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技术推进精神生活富裕的现实梗阻与突破路径

摘 要：精神生活富裕反映了人们对美好精神生活的追求，其依据“需要—生产—享用”三重逻辑运行，精神需要、精神生产、精神享用构成精神生活富裕的三大组成部分。数字技术为精神生活带来了“丰富果实”，但也将人们的精神生活带入精神需求单一化、被动化、边缘化；精神生产物化、无意义化、算法化；精神享用去中心化、封闭化、失控化的现实困境之中。为此，为完善数字技术推进精神生活富裕的路径，需通过数字技术的创新应用重置精神需求侧的“三驾马车”，加快精神生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精神享用的提档升级。

关键词：数字技术；数字赋能；精神生活；共同富裕

基金项目：重庆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优秀辅导员择优资助计划“新时代大学生党员培养教育机制创新研究”（fdyzy2019005）；重庆市教育科学规划课题“新发展阶段红色资源在高校党史教育中的应用研究”（2021-GX-358）。

［中图分类号］ A811 ［文章编号］ 1673-0186（2024）004-0113-013

［文献标识码］ A      ［DOI编码］ 10.19631/j.cnki.css.2024.004.009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人是有精神需求的，人民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时时刻刻都存在。”［1］追求美好生活的人们也在追求充实、愉悦、富足的精神生活。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方向是党的奋斗方向，所以中国共产党提出的需要扎实推动的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不仅包括物质生活的共同富裕，还包括精神生活的共同富裕。人是自身精神生活的主宰，但精神生活不可避免地受社会环境的影响。当前，以人工智能、元宇宙、区块链、5G、移动互联网为主要内容的数字技术不断取得突破，以全新的理念、业态和模式融入人们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数字技术拓展了人们作为精神生产主体的创造力，使主体利用数字技术生产出海量的融通古今、雅俗共赏的精神生产产品；数字技术为精神产品的传播插上了飞翔的翅膀，使人们可以通过手机、电视、电脑或其他的播放媒介，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随意选择各自感兴趣的文字、声响；数字技术以“全息+全程+全效”的全真化精神体验强化人们对精神生产产品的理解，只需一个电子屏，人们就能在赵孟頫的书画展览中“溜达”一圈，通过虚拟现实VR技术，就能“复活”各大博物馆的艺术大师，亲自给用户当“导游”。数字技术丰富了人们的精神生活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同其他技术一样，数字技术也会不可避免地发生异化，对人们精神生活产生负面影响，那么数字技术对精神生活会有哪些负面影响，如何规避这些负面影响，引导数字技术推进精神生活的长足发展，使数字技术造福人类的同时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是数字社会精神生活富裕必须面对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一、理论梳理与问题的提出

技术在人类的生产过程中产生并发展。作为生产力的主要环节，劳动者、劳动技术是一对如影随形的好朋友，也是一对相互依赖、相互压制的矛盾关系。法国哲学家贝尔纳·斯蒂格勒提出技术的出现是为了以“代具”的方式弥补人的缺陷［2］。德国哲学家阿诺德·盖伦提出，进入近代以后，技术已经发生了质的改变，技术已经突破人类身体缺陷补充环节，技术内“隐含着驱动的成分”［3］，一定的自主性。卡尔·雅斯贝斯认为，技术的发展在促进人的物质生活进步的同时也织成了一张技术的网，使“技术和机器成为群众生活的决定因素”［4］，限制了个人精神生活的独立与自由，使个体大众化、平均化。赫伯特·马尔库塞提出著名的“单向度的人”的观点，认为在发达工业社会，技术越进步，人的内心世界就越受压制，最终会成为物质丰富、精神贫瘠、丧失合理批判思想的“单向度的思想和行为模式”［5］12的人。尼尔·波兹曼在《童年的消逝》中叹息电视“电子和图像革命走到一起”［6］；在《娱乐至死》中控诉电视“使所有的内容都以娱乐的方式表现出来”［7］掏空了人们的头脑和心灵，使人们毫无怨言地成为娱乐的附庸；在《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中一针见血地指出，随着技术垄断的出现，人们会被失控、泛滥、无序的信息汪洋大海淹死，罹患 “抗信息缺损综合征”［8］，沦为被技术垄断操控者控制的客体。

进入数字技术在经济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二十一世纪，尼尔·波兹曼等人关于技术对于精神生活的负面影响并没有得到良好控制，数字技术成为技术警惕者的直接抨击对象。凯斯·桑斯坦提出“信息茧房”的观点，认为在信息爆炸的互联网时代，人们会依据自己的喜好定制个性化信息，这种“个人日报”式行为久而久之会使人的生活程序化，“只听我们选择的东西和愉悦我们的东西”［9］，从而陷入自己制造的“信息茧房”，长期生活在“信息茧房”的人容易偏执和狭隘。韩裔德国哲学家韩炳哲尖锐地提出“数字化全景监狱”，他认为数字技术引导人们通过自我展示和自我揭露积极参与“数字化全景监狱”的构建之中，使“对不得不放弃个人私密领域的恐惧让位于不知羞耻地展示自己的需求”［10］，如色情展示。中国学者们也注意到了数字技术对人们精神生活造成的负面影响。尹帮文、孙伟平认为，“ChatGPT将人推向异化的‘深渊’”［11］；成素梅认为，元宇宙“使人的技术化从身体的技术化拓展到精神的技术化乃至虚拟化”［12］；马乔恩认为，数字与资本的联姻使人的身体、注意力和交往发生着新的异化［13］。由此可见，数字技术会对精神生活造成负面影响已成为学界共识。

2023年12月11日至12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必须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14］，这一明确要求为2024年和未来一段时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指明了方向。精神生活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不可缺少的环节，数字社会精神生活富裕由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必须在遵循其自身运行发展规律的基础上，逐步破除数字技术推进精神生活富裕的现实梗阻，并进一步优化推进路径。

二、需要.生产.享用：精神生活富裕的三重运行逻辑

张彦、郑永廷将精神生活定义为“人们为了生存和发展而进行的精神生产和精神享受的活动”［15］。黄楠森认为，精神生活“特指为了满足个人精神需要的种种活动”［16］。由此可见，精神生活是人们生存和发展的一种生活方式，是人们为了满足和超越自身精神生活需要而进行的精神生产和精神享用活动。精神需要、精神生产和精神享用共同构成精神生活的三大组成部分。

（一）明确的精神需要是精神生活富裕的前提

精神需要是人们在精神上的欲望和追求。古希腊德尔斐神庙的门楣上，有一句著名的神谕“认识你自己”。中国古代先贤也提出“知人者智，自知者明”的名言警句。明确自身真实的精神需要并非易事，只有人的自我意识觉醒后，精神需要才作为独特意蕴和价值支撑而存在。首先，人的精神需要有真实和虚假之分。真实的精神需要是真实的自我实现自身真实的精神需求，是属于“我”的独特需要。赫伯特·马尔库赛说：“人们似乎活在他们的商品之中；他们的灵魂困在小轿车、高清晰度的传真装置、错层式家庭住宅以及厨房设备之中。”［5］19当人们毫无节制地追求物化的幸福后，就没有时间丰富真正的精神需要，精神会越来越空虚。其次，需要是分类别的，从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来看，精神需要分为面向个体的精神需要，面向社会的精神需要和面向国家的精神需要三个类别。面向个体的精神需要既包括缓解精神疲劳、放松心情，愉悦身心的精神需求，也包括欣赏艺术、提升审美，陶冶情操的精神需要，还包括人们对于人生价值和意义的精神追求。面向社会的精神需要是个体作为社会的一份子，在参与社会关系时在精神方面的需求，包括被尊重、被认可、被给予一定荣誉，也包括价值观上的认同、道德上的规范、行为上的肯定，社会环境的公平正义等。面向国家的精神需要是个体作为国家的一员在政治上的民族归属感和自豪感。最后，精神需要具有超越性和层次性，在满足低层次精神需要之后，人们会自觉追求高层次的精神需要。冯友兰把人生境界分为四个层次：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18］。精神生活富裕者一般能敏锐感知自身真实的精神需要是什么以及精神需要的类别与层次。

（二）高质量的精神生产是精神生活富裕的基本要求

精神生产是人们为了满足精神需要而进行的生产活动。丰富的、高质量的精神生产是精神生活富裕的基本要求。依据精神需要的三个类别，精神生产分为个体精神生产、社会精神生产和国家精神生产，三种生产内容共筑精彩的精神生产世界。

个体精神生产是个体的精神产出，包括个体的心理表现与理想信念。心理是在一定的环境中表现出来的情绪、情感和心态。理想信念是主体对于未来合理的目标追求以及为实现理想而保持的热情和产生的坚定行为。信仰是理想信念的高级表现，是人们对于某些思想、主张、主义极其相信和敬仰，并为之执着奋斗。精神生活富裕的人一般有良好的心理状态、坚定的理想信念和执着的信仰追求。

社会精神生产是人们在长期社会交往中形成的影响精神生活的形成与发展，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社会精神产品、社会精神要求和社会精神形态。社会精神产品是人们为了满足精神需要在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有一定载体的文化创作，如书籍、影视、舞台艺术等。社会精神要求指在长期的社会发展中形成的，社会成员需要共同遵守和传承的行为要求和活动规范，如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节日习俗、民族风俗、传统礼仪等。社会精神形态主要指社会心态，是人们所表现出来的社会情绪、社会情感、社会认知、社会价值观等社会心理态势的总和，是心理的“群体取向”。精神生活富裕的人一般能充分享受优良的社会精神产品、遵守优秀的社会精神规范、拥有良好的社会心态。

国家精神生产是每个国家所特有的精神产出，包括国家主流文化、主流价值观和国家精神等。每一个国家都有多种文化形态，国家主流文化是国家积极倡导的对人民起主要影响的文化形态。当代中国的主流文化是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三种文化融合在一起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力量和坚强思想保证。国家主流价值观是国家大多数民众信奉的，国家倡导的主流价值观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我国主流价值观，为国家强大、民族复兴、人民幸福提供了强大的价值支撑。国家精神是大多数国人所认同的、倡导的、践行的精神气质的综合，中国的国家精神是中国精神。精神生活富裕的中国人坚定不移地弘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承中国精神。

（三）充足的精神享用是精神生活富裕的落脚点

精神享用指主体依据精神需要享用精神生产的过程，包括传播、内化、实践等环节。精神传播是精神享用的前提，精神内化是精神享用的中介、精神实践是精神享用的最终归宿。三个环节以动态循环的方式建构精神享用世界。

精神传播指精神需求与精神生产之间通过某种方式使精神信息得以流动的过程。精神需求与精神产品的多样性使精神传播的内容也具有多种类型，包括哲学、艺术、科学、政治法律、道德规范、习俗礼仪等的传播。精神传播的载体包括家庭、学校、大众传媒、各种精神文化传播互动组织以及其他文化传播互动场所。家庭是精神传播的起点，学校是进行精神文化教育的专门场所，大众传媒在传播精神文化、交流思想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图书馆、博物馆、艺术馆、纪念馆等各类文化传播场所也充当了精神需求者与精神生产者的沟通桥梁。精神传播的方式丰富多样，“讲道理”与“讲故事”、强交互与重体验、虚拟传播与现实传播、官方传播与民间传播等方式共同奏响精神传播的交响乐。精神传播的范围越广，效果越好，效能越高，精神享用就越充分，精神生活富裕的可能性越大。

精神内化就是将看到的、听到的、感触到的思想观点、价值理念、道德规范与自己原有的观点、理念、信念相融合，使“外在”与“自我”达到统一，并使之成为自己精神人格的一部分。人的精神认知结构是一个能动的系统，它会在外部的刺激下，通过自我调剂、自我完善，来不断理解新的观点、新的精神，从而解决新问题，适应新环境。没有精神内化，再多的精神文化产品，再丰富的传播方式，都不能达到使精神更完善的目的，所以精神内化是精神富裕的重要环节。

无论是个人思想意识的呈现，还是个人理想信念的实现，抑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落实和中国精神的弘扬，其根本落脚点在于实践。实践既可以再现主体在个人精神、社会精神、国家精神等方面的精神状态，又可以调整不良精神状态，使优良的精神状态成为个人成长、社会发展和国家进步的精神助力。实践主体的领悟力、判断力，执行力和转化力是影响精神实践效果的能动性因素。实践环境的和谐友爱、规范有序、理想适宜、充满活力、公正合理、文明和睦是影响精神实践效果的保障性因素。实践平台的多样化、多元化、稳定性是影响精神实践效果的载体性因素。实践方式的可行性、丰富性、便利性是影响精神实践效果的重要条件。精神生活富裕定有优质的精神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