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两个结合”看中国共产党对中医药事业传承发展的历史性贡献

摘 要：一百多年来，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两个结合”的理论对于开展中医药事业传承与发展具有现实指导作用。中国共产党始终高度重视中医药事业，基于不同历史时期的时代特征和卫生工作的实际需要，推动中医药事业发展。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传承精华、守正创新，充分发挥中医药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实际物质效用，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推进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加快中医药走向世界的步伐，为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贡献了中国力量。

关键词：中医药；中国共产党；历史性贡献；“两个结合”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的原创性贡献研究”（22&ZD001）。

［中图分类号］ A81         ［文章编号］ 1673-0186（2024）009-0090-014

［文献标识码］ A     ［DOI编码］ 10.19631/j.cnki.css.2024.009.007

一、问题提出与文献分析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1］17。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中医药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典型代表，是中华儿女数千年来同疾病作斗争的智慧结晶，始终发挥着护佑中华民族繁衍生息的重大作用。

但近代以降，随着西方列强对华侵略的加深，部分国人在探索国家和民族出路的过程中，逐渐接受西方的技术、文化和制度，而丧失了自身的民族文化自信。就医学而言，在近代以战地医疗和卫生防疫为主要特征的医疗实践中，中医药因为不具备西医药在外科手术、医疗急救和集体防疫等方面的优势，其疗效便遭到了质疑。再因为中医药学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就被部分国人贴上了“封建”和“伪科学”的标签，其理论遭到否定。最终，“中华民国”政府先后在教育系统①和卫生行政两个方面排挤中医②，造成了“西医在朝，中医在野”的格局。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明确了中医药的价值与定位，扭转了中医药被排挤的历史局面。中医药在守正创新、传承发展的道路上，不断探索复兴的方向和路径。

关于这一论题，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内学界开展了多层次、全方位研究，取得了丰硕的阶段性成果，作出了突出的思想贡献。如：系统研究中医药与中华文明的关系，将毛泽东和习近平对中医药文化的系列论述，视为新中国、新时代党和国家对中医药认识的两次重大飞跃［2］；深入剖析中医药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之间相契合的深层逻辑，并探讨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引下，为中医药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所作出的历史贡献［3］；分阶段梳理从建党初期至今，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中医药文化传承与创新的百年历程［4］；从某一个或多个视角出发，探析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医药事业发展的历史性贡献［5-6］；从“第二个结合”的视域出发，探寻中医药文化在新时代的传承价值和创新使命［7］。已有的研究对本文写作有一定启发，但从“两个结合”看中国共产党对中医药事业传承发展的历史性贡献的研究还需深入。基于此，本文力图从“两个结合”的角度出发，系统梳理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医药的基本经验与演进逻辑，从而探究中国共产党对中医药事业传承发展的历史性贡献。

二、正本清源：指明中医药发展的正确方向，为复兴中医药事业奠定坚实基础

近代以降，在西医药的冲击下，中医药逐渐丧失了其在中国医学界的主流地位，呈现出边缘化的趋势。毛泽东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时代特征及历史文化传统进行深度融合，推动革命与建设事业的发展。在医疗卫生领域，毛泽东采用唯物辩证的科学方法，从理论和实践两个维度深入分析了中西医学各自的优势与不足，批判了过度“捧西贬中”的错误思想，为中医药事业的发展扫除了思想障碍，确立了处理中西医关系的正确指导方针，明确中医药的价值与定位，彰显了中医药学的现实意义与世界价值。

（一）批判对待中医药的民族文化虚无主义思想，明确中医药的价值与定位

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8］534。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医疗卫生领域产生了“中医非科学论”“中医过时论”等民族文化虚无主义思想。究其原因，其实质是部分国民对于自身民族文化自信的逐渐消解，以及西医药在医疗实践中展现出的相对优势，从而导致了中医药地位的相对削弱与这类错误思想的滋生。毛泽东基于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觉追求和发展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清醒认知，在科学地审视中医药学后，他充分肯定了中医药的历史贡献和独特价值，廓清了中医药事业发展的思想迷雾，为重拾中医药文化自信作出了重要贡献。这是毛泽东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以有效传承，中国医疗卫生事业向前发展的成功实践。

“中医非科学论”泛起于“中华民国”时期，代表人物有陈独秀、傅斯年、胡适等。他们认为，建立在古代阴阳五行学说基础之上的中医药学，理论上缺乏科学性，实践中缺乏诊断性。其中，陈独秀认为：“（中）医不知科学，既不解人身之构造，复不事药性之分析，菌毒传染，更无闻焉；惟知附会五行生克寒热阴阳之说。”［9］傅斯年认为，中医“既无病理，又缺诊断，无非是一部‘经验良方’”［10］。这些观点均缺乏理论依据和实践支撑，缺乏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对待中医和西医，需要辩证分析其各自的特点，否则就会陷入“盲目的热情”和“无知的怀疑”。毛泽东在《讲堂录》中写道：“医道中西，各有所长。中言气脉，西言实验。”［11］他认为，“中医是在农业与手工业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12］205，固然有不合理的地方，必须批判地接受。但与此同时，中医药理论具有超前性。因此，不能仅用化学研究的结果来否定中医药，要以临床疗效作为评价中医药的标准。基于人类认识发展的无限性，毛泽东反对在中医药理论研究还未透彻之前，就对中医药学轻易地加以否定。他指出：“一代人搞不清两代人行不行？十代人行不行？”［6］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医过时论”有所显现①。持有这类错误的人忘却了中医药已经护佑中华民族数千年繁衍生息的事实，忽视了文化具有历史继承性的特征。他们缺乏唯物辩证的科学精神，将中医药与中华文化中的糟粕混为一谈。毛泽东指出，“我国人民所以能够生衍繁殖，日益兴盛，当然有许多原因，但卫生保健事业所起的作用是其中重要原因之一，这方面首先应归功于中医”［13］。因此，对中医药“必须批判地接受，把其积极的一面吸收过来加以发挥，使它科学化；另一面，对不合理的要研究，分析批判……西医也有不合理的部分，不合理的要批判”［12］205-206。毛泽东对中医药错误思想的批判，在一定程度消除了因歧视而导致中医药发展受阻的情况，为传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累了宝贵经验。

（二）结合我国卫生实际与中西医优势特色，探索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路径

毛泽东基于唯物史观，对中华文化中“实事求是”的概念进行了创造性阐释，从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内涵。他坚持实事求是的总方针和融合发展的新思想，准确把握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形势。基于特定历史时期的医疗卫生条件和实际需求，结合中西医优势特色，妥善地处理好中西医关系，推动中西医在疾病防治中的积极协作，为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探明了基本路径和前进方向。

首先，提出“中西医两法治疗”的主张，实现对医疗卫生资源的充分利用。土地革命时期，根据地地处偏远山区，医疗资源本就匮乏，加之国民党反动派对革命根据地实行长期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就使得医疗资源的补充变得更加困难①。因此，若沿用中华民国政府对中医药的排挤和打压的政策，仅依靠西医西药，那么将会有更多的军民群众因缺乏基本的医疗保障而丧失生命。所以，毛泽东在1928年11月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仍祈中央和两省委送几个西医和一些碘片来”［14］65的同时，又提出，“医院设在山上，用中西两法治疗”［14］65。自此，“中西医两法治疗”的主张成为中国共产党在卫生领域的探索性尝试。而后的实践表明，该主张不仅带来了良好的实践效果，有效缓解了医疗资源紧张的问题，也为之后医疗卫生政策的完善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其次，“中西医合作”的卫生政策，消弭中医与西医之间的思想分歧。尽管中西医之间的矛盾和分歧由来已久，但在土地革命时期，由于中医药在农村地区拥有深厚的社会基础和国民党长期的封锁造成的信息闭塞，使得关于中医药的错误思想对革命根据地的医疗卫生建设影响甚微。但是，随着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国民党对根据地的封锁逐渐减弱。全国各地的有志青年和知识分子纷纷涌入延安，使延安的思想状况变得较为复杂。具体到医疗卫生领域，就是歧视中医药的相关错误思想甚嚣尘上，制约了中医药事业的发展。毛泽东认识到，中西医之间的分歧，实质是中西方文化冲突在医疗卫生领域的反映，处理好中西医之间的关系需从文化层面入手。因此，1940年1月，他在作题为《新民主主义论》的演讲中指出，不同文化之间应该“建立互相吸收和互相发展的关系”［8］706，并强调“团结”的重要性，为加强中西医合作提供了理论准备。1944年，毛泽东又先后在延安大学的开学典礼和陕甘宁文教大会上，不断强调医药卫生工作中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在毛泽东的倡导和推动下，“中西医合作”的政策得以确立并逐步贯彻实施，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卓越贡献。

最后，确立“团结中西医”的医疗卫生方针，探明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路径。在新中国即将成立之际，毛泽东意识到，中国共产党将面临更严峻的考验和更艰巨的任务。为此，便发动人员对关乎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调研。医疗卫生领域的调研结果显示②：全国医疗工作者和卫生资源均十分匮乏，且中西医人员数量相当悬殊。在人口数量众多、卫生基础十分薄弱的新中国，仅依靠西医西药便无法满足人民群众的健康需求。因此，毛泽东在1949年6月与贺诚谈话时指出：“西医数量甚少，只有把大量中医力量发挥出来，才能担负起全国人民的卫生保健任务。今后要团结全国中医。”［15］1950年8月，毛泽东为第一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题词：“团结新老中西各部分医药卫生工作人员，组成巩固的统一战线，为开展伟大的人民卫生工作而奋斗！”［16］这为确立“团结中西医”①的卫生方针指明了方向。“团结中西医”是对“中西医并用”与“中西医合作”的继承与超越，有效地改善了“西医在朝，中医在野”的局面。

（三）毛泽东指出中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弘扬中医药学的世界意义

作为中华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积极弘扬者，毛泽东准确把握到中医药所承载的文化价值，推动中医药在当代社会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从历史上看，中医药不仅是中华民族的健康守护者，也为世界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进步做出了积极贡献。因此，毛泽东从文化遗产的视角提出了“宝库论”，即“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17］。同时，又把中医药的贡献上升到世界高度，强调“中国对世界有三大贡献，第一是中医”［18］。在展现出文化自信的同时，也彰显了中医药学的世界意义。

一方面，充分发挥中医药学的实际物质效用。中医药学作为一个中华文明的宝库，为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做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在当代社会，进一步利用好和发展好这个“宝库”，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其一，中医药是人民群众治疗疾病的重要方式，发展中医药是事关民生的重大问题。1954年4月，毛泽东强调：“对待中医的问题，实际上是关系四万万七千农民及一部分城市居民的疾病医疗问题。”［12］236因此，毛泽东通过推动建立合作医疗制度和在地化培养“赤脚医生”等方式，充分发挥了中医药的实际物质效用，提升了人民群众享受中医药卫生服务的可及性。其二，深入挖掘和研究中医药学中蕴含的理论精髓，有助于卫生健康事业的发展。例如，中医药学强调“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19］，即通过推动预防关口前移的方式来降低疾病发生率、缓解医疗压力。而毛泽东推动建立的“预防为主”方针，就充分汲取了“未病先防”的思想精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