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高质量就业的路径探析

摘 要：高质量就业是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标志。然而，当前我国结构性就业矛盾依然突出，促进重点群体就业任务仍旧艰巨，就业替代效应持续显现，规模性失业风险不容忽视，迫切需要学术界对此加强讨论，为高质量就业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基于中国式现代化视角，深入厘清高质量就业的理论基础和价值意蕴，从国家、社会和重点群体多维度出发，充分认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促进高质量就业所存在的宏观调控力度还需加大、结构性就业矛盾日益凸显、重点群体就业形势仍然严峻等现实梗阻。为此，亟须从中国式现代化背景出发对高质量就业精准施策，强化政府责任，提供强有力政策支持和基础性服务保障；增强市场效能，促进劳动力市场更高水平的供需动态平衡；聚焦重点群体，推动分类帮扶援助和多渠道就业创业。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高质量就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就业赋能

［中图分类号］ F249.2               ［文章编号］ 1673-0186（2024）005-0107-015

［文献标识码］ A      ［DOI编码］ 10.19631/j.cnki.css.2024.005.008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而就业是民生之本，关系到每一个劳动者的权益，因此，高质量就业既是提高人民生活品质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经济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石。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包括“实现高质量发展，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1］；而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既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也为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强支撑与保障［2］。新时代以来，中国书写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特别是针对中美贸易冲突不断升级和一些新问题新挑战，以及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党中央先后提出了“六稳”工作方针和“六保”工作任务，推动就业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为实现高质量就业目标打下了坚实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就业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促进就业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不断增强广大劳动者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3］，“要强化就业优先政策，着力稳岗扩岗，切实做好重点群体就业工作”［4］，一系列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新时代高质量就业的重要内涵，生动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在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上的战略远见，让人民群众更充分认识到促进高质量就业事关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成色，事关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推动和实现。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征程中，中国共产党积累了一系列就业政策与实践的宝贵经验，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完善促进创业带动就业的保障制度，支持和规范发展新就业形态”“健全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推动解决结构性就业矛盾”“健全就业公共服务体系，完善重点群体就业支持体系，加强困难群体就业兜底帮扶”“统筹城乡就业政策体系”［1］等要求，这对于促进高质量就业具有重要推动作用。学术界也就此进行了系列研究，取得了就业质量、效应、结构方面的研究成果。因此，及时准确把握高质量就业的内涵对改善人民生活品质、提升潜在经济增长率、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就显得尤为重要。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高质量就业是适应我国人口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是增进民生福祉的根本举措，是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新动能的基本途径。只有在推动高质量发展过程中积极促进高质量就业，才能更快推动人的全面发展，才能让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一、高质量就业研究进展评述

党的二十大把“实现高质量发展”置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中，要求“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健全就业促进机制，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1］，这就使得“高质量就业”既是当下的研究热点之一，又是亟待进一步完善的研究重点。尽管“高质量就业”提出的时间并不长，但学术界围绕这一议题已经形成了四大研究视角。

一是就业内涵视角。宏观层面上认为高质量就业是就业结构的合理化［5］和高级化［6］，微观层面认为高质量就业主要是指劳动者能够实现稳定增长的收入状态［7］、达到较高的工作满意度［8］、处于良好的工作环境［9］、劳动者自身就业能力和工作效率的提高［10］以及劳动报酬与工作付出成正比［11］等。

二是就业特征视角。强调高质量就业应包括就业人口逐渐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依次转移［12］、由劳动生产率较低的传统产业向知识和技术密集型的新兴产业转移［13］，指出我国就业市场面临严峻的结构性矛盾，具体表现为众多低技能、低素质和低学历的劳动力密集于日益狭窄的低端就业领域，导致劳动力供给过剩［14］。

三是就业发展视角。指出人才从城市流向乡村的整体格局还未形成，回乡就业创业平台吸引力不足，而企业家作为稀缺资源，是扩大农村就业的重要组织者［15］，强调通过稳步推进5G、大数据技术、工业物联网和人工智能等尖端信息技术的发展，并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为实现高质量就业提供技术支持［16］，进而改善就业市场环境、完善就业保障体系［17］。

四是就业群体视角。强调需谨防过度数字化带来的“就业无效”和“就业低效”［18］，指出要充分利用“三支一扶”“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村官计划”、选调生工作和乡村就业创业［19］等措施，完善帮扶不充分就业或低质量就业人员实现稳定和高质量就业的就业创业服务政策措施［20］。

从上述研究可知，学术界目前就高质量就业的理论逻辑、实践经验和影响要素等方面进行了阐述，这些现有成果为本研究提供了重要借鉴和依据。但是，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对于高质量就业的系统性和整体性研究还略显薄弱，将高质量就业置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所开展的高关联性研究还较为缺乏。仍有必要对高质量就业的理论基础以及价值意蕴进行深入探究，在研究视角的创新性和全面性方面进一步深化。对于高质量就业所面临的障碍方面，也应当持续关注其所显现的新问题、新特征和新趋势，尤其是在新质生产力对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及区域发展等方面仍有进行延展研究的必要。因此，在梳理高质量就业的理论基础和价值意蕴上，可立足“国家—社会—个体”框架阐述当前实现高质量就业所面临的障碍，并以问题为导向，探寻以中国式现代化实现高质量就业的融通路径。

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高质量就业的理论基础和价值阐释

高质量就业以夯实共同富裕根基、助力中国式现代化为目标，成为新时代党和人民的殷切期盼及目标追求。因此，促进高质量就业，探寻其丰富的理论基础和鲜明的价值意蕴，是坚持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必然要求，也是提高人民生活品质的根本举措。

（一）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高质量就业的理论基础

高质量就业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培育就业价值内核，在马克思主义就业理论中探寻高质量就业理论之源，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实践探索中推动就业政策发展。

1.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培育就业价值内核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践行”“创新”“诚信”等思想的深厚底蕴已然内化为当代就业观中的精神血液，为高质量就业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智慧和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注入就业精神品格。一方面，以“家国情怀”厚植就业品行。“家国之心”“时代之责”，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厚实底色，也是广大劳动人民千百年来不断奋进的精神支柱。“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为民情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慷慨激昂，“天下为公”的使命担当，都无不深刻表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培育就业价值内核上的文化传承和基因表达。另一方面，以“文化古训”培育就业精神。传统文化教育对当代社会发展潜移默化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品德修养的宏观层面，也在培养就业精神、指导就业发展等方面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陆游的“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劝诫后人勤勉修行；“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阐述了创新精神的经世价值；“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孔子认为诚信是一个人最重要的品质；“得黄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诺” 的故事彰显中华民族对“诚信”的重视。

2.在马克思主义就业理论中探寻高质量就业理论之源

推进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就业是在马克思主义就业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时代化的具体体现，充分彰显马克思主义就业理论在高质量就业中的现实价值。首先，在马克思主义就业理论中追寻高质量就业的理论基础。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有机构成的不断提高导致相对过剩人口的基本规律［21］。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马克思主义就业理论为我国就业发展、促进高质量就业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在结合中国国情的基础上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可减少相对人口过剩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其次，在马克思主义就业理论中找寻高质量就业的方向指引。马克思提出的“生产将以所有人的富裕为目的”［22］200，蕴含了共同富裕的理念，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就业理论的现实价值。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关于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的重要论述继承和发扬了马克思主义就业理论。推进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资源分配，改善人民生活，最终达到马克思指出的“所有人的富裕”［22］200，这就是我们就业政策不断调整的目标所在，也为高质量就业提供了方向指引。

3.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实践探索中推动就业政策发展

高质量就业的理念并非凭空出现，而是始终同中国现实密切相关，同党和人民的前途命运相互交织的。新中国成立以来，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人人享有劳动的权利、不劳动者不食”的就业理念［23］，各地区通过政府介绍工作、实施以工代赈、鼓励生产自救、支持自谋职业以及回乡生产等多种措施来解决就业问题，使当时社会秩序得到安定，新生人民政权得到巩固，党在群众中有了良好的形象，并推动了经济发展。“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24］改革开放以来，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强调了解决广大劳动者就业难题的重要性，通过就业使得每个劳动者都能找到展现个人才能的工作机会，从而促进劳动者个人成长和价值的实现。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明确提出了“就业是民生之本”的重要论述，江泽民曾指出随着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样性和差异性明显增加［25］81，扩大就业和促进再就业，对于改革发展稳定的整体局势至关重要［25］506。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稳定的工作是民众生活的基础，必须继续推行积极的就业策略，增强政府在就业方面的指导作用，优化就业市场的运作机制，同时改善就业领域的组成结构［26］。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高度重视就业问题，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提出“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1］，强调要使人人都有通过勤奋劳动实现自身发展的机会，支持和规范发展新就业形态。在新中国成立至今的70余年里，关于就业的政策发展显著地反映出对民生的保障、关注和发展的治理理念。党和政府将解决就业问题置于优先位置，并持续进行实践探索，这些努力为新时代创造性解决就业难题和推动高质量充分就业提供了理论遵循和实践经验。

（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高质量就业的价值阐释

国家《“十四五”就业促进规划》强调，“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是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基础”［27］。高质量就业以筑牢共同富裕根基、助力中国式现代化为目标，成为新时代党和人民的殷切期盼及目标追求，在价值意蕴上，中国式现代化和高质量就业有着高度契合。因此，切实把高质量充分就业作为夯实经济社会发展稳定的重要基石，以及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内在需求，进一步厘清高质量就业鲜明的价值意蕴，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感召和现实呼唤。

1.是夯实经济社会发展稳定的重要基石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模式正朝着高质量高水平方向发展，但同时也面临较大的经济下行压力。就业作为连接供给与需求的主要桥梁，是经济转型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既涉及宏观层面上国家就业政策导向的影响因素，也涉及劳动者个体的生存和生活问题等。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政策以来，一方面，充分激发了人力资源市场活力，2023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达1 244万人，脱贫人口务工规模达3 397万人，促进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514万人、困难人员就业172万人［28］；另一方面，人力资源结构的不断优化更好地支撑实体经济发展，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催生了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大大增加了对具备数字化知识结构和操作能力的高素质人才的需求，从而推动经济实现创新驱动发展［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