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土壤”与中国气派：新型政党制度中的传统文化基因探究

摘 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在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在推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伟业的历程中，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新型政党制度实现了对中华传统政治文明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实现了对既有政党制度的超越，为人类政治文明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以“天下为公”“以和为贵”“求同存异”等理念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建设产生了潜移默化的正向影响，是新型政党制度背后润物无声的“文化编码”。必须依托这一优良基因，进一步加强和完善新型政党制度建设，探索提升政治体制治理效能的“文化路径”。

关键词：新型政党制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统一战线；民主党派

［中图分类号］ D621 ［文章编号］ 1673-0186（2024）009-0046-016

［文献标识码］ A     ［DOI编码］ 10.19631/j.cnki.css.2024.009.004

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正式提出了“新型政党制度”这一概念，并用三个“新”来论述这一新型政党制度的特点。他指出：“说它是新型政党制度，新就新在它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能够真实、广泛、持久代表和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全国各族各界根本利益，有效避免了旧式政党制度代表少数人、少数利益集团的弊端；新就新在它把各个政党和无党派人士紧密团结起来、为着共同目标而奋斗，有效避免了一党缺乏监督或者多党轮流坐庄、恶性竞争的弊端；新就新在它通过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的安排集中各种意见和建议，推动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有效避免了旧式政党制度囿于党派利益、阶级利益、区域和集团利益决策施政导致社会撕裂的弊端。”在2023年的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他进一步突出论述了新型政党制度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紧密关联，强调“我们党开创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与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天下共治理念，‘共和’、‘商量’的施政传统，‘兼容并包、求同存异’的政治智慧都有深刻关联”［1］。

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勾勒出了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双重属性：在制度属性上，明确了我国政党制度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民主党派与无党派人士通力协作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在民族属性上，明确了我国新型政党制度是从“中国土壤”中孕育出来的基本政治制度。因此，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今天，我们十分有必要以积极主动的姿态“寻根”，挖掘新型政党制度背后的那些优秀传统文化基因，为筑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注入新的文化能量。

一、研究现状与问题

今天，新型政党制度早已成为我们党和国家政治实践的关键一环，但是，这一制度被明确为基本政治制度则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发展。1989年底，随着《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的颁布，我国政党制度被明确命名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2］；2007年，《中国的政党制度》白皮书公开发表，第一次提出中国政党制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3］的论断；随着2018年“新型政党制度”命题的提出，以及2021年《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白皮书的颁布，这一制度以正式文件的形式得以命名，学界在以往中国政党制度研究的基础上掀起了一波新的研究浪潮，主要研究领域及成果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一）新型政党制度形成、沿革与发展历程的研究

周淑真认为，中国共产党在探索政党制度的历史中，既鲜明地反对国民党提倡的“一党训政”，又没有照搬照抄苏联、美国的政党制度，而是探索出了新型政党制度，并不断在历史发展中优化创新［4］。钟德涛认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奋斗征程中确立、发展和日臻完善定型，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之间的紧密联系取决于近代中国的基本国情，它是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共同创造［5］。余力将改革开放以来新型政党制度的历史沿革划分为恢复与发展、坚持与探索、深化与发展、创新与完善四个阶段，指出改革开放的持续深化推进了新型政党制度的发展［6］。李亚男和王久高认为，第一次政协会议的召开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形成奠定了政治、组织和制度的坚实基础［7］。董树彬回顾了近代以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从构想到逐步建立和发展的过程，对比了国民党政府的政党制度，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制度设计符合各民主党派和广大人民群众要求，所以获得他们的真心拥戴［8］。

（二）新型政党制度基本理论的研究

国内学界对新型政党制度理论的研究主要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根基，探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对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坚持、丰富和创新。例如，梁杰皓和丁俊萍认为，我国新型政党制度已经构成了一套坚持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传承中华文化根脉、赓续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党话语体系的崭新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9］。吕楠认为，新型政党制度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在多党合作中寻求共同目标、坚持先进性、独立性和领导权等基本观点，党在不同历史时期对这一理论的坚持和发展为破解西方制度困局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10］。二是从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角度着手，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不同于传统政党制度理论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理论体系。陈明明和李松认为对新型政党制度概念的论证和落实是中国共产党在我国政治建设中“调试型回归”的重要一环［11］。王立峰和刘燕从社会学的制度主义观点出发，认为法律法规、历史传统等制度要素、忠诚老实、公道正派等政党价值观构成的价值要素，以及发扬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文化——认知性要素分别从表层、中层、深层三个维度共同塑造了新型政党制度的丰富内涵［12］。阙天舒和方彪认为，全过程人民民主与新型政党制度两者共同建构出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新型政党制度在全过程人民民主这一理念的基础上建立起来，能够通过制度化、规范化手段将社会各阶层诉求融入政治生活，从而保障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权利［13］。

（三）新型政党制度特色优势的研究

国内学界对新型政党制度优势的研究主要可以分为以下两个方面。一是通过梳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历史沿革、实践进路，发掘这一制度统筹大局、凝聚人心的内生制度优势。朱昔群认为，新型政党制度对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发展性、人民利益的广泛代表性、政策制定的合力凝聚性、意见整合的制度性程序性规范性四个维度论证了这一制度的先进性［14］。钟贞山和胡会燕认为，新型政党制度之所以具有显著的制度优势与强大的生命力，是由于这一制度自诞生以来始终以政治认同、党派合作为基础，以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为旗帜，始终坚持以一致性与多样性相统一增强政党凝聚力，赢得了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衷心拥护［15］。二是立足中西政党制度比较的视野，对比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与其他国家的政党制度，总结政党政治“中国经验”与“中国方案”。贾德忠和孙润南认为，中国政党制度承袭“和而不同”的传统文化，体现了“吸纳”社会多样性的行动逻辑，形成了党政一体的复合型治理结构，实现了价值多元与政治一元的有效统一，避免了自身政党利益至上造成非零和博弈，进而引发社会撕裂的风险［16］。在龚少情看来，新型政党制度一方面强调国家和政党的阶级性、历史性，发扬了马克思主义政党自我革命的先进能力；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型政党制度凭借其高效的组织性、鲜明的人民性和强大的制度效能，形成了协商政治、共促发展的“合力”，实现了对西方政党制度从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双重超越［17］。何旗比较了中美两国的政党制度，认为美国两党制在21世纪愈来愈面临意识形态化弊病，愈来愈成为“金钱政治”、无效争论的“否决政治”、偏好短期利益的“短视政治”和“精英政治”；相反，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能够代表最大多数人民利益，凝聚多个政党意志，能够做出科学决策并有效执行，具有显著的比较优势［18］。杨德山认为，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政党的阶级性、历史性、包容性，其协商性质和监督职能有效避免了在苏联和原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曾出现过的官僚主义痼疾［19］。

（四）新型政党制度与国家治理的研究

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要求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提高国家机构履职能力的重要一环，学术界对我国政党制度与国家治理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探索。艾明江认为，新型政党制度以共产党执政、民主党派参政的党际关系构建了国家治理体系的合理配置，以协商合作的形式推进国家治理，通过价值认同塑造释放出强大的凝聚力与执行力，从而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赋能［20］。周虎指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具有的团结效能可以通过巩固党的全面领导、壮大爱国统一战线、改进人民政协工作、提升民主监督能力、加强各政党的自身建设五项渠道达成制度优势的现实转化［21］。方雷和崔哲将新型政党制度的运作视为政治引领、政治整合与政治协商的协同运作过程，认为其在价值理念、政党职能与政治参与上充分彰显人民地位、协调四方多元诉求等国家治理效能［22］。齐卫平和柴奕认为，新型政党制度具有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以多党合作推进政治资源整合、发展协商民主保障人民利益、以民主监督推进廉政建设等四项主要制度优势［23］。吴伟和吴向伟提出，新型政党制度可以通过增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多元主体力量建设、推动人民政协职能细化与创新、加强国家治理中制度机制的运用来实现国家治理的现代化目标［24］。

（五）新型政党制度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研究

近年来，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提出“两个结合”重要论断之后，不少学者注意到中华民族传统政治文化中的关键要素对中国政党制度设计潜移默化的正面影响，从新型政党制度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弘扬这一角度探索新型政党制度的体制优越性。一是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经典语汇中提取“关键词”。林怀艺从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围绕新型政党制度使用过的修辞性语言出发，认为他们所使用的“手掌手背”“独木难支”“唱大合唱”“同心圆”等比喻都是对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政治文化的继承和弘扬，它们贯穿了我国革命、建设、改革全过程，具有鲜明的本土性、实践性［25］。柴宝勇和黎田指出，文化是形成现代国家政党制度组织形式的关键要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多元一体”“和合文化”“天下为公”“兼容并包”等文化要素是影响新型政党制度内在生成的“基因”和“密码”［26］。王成和李珊珊认为，“和合”思想是新型政党制度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与弘扬的精髓所在，新型政党制度以历史上和衷共济、结构中合作共治、理论上和合共生之精神使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形神兼具”［27］。靳晓霞认为，我国新型政党制度之所以“新”，是因为这一制度传承了我国古代“大一统”“和合”“天下为公”“民为邦本”等传统文化精髓，在充分汇入新的时代内涵之后，这些思想可以在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28］。二是从宏观角度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特质，结合新型政党制度发展历程探究其中润物无声的影响关系。刘大卫认为，新型政党制度传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政治愿景、文化理念、文化心态，突出新利益代表、新共同目标、新合作机制等三个“新”，具有突出的制度优势［29］。刘佳认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开启了在东方落后国家构建现代政党制度体系的先河，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现代政党政治逻辑相结合的产物，创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这一原创性概念，并以成功实践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科学性［30］。

综上所述，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学术界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历史逻辑、理论渊源、比较优势、治理结构、文化根基等基本问题给予了较多的关注。党的十八大之后，特别是新型政党制度提出以来，学术界对于新型政党制度的研究在不断地深化发展，取得了较为喜人的成果。但同时我们也看到，学术界对于新型政党制度的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主要体现在：一是许多研究者仅仅简略地提到了传统文化对于新型政党制度的构成作用和优势所在，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主要脉络解读新型政党制度历史和文化渊源的研究还相对有限；二是大多数研究倾向于以并列形式呈现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出现的基本概念，对于这些概念的基本发展脉络和可能存在的关联性因素考虑的还相对较少。本研究试图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发掘提纲挈领的核心概念，结合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在革命、建设、改革历程中有关新型政党制度的重大论断、重要实践，探索中华优秀政治传统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具体实际之间的逻辑关联，为“两个结合”重要论断和新型政党制度不断发展提供理论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