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智能赋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主要成效、现实挑战及增效路径

作者: 杨超

摘 要:数字智能作为一种新质生产力,正成为引领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新动能。从发展现状来看,数字智能通过培育新动能引领经济持续稳定发展、通过推动要素流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通过降低能源消耗实现绿色环保发展、通过创新国际贸易推动经济系统发展。但在数字智能繁荣发展的背后,也存在“重应用、轻基础”导致可持续发展缺乏基座支撑、“数字鸿沟”普遍扩大导致实现共同富裕受阻、数字智能技术标准不够成熟可能放大社会金融风险、数字智能产品普及化引发的“数字污染”严重威胁生态等问题,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经济社会的持续稳定发展。基于此,可从加强数字智能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数字智能产业融合进程、完善数字智能政策引导机制、提升数字智能人才培养成效等维度,夯实数字智能赋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根基与条件。

关键词:数字智能;可持续发展;新质生产力

[中图分类号] F49    [文章编号] 1673-0186(2024)010-0016-012

[文献标识码] A      [DOI编码] 10.19631/j.cnki.css.2024.010.00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可持续发展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科技进步的必然产物,契合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共同诉求”[1],是“各方的最大利益契合点和最佳合作切入点”,也是“破解当前全球性问题的‘金钥匙’”[2]。中国政府自2015年落实《变革我们的世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以来,不仅在国内全面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而且为推动全球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贡献出宝贵的中国智慧。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不仅是一项国际责任,也是国内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经之路。近年来随着以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元宇宙、生成式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数字智能技术快速发展,数字智能基础设施和产业也渐成规模,到2022年年底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50.2万亿,同比增长10.3%,占GDP比重的41.5%,位居全球第二①,数字智能在消费领域、网络游戏、在线教育、远程医疗等方面表现突出、成绩亮眼,在引领经济稳定持续发展方面作用重大,以数字智能资源为代表的新质生产力正在工业、农业、金融服务等领域快速发展,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推力。

一、学界相关研究及回顾

数字智能作为一种高水平的现代化生产力[3],在经济社会中应用广泛、表现亮眼,为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为此学界也围绕数字智能及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展开了丰富探索,集中体现在对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和可持续发展等方面。

第一,关于数字经济研究。20世纪90年代以来,互联网在全球各国的广泛接入和普遍使用,逐渐全方位影响着全球的经济活动、产业结构、交易方式等,再加上近年来以大数据、云计算、元宇宙、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信息技术正重塑和建构全新经济样态,成为驱动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关于数字经济的定义,裴长洪、倪江飞、李越等人从生产手段所采用的技术属性的自然科学意义角度,提出数字信息及其传送作为一种直接影响生产率高低的技术手段,是可以与工业、农业、服务业等相互渗透,进而形成的一种经济活动或者经济效益[4]。关于数字经济的特征,李晓华认为数字经济导致产业领域的颠覆性变革不断涌现,商业技术、商业模式的发展方向往往难以预测;数字经济的成长速度远比传统企业快得多,依赖于平台打破了企业自身的资源束缚和能力束缚;网络效应更容易引发正反馈机制,从而帮助企业在短时间内赢得大多数市场份额[5]。而关于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刘淑春认为要推动数字经济发展,还在于从整体角度打造数字经济重大战略平台、打造世界级的数字产业集群、提升数字技术对工业农业服务业的融合度,并为此打破制约数字经济生态系统建设的政策制度障碍[6]。

第二,关于人工智能研究。近年来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及其在生产生活中的广泛应用,特别是在教育、医疗、交通、艺术等领域的亮眼表现,使得人工智能技术的优越性得到充分重视,为推动其在改进生产效率、降低社会运行成本等方面的应用提供了合法性依据。关于人工智能的发展阶段,张钹、朱军、苏航等人认为目前人工智能正迈向第三代,也就是同时利用知识、数据、算法和算力四个要素,机器具有可解释性和鲁棒性,能够实现与环境的交互学习,在视觉、触感、嗅觉等方面能够表现出比人类更优越的性能[7]。关于人工智能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理,师博认为主要体现在能够培育高端生产要素、革新生产模式,影响分配结构、改进分配效率进而促进共同富裕,发展数字平台经济优化交换模式,催生和加速绿色消费与智能消费等,贯彻绿色发展和协调发展理念等方面[8]。关于人工智能技术大规模渗入经济活动所带来的潜在风险,程承坪、彭欢等人认为经济风险主要体现在大规模工业机器人应用导致的失业风险、社会收入分配两极分化风险、超大数字平台加剧市场垄断风险、对消费者实施价格歧视风险等,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经济的高质量发展[9]。

第三,关于可持续发展研究。自1987年《布伦特兰报告》提出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以来,得到全球各国政府机构、跨国际组织、私营企业及相关社会组织的陆续采用,成为解决全球、各国及各地区贫困、金融危机、生态退化等问题的主要理论依据。关于可持续发展的定义,牛文元提出可持续发展揭示了发展、协调、持续的系统本质,反映了动力、质量、公平的有机统一,创建了和谐、稳定、安全的人文环境,体现了速度、数量和质量的绿色运行,直接体现为社会的有序程度、组织水平和生产效益的推进能力[10]。关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可行性,王思博借助空间面板计量模型,证明我国经济增长结构在不同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存在着显著差异,即我国经济增长方式正逐步从高耗能、低效率的发展模式向依赖科技创新、人力资本积累的可持续发展模式转变,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可持续发展的特质[11]。关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具体路径,万刚提出应在保持经济总量增长与提高经济质量上要更加注重质量,在保持经济增长速度与提高经济效益上更加注重效益,大力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12]。

综上所述,当前学界对数字智能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分别进行了较为广泛的探讨,同时对数字智能促进经济发展也进行了深入探讨。但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背景下,既要把握好数字智能对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时代性机遇,又要全面客观分析数字智能在赋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中的阻碍和风险。基于此,本文在梳理数字智能支撑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现状基础上,精准识别数字智能赋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潜在风险及现实挑战,对于用好数字智能技术、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为新阶段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扎实的理论支撑。

二、数字智能赋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主要成效

数字智能短时间内在经济社会中的全面渗透与广泛应用,不仅为经济社会转型升级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机遇,还通过培育发展动能、引导要素流动、降低能源消耗和推动国际贸易等方式,从多个方面助力经济发展的动力、结构、质量与效率变革,实现传统发展方式变革和经济创新发展,从而创造实现美好生活的长期保障。

(一)数字智能培育全新动能,引领经济持续稳定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长期依靠“三驾马车”(投资、出口、消费)实现了经济增长的奇迹,到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经济发展在规模和质量上都实现了重大突破。但在依靠高投资、高消耗、廉价劳动力优势和出口导向型外贸等政策的背后,较为单一的数量型增长模式和追赶型发展战略使得一些问题逐渐暴露出来,不仅影响了经济发展质量,而且给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包括生态环境破坏、资源过度消耗、产业结构不合理等。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经济高质量发展”,标志着我国经济开始逐步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而数字智能经济本身所具有的高创新性、广覆盖性和强渗透性特质,也成为培育我国经济增长新亮点的战略支点。

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研究报告(2023)》,从发展速度上来看,我国数字智能经济规模从2017年27.2万亿增长到2022年50.2万亿,以13.06%的平均增长率,跑赢了同时期的GDP平均增长率5.26%,高于GDP增速7.8个百分点;从发展规模上来看,数字智能经济占GDP 的比重不断提升,到2022年已达41.5%,这一比重超过了占国民经济比重39.9%的第二产业①,数字智能经济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地位更加凸显,有效发挥了经济社会发展“稳定器”“加速器”的突出作用。数字智能经济的快速优质发展成绩,是在全球经济增长放缓、贸易单边主义抬头、金融风险上升、地缘政治冲突加剧等大形势下所取得的,和其他领域、其他产业相比,数字智能已逐渐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火车头”,在“稳增长”“促改革”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二)数字智能推动要素流通,促进社会区域协调发展

日本学者河上肇指出,“劳动过程的要素(所谓生产要素)是由人的要素和对象的要素,或主体的要素和客体的要素二者组成的”[13]。生产要素的类型与分布,一定程度上会制约或促进地方经济的产业结构与发展速度。长期以来我国生产要素的集中式分布或单一化分布,不仅导致区域发展的失衡,而且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生产要素的价值,提升了社会资源的使用成本,对于社会的整体性发展、协调性发展带来巨大挑战。数字智能作为一种具体生产要素,在生产上具有产销一体化、时空限制小等特点,在使用上具有非竞争性和社会公共性等特点,同时又作为一种生产工具融入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和社会服务管理的各个环节,有助于降低生产要素流通成本、提高社会运作效率,为社会生产要素的跨区域流通、一体化分配提供了必要的决策支持工具。

2022年2月“东数西算”国家战略工程正式全面启动,目的在于通过构建一体化的数据中心、云计算、大数据等新型算力网络体系,让西部地区发挥资源充裕的优势,承接东部地区的算力需求,促进东西部数据流通、价值传递,不仅带动相关产业有效转移,还能够实现可再生能源的高效利用。根据宁夏中卫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宁夏中卫市作为国家数据中心集群之一,2023年新增标准机驾2.3万架,建成全国首个“万卡级”智算基地,规模以上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营业收入增长10%,数字信息产业产值达到100亿元②。由此可以看出,随着“东数西算”战略推进,数据和信息要素正源源不断从东部向西部流动,中西部地区正在不断抹平数字鸿沟,东中西部区域发展失衡问题正逐步得到缓解,这对于实现不同区域的协调发展、共同富裕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

(三)数字智能降低能源消耗,实现社会绿色环保发展

工业经济时代的石油、煤炭等传统自然资源的广泛生产使用,给生态环境带来巨大破坏,不仅阻碍了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实现,而且也会给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带来沉重负担。在数字智能时代数据作为一种全新的生产要素,其本身虚拟性的存在决定了在生产和使用过程中几乎不会给环境带来任何污染,相反还可以利用数字智能技术提高自然资源利用效率,为生产方式和治理方式的优化带来了技术性机遇[14],对于实现社会的绿色环保发展意义重大。2023年年底中共中央  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意见》,明确要求“深化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应用,构建美丽中国数字化治理体系,建设绿色智慧的数字生态文明”,这也为推动数字智能技术应用于生态环境领域提供了政策依据。

数字智能促进社会绿色环保发展,主要通过释放绿色创新驱动、产业结构优化、金融科技赋能等效应驱动能源低碳化转型[15],具体体现在升级产业结构、丰富治理手段、创新生活方式等方面。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云计算与大数据研究所2021年12月发布的《企业数字化转型蓝皮报告——新IT赋能实体经济低碳绿色转型》,通过深度采用数字智能技术,石油石化行业到2050年实现在2015年基础上减少约90%的排放量目标,电力行业通过采用5G、云计算、AIoT等技术能够减少30%的能源浪费,离散制造行业实现工业自动化控制、智慧化管理,从而减少能耗和碳排放量①。在环境污染治理方面,一些地方开始采用数理统计、数字模拟、基因算法、大数据、机器学习等智能手段,着力构建从污染源排放到环境质量变化的完整数据链,从而为环境污染治理装上了高效监测、主动预警的“千里眼”“顺风耳”,提供了科学分析、有效应对的“智慧脑”“灵巧手”,为促进社会绿色环保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技术保障。而在绿色生活方式转变方面,数字智能产品也有广泛应用,如2016年出现的共享单车,其用户规模从2017年的3.1亿人增长至2022年的4.6亿人,2023年仅在苏州市区范围内共投放车辆6.5万辆,累计借车4.85亿人次,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07万吨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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