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全人类共同价值的道义确证和国际共识

摘 要：人类共同价值是全球化背景下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应对人类共同挑战、维护人类共同利益、推动人类文明进步而达成的一种共识性价值主张。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一种合目的性和合规律性相统一的崭新价值理念，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重要价值指引。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对西方“普世价值”的超越，两者在阶级立场、价值观念、思想内容、目标取向和宣传方式等方面有着显著的区别。增进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国际共识应从四个方面着力：以“一带一路”为实践载体，持续推进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全球行动；以“三大全球倡议”为行动指南，持续构建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合作网络；以一系列“命运共同体”为合作平台，持续汇聚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强大合力；以“人类文明新形态”为崭新形态，持续凝聚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思想共识。

关键词：全人类共同价值；西方“普世价值”；价值共识；人类文明新形态；世界历史

［中图分类号］ D820 ［文章编号］ 1673-0186（2024）010-0090-013

［文献标识码］ A      ［DOI编码］ 10.19631/j.cnki.css.2024.010.007

伴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演进，世界各国经济、政治、文化等各领域间的交流交融交锋日趋增多，全球性社会正在生成。全球化生存已然成为人类在世界历史发展背景下正在经历的存在状态。基于共同需求、共同挑战和共同利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急需确立一种更具开放性、包容性和引领性的价值话语体系。2022年10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作出了“世界各国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1］的呼吁。这一价值理念因其“摆脱意识形态偏见，最大程度增强合作机制、理念、政策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2］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近年来，学界围绕全人类共同价值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有的学者围绕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哲学基础［3］、科学内涵［4］、特质及价值［5］等进行深入研究，揭示了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生成逻辑、核心要义和价值意蕴。有的学者分析了全人类共同价值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6］、全人类共同价值与“普世价值”［7］的区别，在比较研究中进一步确证了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科学性。也有学者基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伦理学、国际政治学、传播学等不同学科视角，探究了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实践路径［8-11］。这些研究不仅有助于推动全人类共同价值理念的深入发展和广泛传播，也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但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受地缘政治和文化差异等因素的影响，“全人类共同价值并未完全融入其他国家与社会的政治生活之中”［12］，尤其在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国际共识方面还面临着诸多急需解决的问题。一是全人类共同价值的道义合理性问题，即全人类共同价值何以成为全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二是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先进性问题，即为什么是全人类共同价值而不是西方价值观才能真正解决当前世界发展难题；三是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弘扬和践行问题，即在一个主要以民族国家为行为主体的国际关系中，如何才能更好地发挥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引领作用，凝聚更广泛的全球价值共识，等等。解决好上述问题，则需要在理论层面阐释清楚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在现实层面全面剖析全人类共同价值与西方价值观的本质区别，在实践层面积极增进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国际共识。

一、人类共同价值客观存在

哲学范畴中的价值概念，揭示了主体需要和客体属性以及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特别是在对主体需要和客体属性两者之间关系的把握上是马克思主义价值论的核心之所在，即通过什么中介或者哪种方式将多元主体的多样化需要与外部世界不同客体的功能属性统一起来。马克思主义价值论认为，只有通过劳动（实践活动）才能实现主体需要和客体属性之间的统一。人类实践活动是不断变化发展的，主体需要和客体属性之间的关系也会随着不断变化的实践而发生变化，因而对价值的理解必须立足于人类实践活动，从现实的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出发进行把握。

（一）人的类本质属性是人类共同价值得以存在的主体条件

人作为“类存在物”［13］56，具有类本质属性，在“类生活”的实践中能够形成一种“类意识”。这种“类意识”在深层次上将人类与动物区分开来，强化了人类自身的紧密联系，从而使得“类本质”更为明确和完善地体现。在此过程中，人类的整体意识在实践活动中不断增强，进而形成维系“类生活”正常秩序的“类价值”。纵观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从氏族、部落到民族、国家的演变历程也可以充分证实人的“类价值”客观存在。一方面，“类群体”具有共同的本性，对一些重要的价值观念已基本形成共识。比如说古今中外人类都具有谋求生活更好、社会更美好的共同本性。无论是中国古代的“大同”，西方古希腊的“好生活”等，一些普遍公认的价值理念已成为人类共同价值的基础，只不过随着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变迁，赋予了这些价值理念更加丰富的时代内涵。另一方面，不同民族、不同国家都有各自的主流价值主张，但在全球化时代这些特殊价值观会在“他者”价值观和具体时代背景的影响制约下实现自觉整合，进而使不同的价值主张走向一种整体层面的相关性或一致性。达成整体层面的相关性或一致性并不是要消除不同价值观之间的差异，不是以普遍性代替特殊性，而是在把握普遍性和特殊性关系的基础上，凝聚最大范围内的价值共识。基于此，人的类本质属性成为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主体条件，为人类共同价值的存在奠定了主体基础。

（二）普遍性社会交往是人类共同价值得以产生的实践根基

“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活动的产物。”［14］抽掉具体的社会关系，作为个体的人和作为共同体的人类都会变成抽象的概念。而社会关系并不是思维的产物，而是人类现实的实践活动的产物。一方面，社会交往是人类生存的基础。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类的社会交往也是社会实践的基本要素，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既包括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活动，也包括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形成了人所生存的共同体。人们在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过程中形成经济交往体系，同时建立起生产关系，在这一体系的基础上，发生政治、思想、文化等一系列社会交往，进而构成社会，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就是社会交往的体系，社会交往是人类的基本实践活动，是人类社会得以存在的基本前提。另一方面，普遍性社会交往推动人类共同价值的产生。动态的社会交往涵盖了人们之间所进行的各类交流和沟通活动的过程，静态的社会交往体现在人与人之间所建立的各种社会联系。伴随生产力的持续发展，人类的社会交往形式不断革新，且逐渐展现出普遍化的倾向，国家间的联系日益紧密，国际视野、全球意识得到培养，这为人类共同价值的形成提供了重要动力。如：科技的进步促进了人们交流沟通方式的多样化和便捷化，突破了以往受时间与空间限制的境况；文化领域交流的强度、深度和速度加快，不同价值观碰撞、冲突的同时寻求对话、理解的意识和行动逐渐加强，这些变化都为共同价值的形成提供了重要条件。

（三）全球性问题应对是人类共同价值得以确立的现实基础

当前，经济全球化纵深发展态势明显，全球性问题不断增多。在共同面对和解决全球性问题的过程中，不同民族与国家的价值主张呈现出交融的倾向。一方面，全球性问题的出现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立。马克思的伦理思想指出人类共同价值体现于人们对“普遍的”“自由的”追求，人类共同价值的形成正是基于马克思伦理思想对当今世界发展的现实境况作出的理论回应。经济全球化纵深发展的同时，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问题加剧，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成为时代之问。面对危机交织叠加、风险日益增多的世界现实，确立人类共同价值主张，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便成为解决全球性问题的最优解。另一方面，全球性问题的应对推动人类共同利益的形成。人类是具体的，人类的需要具有社会性，在同一或相近的生产力发展阶段中，人类共同需求的出现必然会推动人类共同利益的产生。当然，人类的共同利益和需要也是具体的，在早期的公社中，“一开始就存在着一定的共同利益”，随着“生产力逐渐提高，较稠密的人口使各个公社之间在一些场合产生共同利益”［15］，不同民族、不同国家间的共同利益在生产力的持续发展中逐渐形成，“这种共同利益不是仅仅作为一种‘普遍的东西’存在于观念之中，而首先是作为彼此有了分工的个人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存在于现实之中”［13］163。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国际交往逐渐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只有从整个人类社会的共同利益出发，既关注本国利益又兼顾他国合理关切，才能推动人类共同价值的构建。

二、全人类共同价值的道义合理性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16］。从整体上看，中国的传统价值观讲究和合之道、爱好和平，崇尚正义、注重公平等，这些理念为全人类共同价值提供了重要思想滋养和文化底蕴支撑。这种道义优先的文化特质决定了中国不断追求文明交流互鉴而不搞文化霸权，也决定了中国在国际交往中的道义价值取向。道德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认为，当国家实力达到主导国或崛起国水平时，道义的有无与水平高低对国家战略的效果，特别是建立国际规范的效果，具有重大影响［17］。作为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人始终高举马克思主义理论旗帜，以广阔的天下胸怀和强烈的人类关怀践行无产阶级解放全人类的崇高历史使命，在实现人民解放、民族复兴的同时也为努力推动实现世界大同不断贡献中国力量。全人类共同价值正是中国共产党人站在人类道义制高点上为推动世界历史发展提供的价值规范和精神指引。这一价值理念以独特性和包容性特质实现了对西方“普世价值”虚伪性和侵略性的摒弃与超越，为共同应对全球性问题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是作为世界第一大党和全球最大发展中国家胸怀天下、积极承担世界责任，推动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道义性表现，是一种合目的性和合规律性的崭新价值理念。

（一）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合目的性

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合目的性体现为这一价值理念能够满足人类的共同利益和共同需要，能够有效地应对人类社会发展所面临的共同问题，推动全人类的解放和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终极目标的实现。

第一，全人类共同价值能够满足全人类共同利益和需要。利益和需要是历史实践的直接动力，也是人们价值判断、价值选择的根本立场、基本依据，是影响价值判断的最大变量［18］。人类社会虽然存在着民族、国家、文明的不同划分，存在着历史、文化、制度和发展水平的差异，但也存在着共同的利益和需要。伴随着全球化进程，各个国家在广泛且深入的交往中形成了广泛的共同利益和需要（如重振全球经济的经济利益需要、反对恐怖主义的政治安全需要、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的生态利益需要等）。这些共同利益的维护迫切需要从世界范围的高度和广度上确立一种共同的价值规范予以保障，这就为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提出奠定了前提基础。

第二，全人类共同价值能够有效应对人类社会发展面临的全球性问题。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日益频发的全球性问题进一步加剧了世界的不确定性。后疫情时代，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和发展赤字等多重叠加风险挑战，解决贫富鸿沟、发展失衡、暴恐危机、环境恶化等全球化问题迫切需要全世界各国的协同合作和集体行动。协同合作和集体行动的前提在于具有超越性和引领性的价值理念。作为凝聚全球人民价值认同“最大公约数”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不仅有助于凝聚全球人民的团结意识，更能激发世界各国的协同合作和集体行动，为解决全球治理问题提供坚实的合作基础和价值引领。

第三，全人类共同价值有助于推动全人类的解放和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地发展。全人类共同价值是站在全人类的高度，以实现全人类根本利益和最终解放为目标，以超越意识形态偏见、历史文化差异和发展水平差异来思考全人类的问题，打破了西方“民族国家”狭隘局限。和平与发展为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奠定了前提条件，公平与正义为维护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提供了基本准则，民主与自由的价值理念为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提供了权利保障。全人类共同价值以“现实的人”的现实需要作为出发点，是一种具体的、现实的、历史的价值理念，深刻反映了全人类对世界美好生活价值追求这一根本目的。

（二）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合规律性

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合规律性体现在这一价值理念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现实把握，是顺应世界历史发展规律的必然结果，也是对世界文明进步发展趋势的积极顺应。

第一，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现实把握。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13］669。所以，人类社会呈现出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客观规律，决定这种客观规律的背后实则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两对关系的辩证运动。当今世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生产力发展水平存在着巨大差异，这种差异容易引发世界动荡与不安，威胁人类整体性共同利益的实现。加之先前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建立的旧国际秩序不但没有调节各个国家生产力发展水平上的差距，反而更进一步加剧世界贫富差距。为此，需要一种能够超越西方价值观的崭新价值理念来指导世界建立新的国际秩序，推动人类社会更均衡发展，这为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提出创造了前提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