提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在践履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过程中，翻越资本主义文明的藩篱， 创造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昭示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方向。

（二）历史积淀：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源头活水

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是滋养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养分。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指出：“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1］3中华民族五千年中华文明史积淀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的百余年历程中创造出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三者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发展提供了深厚的历史根基与文化底蕴。一方面，中华文明历经五千多年的积淀，凝结出富有中华民族特色、彰显中华民族亮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作为“中华民族的根和魂”［15］，蕴藏着中国人民智慧力量、思想观念与行为方式的同时，充分彰显着中华民族一脉相承的精神追求、精神特质与精神脉络。“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1］2——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昭示着中华民族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突出特性。新时代提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也旨在深度挖掘、诠释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与突出特性。另一方面，中国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蕴含着中华民族最鲜明的红色基因及政治底色。被迫走入近代世界的中国，从备受压迫、践踏、屈辱到立身世界强国之列，从积贫积弱、民生凋敝到国家康泰安宁、人民安居乐业，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每一步，都彰显和锤炼着中国人民的精神意志与精神品质。这股蕴藏在中国人民血脉中的强大精神力量，唯有经过适时地、符合时代需要地转化，才能成为中国人民团结奋斗的重要精神力量与文化武器，成为创造中华民族自己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的实践力量，并适应、赋能中国的现代化发展。“一个民族如果抛弃自己的文化，就会失去精神支撑，就难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16］为延续好中华民族的历史文脉，充分发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所蕴含的深厚底蕴及精神伟力，“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1］1，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已是应有之义。

（三）实践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新形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伟大事业，没有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17］纵观历史，无论是近代中国人对中西文化争论与探讨，还是新时代坚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创造、发展新的文化使命，文化始终是中国发展过程中的重要议题。一方面，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更广阔的文明视野下，扎根中华文明的“本”与“源”，为中华文明的优秀传统基因赋予现代意蕴和现代形态，将其转化为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等时代任务的文化力量。“应对共同挑战、迈向美好未来，既需要经济科技力量，也需要文化文明力量。”［18］可以说，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中国发展道路、时代任务同在进行时，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文化使命的提出，意在以其为“燃剂”，推进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走向完成时。另一方面，中华文明的传承、弘扬、发展离不开同其他各国文明的交流互鉴，离不开对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的吸收、借鉴。世界文化舞台同样不能缺少中华文明。因而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也是中华民族在实践进程中对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关系的再思考。过去，中西文明之间的论战与冲突伴随着中国对西方器物、制度、文化的接触逐步展开、升级。彼时，论争之中，已有人认为中西文化是平等的，于人类文明而言缺一不可，“而此二大精神之自身，又必须时时调和、时时融会，以创造新生命，而演进于无疆”［19］。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同志提出不仅要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还应“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20］。二十世纪以来，全球化进程中的中国更进一步的倡导，“我们要加强世界上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交流互鉴，夯实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18］。中国共产党提出建设中华文明现代文明这一新的文化使命，是以更高的历史定位，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将中华文明引向现代、引向世界，指引人类文明发展的新向。

三、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使命耦合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不是单线的、孤立的。这一新的文化使命，必然与“两个结合”理念、“中国式现代化”愿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使命、“人类文明新形态”蓝图紧密关联。探讨它们之间的共存与互动，可探见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势之所趋、使命所向。

（一）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两个结合”理念的意向相合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理念催生出的时代产物，其内在的蕴含着“结合”理念的同时，也作为“结合”的表征，面向全国、世界，阐发着中国对中华文明、人类文明发展的冀望。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中国特色”，基于五千多年文明史，关键在于“两个结合”，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离不开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马克思主义作为西方“舶来品”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本土特产”有着高度的契合性。二者的结合，是马克思主义“魂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的交融互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在这种互动中酝酿而来的新的文化生命体。另一方面，具体来讲，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思想理论对中华文明起着指引性作用，推动着“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1］6。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基调，必须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走好、走正。与此同时，中华文明内在的蕴含着“朴素的社会主义元素”，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生根落地、开花结果提供了文化基础。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给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佳的文化养分，其“自我发展、回应挑战、开创新局的文化主体性与旺盛生命力”［1］2，又赋予国家、人民高度的文化认同与文化自信，对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实现文化繁荣，持续性地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境界，有着特殊作用与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