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涵·生成·价值: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理论诠释

摘 要：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涵丰富、层次鲜明，蕴含建构主体的能动性、建构过程的自主性、建构成果的创新性。它的提出有深刻的历史根源、深厚的经济基础、复杂的外部环境，近代以来救亡图存产生的文化觉醒是其生成的历史动因，中国综合国力实现历史性跃升是其生成的现实基础，世界思想文化领域交流交融交锋是其生成的外部张力。确立并巩固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对于坚定文化自信、发挥文化引领力量、筑牢国家认同文化基础以及彰显文明交流互鉴文化底色具有重要意义。在推进文化建设实践中，应采取有效措施巩固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维护国家文化安全。

关键词：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内涵;生成;价值

[中图分类号] D61 [文章编号] 1673-0186（2024）012-0020-015

[文献标识码] A      [DOI编码] 10.19631/j.cnki.css.2024.012.002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进程中，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推进文化建设，吸收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滋养，以高度的思想和文化主动，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提出“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这一重大原创性理论命题。2023年6月2日，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守正，守的是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守的是‘两个结合’的根本要求，守的是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和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1]11。“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重大命题，为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供了重要方法论指导。深刻阐明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的深邃内涵、生成逻辑与时代价值，对于推进新时代文化建设，树立高度文化自信，激发广大群众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一、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的基本内涵

主体性是关于现实的个人或某一“类”人的哲学话语[2]，人作为主体而存在，人的主体性是通过自己创造的文化来实现，因此，人的主体性又总是体现为文化主体性[3]。文化主体性是人与文化之间主客体互动时所展现出来的一种特性[4]，它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文化发展进程中形成的有别于他者的独特文化特征[5]，是一个民族现代文化生命的根本维系[6]。这种主体性能够凸显自身鲜明特质、使自身区别于他者[2]。基于此，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是指由众多中国人构成的中华民族在实现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进程中，在与世界其他民族进行文化交流互鉴的过程中，不断与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相互适应、相互促进，坚持以我为主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形成具有本民族特征的文化成果所展现出的一种特性。这种特性表征为建构主体的能动性、建构过程的自主性、建构成果的创新性等本质属性。

（一）建构主体的能动性

作为构建主体的人在创造文化过程中具有能动性[7]。在中华文化的构建过程中，文化主体的分类显现出其复杂性与多样性。文化主体可以被细分为三个主要层面：个人主体、群体主体和政党主体。中国人民，作为个体的集合，构成了中华文化的个人主体，体现了个体在文化创造中的能动性。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整体，展现了群体主体的特征，彰显了民族共同体在文化传承与发展中的集体智慧与力量。中国共产党，则作为政治组织的代表，成为中华文化的政党主体，引领着文化发展方向并推动其与时俱进。这三个层面的文化主体既相互独立又相互依存，共同构成了中华文化的多元主体结构，为中华文化的丰富性与系统性提供了坚实基础。在创造中华文化过程中，这些文化主体展现出显著的能动性。

中国人民是中华文化的个体主体。“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中从事活动的个人，称个体主体。”[8]中国人民是由众多具体的人组成的，这些具体的人“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9]。这些“发展过程中的人”在生产实践中改造自然，获取自身所需生活、生产资料，创造了大量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形成了不同种类的文化形态。在跨越五千余年的漫长岁月中，中国人民以其卓越智慧和不懈追求，孕育并发展了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不仅丰富了人类文明宝库，也为世界各民族提供了宝贵精神财富和智慧启迪。中国人民依据每个时代“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10]去创造属于那个时代的文化，书写属于那个时代的历史。正是从这个意义而言，“波澜壮阔的中华民族发展史是中国人民书写的！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是中国人民创造的！历久弥新的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国人民培育的”[11]！

中华民族是中华文化的群体主体。“群体主体也叫‘集体主体’”[12]359，这种“集体主体”不是简单个人主体的加和，而是表现为一种整体性。因此，“群体主体性首先是一种整体的主体性，是群体面对客体或在同客体的关系中显示的整体性质”[13]。中华民族是由分布在广袤中华大地上的各民族融合而成，各民族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大家庭。同时，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整体，是在与其他域外文化交流互动中发展的。相较于中华民族之外的民族而言，其他域外民族是客体，中华民族是主体。中华民族具有源远流长的历史，在这一漫长的宏大历史叙事中，作为群体主体的中华民族历经五千年的悠久历史长河，以其坚韧不拔的民族精神和深邃广博的智慧，孕育并发展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在创造中华文化的过程中，“中华民族在长期实践中培育和形成了独特的思想理念和道德规范”[14]，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文化的政党主体。政党主体是群体主体中的一种特别主体，与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的执政党息息相关。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始终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并致力于将其创新理论与具体实际相结合。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引领中国人民取得了显著历史性成就，实现了从国家的独立自主、经济的繁荣发展到综合国力的显著增强。在领导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坚定的历史自信，继承中华传统文化优秀因子，依据变化的实践丰富发展中华文化，形成新的文化生命体。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华文化建设过程中彰显强烈的主体性，“这一主体性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中国大地上建立起来的”[1]8。

（二）建构过程的自主性

“独立自主是中华民族精神之魂，是我们立党立国的重要原则。”[15]自主性表现为一个民族对本民族文化的自觉选择和独立表达[5]。中国人民创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主体性彰显的过程，“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16]。

中华民族自主地创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具有5000多年连绵不断的文明历史，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7]。在高度发达的农耕文明时代，中华民族充分发挥自身主体性，创造了领先世界民族之林的优秀文化，这些文化表现在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应用技术等领域。农耕文明时代中国所创造的文化财富令人叹为观止，并见诸浩如烟海的各领域文化典籍中。历史领域著名于世的文化典籍有《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等，这些典籍在总结历史规律基础上形成，是自主性彰显的过程;语言领域的著名典籍有《尔雅》《小尔雅》《释名》《说文解字》《康熙字典》等，这些典籍是在总结如何更好用适当词语来表达事物含义的基础上产生，是自主性得到体现的过程;文学领域著名典籍有《诗经》《楚辞》《古诗源》《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宋诗钞》《千家诗》等，这些典籍是对中国先民在生产生活中一种自我表达的总结，是一个主体性得到发展的过程;哲学领域的著名典籍有《易经》《论语》《中庸》《孟子》《大学》等，这些典籍是中国先民在对世界进行追问的过程中产生，是一种寻求主体性的过程;科学技术领域著名典籍有《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本草纲目》《九章算术》《齐民要术》《农政全书》《水经注》《天工开物》等，这些典籍是中国先民在生活与生产过程中形成，是主观能动性彰显的过程。这些文化典籍是中华民族在农耕文明时代主体性的充分彰显，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十分宝贵、不可多得的资源。

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自主地锻造革命文化。19世纪，西方社会发生重大变革，相继发生了两次工业革命，生产力得到极大解放，反观同时期的中国则处于闭关锁国的清朝。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急于打开中国市场，而处于同时代的清朝则“沉迷于所谓‘天朝上国’的颟顸自大之中”[18]，未主动融入当时的世界市场中去，最后在鸦片战争中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了大门，逐渐落伍于世界，使封建的中国社会性质发生变化，逐渐沦为半殖民半封建社会，如何巩固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成为一个摆在当时中国人面前的重大难题。“纵览人类历史，一个文明根本的转型，是文化的转型;一个文明真正的新生，是文化的新生。”[19]中国共产党以高度的使命感担负起了促使文化转型的历史使命，在带领中国人民反抗外来压迫过程中逐渐使中华文化得以新生，锻造了激昂向上的革命文化。这种“‘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20]。

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自主地形成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21]随着新中国成立，国家实现独立，文化发展也迎来了转机，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逐步得到确立。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在应对国外复杂情况背景下，进行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在推进改革开放进程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一些诉求也反映到文化领域。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先后掀起了多次文化研究的热潮，“择其要者，主要有民族虚无主义文化思潮、文化保守主义思潮、普世主义文化思潮等”[22]，这些文化思潮的共同点就是未能处理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中国共产党则以高超的政治智慧处理好这一关系，根据时代的转换，“着力赓续中华文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23]，同时发挥革命文化的优势，适时形成了符合时代要求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并推动其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对中华文化精华加以提炼和升华，融入现代科学民主精神，并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持续丰富其内涵，呈现出崭新面貌，已经成为满足人民较高文化追求的重要文化样态。

（三）建构成果的创新性

“创新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24]“中华民族是富有创新精神的民族。”[25]中华民族充分发挥古老东方智慧，创造了璀璨夺目的文化成果，表现为文化概念的标识性、成果形式的原创性、成果传承的创造性。

文化概念的标识性。一国文化是否具有标识性概念，是体现国家创新能力的重要指标。“在人类历史的漫长进程中，各民族创造了具有自身特点和标识的文明，共同构成人类文明绚丽多彩的百花园”[26]，中华民族也不例外，在所创造的中华文明中形成了具有中国式表达的系列标识性文化概念。中国人民在长期繁衍生息中，形成了富有时代气息的文化成果，形成了宏大的思想体系和独特的表达范式。例如，在国家治理领域，古代中国智者提出了“民为国之本，政以德为先”的治国理念;在国家与家庭的关系处理上，形成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家国情怀;在义与利的平衡上，提出了“富民厚生，义利并重”的经济伦理观;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探索中，形成了“天人合一，万物共生”的生态哲学;在与邻国的交往中，提出了“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的外交原则;对未来社会的展望，则展现了“世界大同，天下一家”的宏伟愿景。在众多的概念中，“和合”表达是核心概念，贯穿中华文化始终。进入新时代，中国大地发生大发展、大变革，仍“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27]24。

成果形式的原创性。文化成果是否具有原创性、民族性，决定了其生命力及其影响力。中国先民立足高度发达的农耕文明，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成果，充分表达了中国人的历史观、世界观、宇宙观、天下观、自然观，具有高度的原创性。例如，在历史领域的著作当数司马迁所著《史记》，开历史之先河，采用纪传体方式书写中国历史，在撰写过程中，不仅注重求实，以理服人，同时注重抒情，以情感人，既塑造性格突出、姿态各异的历史人物，又描写惊天动地的大事件、大场面。《史记》被鲁迅称其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给予了高度评价。在语言学领域，许慎所著《说文解字》是我国传统语言学领域里程碑式的著作，该著根据当时的“六书说”分析字形，体现了六书理论的精髓，自问世后一直流传至今，成为研究古典和古文字绕不开的必读之书。在哲学领域，《易经》是中国最古老的卜筮之书，第一次将阴和阳两个哲学范畴界定为构成宇宙并制约着宇宙发展变化的原动力，它是中国文化史领域经典著作之一，对之后中国乃至世界的哲学、天文学、数学皆有着重要影响。以上这些文化成果仅是中国历史上具有原创性文化成果的部分代表，除此之外，还有数不胜数的文化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