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文明新形态国际传播的机遇、挑战与话语实践

摘 要：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共产党为世界文明做出的伟大贡献，要使其科学内涵与世界意义在国际社会获得准确理解与广泛认同，必须加强国际传播工作。人类文明新形态国际传播效能的提升需要在精准把握人类文明新形态理论内涵的基础上，全面分析人类文明新形态国际传播的机遇与挑战，并从话语构建、话语转换和话语传播三个向度入手，反思人类文明新形态国际传播的创新路径，提高中国价值理念的国际传播影响力。

关键词：人类文明新形态；国际传播；话语实践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人类文明新形态话语体系构建与全球传播研究”（22&ZD311）。

［中图分类号］ D820 ［文章编号］ 1673-0186（2024）005-0073-010

［文献标识码］ A      ［DOI编码］ 10.19631/j.cnki.css.2024.005.005

2021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一重要概念。他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1］同年11月，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2］。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等不同场合以不同形式对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时代背景、伟大意义、理论基础等问题进行了深入阐释，引起广泛关注。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将“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3］列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九大本质要求之一。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论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中国共产党为世界文明做出的伟大贡献，人类文明新形态也具有深远的国际影响和鲜明的时代意义，相关理念和思想提出以来，受到了学界的密切关注。尹艳秀从对人类文明新形态相近概念的考察出发，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科学内涵概括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人民为中心、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等五个方面［4］；刘勇、邱雨从理论意义、话语内容、实践战略等视角深入探讨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话语体系建构的现实路径［5］；王晓论述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包含的独立自主、人民至上、和平发展等科学精神，并概括出人类文明新形态为其他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启迪意义与共同价值［6］；杨奎、刘波对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逻辑生成、中国特色和世界意义进行了阐释，肯定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关联［7］。此外，沈泉鑫、郑岩和林槟、董敬畏等学者对人类文明新形态提出以来，国内学界的研究成果进行了归纳分析，概括了研究特点与不足［8］，并对下一阶段的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9］。当前学界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核心内涵、实现机制、内在特质、世界意义及其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等，产出了系列研究成果，但多限于对人类文明新形态本身的意义阐释，有关人类文明新形态国际传播的机遇、挑战及策略研究还比较少，制约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一崭新理念的国际影响力。为此，本文在准确把握人类文明新形态理论内涵的基础上，系统分析人类文明新形态国际传播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并从话语实践的角度，探索人类文明新形态国际传播的创新路径。

一、人类文明新形态国际传播的机遇

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的伟大创造，是面向未来的文明形态，“既体现了人类文明发展的一般规律，又深深根植于5 000多年中华文明沃土；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创新；既学习、吸收、借鉴人类文明成果，又超越了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模式”［10］。人类文明新形态“在文明逻辑、文明场景、文明价值方面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文明进程和文明成果”［11］，为世界文明做出了新贡献。当前，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推进人类文明新形态走向世界，将我国的发展优势、话语优势转化为传播优势，恰逢其时、意义深远。

国际方面，世界持续和平与发展需要人类文明新形态。从人类文明发展历程来看，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对资本主义文明形式下文明形态的超越。自西方文艺复兴运动伊始，资本主义制度在欧洲的确立和发展改变了世界的政治面貌，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12］。但发展至今，资本主义文明的弊端和危害也越来越明显。无论是少数资产阶级政客实际操控的“民主”、资本无限扩张与社会化大生产对劳动和人的异化、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日益严重的两极分化，还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引发的生态危机，使人们对“资本主义失灵了吗”“社会往何处发展”等问题的思考愈发深入，新的发展思想成为时代的需要。与此同时，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国从建国初的一穷二白，到现在的全面小康，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质的飞跃。在对西方现代化汲取、批判和改造的过程中，我国逐步形成经济文明、政治文明、文化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发展的总体布局，“破解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诸多难题，摒弃了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两极分化的现代化、物质主义膨胀的现代化、对外扩张掠夺的现代化老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为人类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13］。此外，中国的发展具有人民性、开放性与包容性，已经引起世界上诸多国家，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密切关注。这些国家期待能够从中国的和平崛起中获取发展思路，这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国际传播提供了机遇。

国内方面，中国在谋求自身发展的同时，一直关注世界“地球村”的共同发展，其思路就是践行人类文明新形态。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提出是习近平总书记从世界发展的高度对全球文明发展趋势做出的判断。“树立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14］是建设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必然选择。因此，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国际传播有其自身的实践指向与世界意义，需要加强对外传播。同时，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国大发展的历史性交汇，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对外传播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需要。人类文明新形态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集中概括。对外传播好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一新思想是讲好中国故事、展现真实、立体、全面中国的应有之义。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解决了‘挨打’‘挨饿’的问题，但‘挨骂’的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15］，国际话语体系由西方主导的现实还未发生根本性改变。国际上对中国道路、中国成就的误解、曲解、恶意抹黑等事件仍不断出现。推进包括人类文明新形态在内的我国一系列原创话语、原创理念的国际传播，有利于传播好中国声音，强化我国国际传播战略体系构建。

二、人类文明新形态国际传播的挑战

对外传播人类文明新形态既有其世界意义，也是对时代需要的回应，但在复杂的国际舆论和话语场域，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国际传播也面临诸多挑战。

（一）西方民族中心主义惯习与意识形态干扰

民族中心主义指“个人判断其他文化比自己民族的文化低的度”［16］。个体或团体对其所属的文化群体的文化充满自信并加以推崇，这本无可厚非，但民族中心主义却是不可取的，因为它以牺牲他民族文化价值观存在的合理性为前提，是典型的霸权行径，与文明平等交流的理念背道而驰。近代以来，借助经济社会变革和科学技术发展，西方国家在经济、科技、文化等各领域建设走在世界前列。与此相应，西方国家也将本民族的文化价值观向其他国家，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进行渗透，形成了西方民族主义下的话语霸权。近年来，随着越来越多发展中国家的崛起，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深入发展，反对民族中心主义、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成为不可遏制的历史潮流。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根本性质是“人民至上”，旨在寻求不同民族、不同国家间的共同利益，这与西方世界一直以来所推崇的西方自由价值有着本质区别，势必会引发西方世界的批判与反对，认为中国的崛起及其所倡导的理念“会撞到自己、会堵了自己的路、会占了自己的地盘”［17］。此外，意识形态的不同一直是西方世界，特别是反华势力攻击、抹黑中国的直接原因。意识形态的偏见使西方世界无法客观、正确地看待中国所提出的新概念、新表述，这也阻碍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在国际社会的接受与认可。

（二）中外文化观念体系和语言表达方式差异的影响

文化的观念体系指“文化在发生发展中逐步形成的对于外部世界、自身以及人同外部世界的关系的基本理解和看法，也表达了特定文化群体所共享的对社会现实的理解”［18］。由于制度和认知结构的差异，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群体在文化观念体系上的差异也无处不在，深刻影响着群体间的跨文化传播效果。人类文明新形态所包含的互利共赢、以人为本、协调发展以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念，体现出中华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文明观、“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贵和尚中”的和谐思想、“协和万邦、天下大同”的“和合”思想，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集中体现。这与强调“天人两分”“个人本位”“公民社会”的西方文化观念相对立。这种文化观念的巨大差异体现了世界文明的多样性，但若处理不当，容易导致文化误读甚至文化冲突。如何跨越文化的边界，以文化间性的立场，推动人类文明新形态国际传播面临巨大挑战。

语言与文化密切相连、不可分离。深植于一定文化传统的语言系统具有自身独特的表达习惯和言外之意，这给语言间的转换行为，即翻译增加了难度。就英汉语言文化间的比较，连淑能教授曾指出，汉语“重意会，轻言传，重心理意念而不重形式结构”［19］，是一种较多使用动词与重复性话语、语义的抽象化程度较低的意合语。而英语采用形合法，重形式结构的协调，是一种较多使用名词、忌讳重复性话语、擅长抽象表达法的形合语。同样，中国人“整体性”“模糊性”“归纳型”的思维方式与西方人“分析性”“精确性”“演绎型”的思维方式也差别显著。虽然语言文化和思维方式的差异并不能否定中西方跨文化传播的可能性，但超越此类差异所带来的文化与地域边界却并非易事。相反，由此而带来的误读、误释却比比皆是。例如缺少对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与发展实际基本了解的西方受众容易将中国的“天”理解为“Heaven”（天堂）、“道”理解为“Doctrine”（教义），或者将中国的“全过程民主”与西方的民主概念进行机械对应，等等。这里既有语言文化和思维方式等深层次因素的影响，也与译者的翻译质量不高以及中国原创理念在海外的阐释度较低、宣传范围较窄有关，给中国话语在国际社会的广泛传播造成了困难。

（三）“西强我弱”世界信息传播秩序与国际不稳定因素制约

“从中国国内来看，国际传播格局‘西强我弱’局面判断由来已久。这个‘西’包括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我’是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20］世界信息传播秩序的形成与变迁是国家利益争夺、信息传播技术发展及其背后的经济利益诉求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长期以来“西方发达国家依靠自身强大的经济、技术实力控制世界主流话语的生产和传播”［21］，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则受制于“后发劣势”，在国际舞台上不仅面临着“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传开叫不响、叫响难信任”的自我言说困境，还常常受到西方国家的抹黑。而这些莫须有的诋毁借由西方国家发达的传媒技术又实现了全球范围内的二次传播、多次传播，误导了世界各国的媒体及其受众，严重影响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国家形象。当前，虽然国际格局正在发生变化，加上媒体融合的快速发展，第三世界国家同西方国家间的“传播逆差”存在缩小的可能，但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依然面临国际、国内两方面的诸多挑战，打造与我国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传播软实力和话语权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