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空间分隔问题的三重透视
作者: 肖楠 张小平摘 要:空间分隔是基于资本逻辑追求剩余价值最大化,从而带来空间划分呈现出日益尖锐的阶级差别,集中体现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空间问题上的对立。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工作空间和生活空间分隔加剧,空间分隔呈现出等级化特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空间分隔日益严重。资本主义空间生产是造成空间分隔的根本原因,空间异化加剧了空间分隔,城市的意识形态性造成空间分隔的固化。实现空间正义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必须从变革生产方式入手,改变空间生产受资本逻辑支配的现状,恢复空间作为公有资源的社会属性。
关键词:空间分隔;空间剥削;空间等级化
[中图分类号] A811 [文章编号] 1673-0186(2023)002-0063-012
[文献标识码] A [DOI编码] 10.19631/j.cnki.css.2022.002.005
每个人的生存和发展都离不开一定的空间,随着全球人口增长和空间日益稀缺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空间问题成为现代社会每个人都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导的现代化进程内在地包含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加剧了乡村对城市的依附,激化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空间问题上的矛盾,造成日益严重的空间分隔问题,对此进行研究有助于优化空间使用方式,改善占全世界人口大多数的无产阶级的空间条件,解决全人类生存面临的空间难题。当前学界对于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的研究,集中于空间生产、空间正义以及空间全球化等领域,对于空间分隔问题的关注较少,提到空间分隔问题的观点都比较零散,不成系统,较少对于空间分隔概念进行准确定义和系统阐释。本文以资本和劳动的关系为研究视角,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空间分隔问题,系统总结空间分隔的概念界定和新特点,深入分析空间分隔产生的原因,并提出相应的解决路径。
一、空间分隔的概念及新特点
空间分隔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日益突出的现实问题,对此进行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早在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时代,住宅缺乏问题已经影响到工人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基本生活需求。在资本主义发展早期,资产阶级通过制造住宅缺乏来加强对无产阶级的剥削,住宅在总量上有了显著的增加,但是增加的住宅没有被无产阶级拥有,而是被资产阶级占有,通过租赁或者售卖房屋的方式,使之成为剥削无产阶级的手段,加重了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空间剥削。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技术的进步,住宅缺乏的问题非但没有得到解决,反而变得更加复杂化和尖锐化,日益演变为空间分隔问题。随着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阶段发展到垄断阶段,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对立加剧,空间分隔问题表现得越来越明显,严重损害了无产阶级的利益。
空间分隔是资本逻辑追求价值增殖的必然结果,空间划分呈现出日益尖锐的阶级差别,不同阶级之间、同一阶级的不同阶层之间出现的空间分隔问题,集中体现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空间问题上的对立。需要说明的是,一方面,空间分隔讨论的是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空间概念,不包括还未被占有和使用的空间、地球上的沙漠地区以及宇宙中的星际空间等。空间分隔所指向的问题域不是精神空间或形式空间、几何空间,而是社会空间。“现代人类生存的最重要的事实,是社会的空间差异。”[1]社会空间不仅仅指的是社会领域的空间概念,而是特指生产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进行实践的现实场所,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空间表现,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空间现象。资本主义空间矛盾具象化为地理空间的矛盾,但其背后的抽象逻辑是资本对社会空间的占有与利用。另一方面,空间分隔不是指空间的功能性区别,而是特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带来的空间剥削和压迫。空间分隔以适应生产关系再生产为根本准则。总的来说,空间分隔包括三个层次,分别是:微观层次的工作空间和居住空间;中观层次的城市和乡村、大都市和周边地区;宏观层次的国家与国家的分隔,在全球空间来看,主要表现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分隔。
空间分隔具有三方面的特点。一是资本主义工作空间和生活空间分隔加剧。根据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划分,在生产资料的占有和使用中,空间分隔表现为工作空间的分隔,资产阶级凭借对工作空间的占有,使得处于同一产业链上或者产品具有相关性的企业形成集聚性的工作空间,“不同类的企业,也会因为铁路车站、较好的街道排水系统、低廉的水电以及较大的市场等等而聚集起来”[2]。这种集聚性的工作空间把无产阶级对于工作空间的使用限定在拥挤且恶劣的条件中,以降低生产成本、获取最大的剩余价值。在生活资料的分配和使用上,劳动工人的生活空间成为资本增殖的重要手段,以租赁或售卖的方式榨取无产阶级的剩余价值。二是空间分隔呈现出鲜明的等级化特点。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同一阶级内部不同的阶层之间,其生活空间呈现出等级化的发展态势,表现为空间分隔的金字塔结构,且彼此之间的对立日益尖锐化。三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空间分隔日益严重。随着全球性生态危机日益突出,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空间剥削日益深化,空间剥削领域不断扩大,从生产性空间拓展到非生产性空间,从经济社会空间拓展到自然空间。
(一)资本主义工作空间和生活空间的分隔加剧
早在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时代,曼彻斯特作为现代典型的工业城市,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就已经表现出明显的空间分隔。都柏林也出现了贵族区和穷人区的两极对立:贵族区美丽雅致、环境优美,穷人区破败杂乱、环境肮脏。19世纪80年代初,伦敦的空间分隔问题已经凸显出来:包括高斯顿街、白教堂地区的花街和迪安街、芬斯伯里地区圣卢克斯的怀特克洛斯街、大原始街和贝德福特贝瑞、国王街和敏特街在内的地区等,“这些地方都位于一个贫民区环线内,把伦敦城与更富有的伦敦西区隔离开来”[3]1221。资本主义的生活空间根据地租、房价、交通等因素的差异,形成不同阶级之间的空间分隔,资产阶级的富人区和无产阶级的穷人区形成鲜明的对立,无产阶级的生活空间在资本的剥削下不断恶化。“根据习艺所监督的报告,可以想象这些区域的穷人的拥挤:他们说,1817年在军营街,在52幢房子共计390个房间里面住了1 318人,而在教堂街及其邻近的街道上,在71幢房子共计393个房间里面住了1 997人。”[4]314在利物浦,“全市人口中足有五分之一,即45 000人以上,住在狭窄、阴暗、潮湿而空气不流通的地下室里,这种地下室全城共有7 862个。”[4]317为了最大限度压榨劳动工人,资本想尽办法挤压工人的工作空间和生活空间,建立起资本对劳动的绝对统治,以资本最大化增殖为前提,忽略工人正常的生产和生活条件。1801—1846年间,“在巴黎最糟糕的地区,例如第四行政区的圣宝莱和马策斯,在19世纪中叶人口密度就达到每公顷1 000人:即每8平方米1个人。1851年阿尔西地区的人口密度则是每公顷960人。”[3]1239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来看,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塑造了工作空间和生活空间的分隔。在奥斯曼对巴黎大刀阔斧的改革过程中,“巴黎从一个各社会阶层混合居住的城市转变为只有中产阶级留居城中、外围由居住在城郊的产业工人和劳动阶级所环绕的模式,时至今日,巴黎仍然保持着这种由工人阶级大量聚集在城外形成包围的形式。”[3]1283资本凭借其私有制的所有权属性,对资本主义工作空间——包含了工人、物质生产资料和社会生产关系在内的现实空间——具有绝对的支配权。在资本追求增殖最大化逻辑的主导下,资本主义的工作空间根据生产资料需要、工种差异、规模大小等因素产生空间集聚,不考虑工人阶级的身体健康、心情愉悦等因素,一味追求降低工作空间的生产成本、充分发挥空间的使用价值,造成拥挤逼仄的工作空间和生活空间,以牺牲工人的健康为代价来换取资本增殖,造成工人大量的职业病,严重影响工人的身心健康,在一定程度上缩短了工人的平均寿命。“工业化和城市化已经在国民财富的增加和相应的日常城市生活质量的恶化上引起了巨大的变化。在1831—1841年间,大城市的人口死亡率上升了50%……”[3]1147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城市逐渐成为资本主义工作空间和生活空间的主要场所,在城乡关系中占据优势地位,资本对城市化的主导造成了城市与乡村之间日益对立。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乡村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原料产地,逐渐沦为城市资本主义的附庸。国际性的资本主义大都市如纽约、伦敦、巴黎等崛起,资本对劳动的空间剥削无孔不入,空间分隔愈演愈烈。规模越大的城市越具有空间集聚优势,对资本具有更大的吸引力,反之,中小城市缺乏这种集聚优势,只能被迫接受大城市的空间剥削。表面上是大城市和中小城市之间、城市和乡村之间的空间分隔现象,背后的推动力量是资本塑造的社会空间关系。
(二)空间分隔呈现出等级化特点
生产力的发展带来了日益细化的劳动分工。“社会内部的,以及社会之间的相互依存性,由于各地之间更复杂的差异而增强了,而这些差异正是劳动分工的反映。”[1]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塑造的劳动分工决定了空间分隔呈现出鲜明的等级化特点,这种等级化集中反映为工作空间和生活空间的隔离状态。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实行科层制的管理模式,对于工作空间和生活空间都造成明显的分层,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资产阶级内部以及无产阶级内部都出现了严密的等级分层,形成不同的阶级或阶层。与之相对应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资产阶级内部和无产阶级内部的空间分隔日益等级化,尤其是高技术工人与低技术工人的工作空间和生活空间呈现出明显的等级化特点。不同阶级的工作空间和生活空间具有不同的特点。通常而言,阶级地位越高,工作空间和生活空间的环境与条件越好;阶级越低,工作空间和生活空间的环境与条件越差,并且呈现出明显的等级差异:以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为主,各阶级内部又出现了阶层分化。随着金融垄断资本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占据主导地位,资产阶级内部等级日益森严:金融资产阶级占据资产阶级金字塔结构的顶端,其次是商业资产阶级,再次是工业资产阶级,最后是农业资产阶级。与之相对应的,在资产阶级金字塔结构中居于不同地位的资产阶级,其工作空间和生活空间呈现出明显的等级区别,高中低档办公区和住宅区已经成为空间分隔的普遍现象。阶级地位越高,其办公空间和生活空间越是集中在高档社区,面积、社区绿化以及相应的交通条件都更有优势。随着科技水平的进步,无产阶级内部也出现了阶层分化。由于无产阶级自身天赋和能力的差异,以及资产阶级对于无产阶级的分化瓦解策略,导致无产阶级内部出现了高级工人、中级工人和低级工人等阶层,高级工人作为资产阶级在工人阶级中的代言人,在工人阶级内部享有一定程度的空间特权,包含独立的工作空间和相对较好的生活空间条件。根据不同技术工种在劳动分工中发挥的作用不同,高技术工人工资更高,其工作空间和生活空间相比低技术工人而言更加优越,依次往下,技术水平要求越低的工种工人,其工作空间和生活空间相应变差,加剧了工人阶级内部空间分隔的等级化。
(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空间分隔日益严重
在全球空间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空间分隔愈来愈尖锐化。纵观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相比,其经济空间和政治空间都处于明显的优势地位,主导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化扩张,并在世界市场中处于有利地位。发展中国家被动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经济空间和政治空间都处于从属地位。以法国北部和美洲的商业联系为例,“走向法国北部的是由产量巨大的新国家发送的纺织原料、肥料、燃料、谷物、矿砂;与之相反,发送往美洲的则是由非常专门,甚至极其精巧的人工所造的无数产品”[6]。购买和销售的地区、与原料生产的地区相隔甚远,以法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和以美洲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资本主导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在当今的全球化进程中,发展中国家依然向发达国家输送廉价的原料和能源资源,发达国家凭借先进的技术生产附加值更高的产品,销售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以获取高额利润,二者之间的贸易剪刀差成为发达国家榨取发展中国家剩余价值的重要方式。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凭借资本的优势地位,把发展中国家变成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一部分,对其经济空间和政治空间进行剥削,使之成为资本增值的场所,帮助转移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经济危机。随着金融资本逐渐取代工业资本占据统治地位,国际金融的快速发展推动了金融资本的高度集中,形成国际性大都市。“这些城市,以伦敦、纽约和东京为代表,不仅是高度复杂和相关金融服务的中心,也是创新型金融工具的重要发源地。”[5]1595这些国际性大都市承担了资本和技术交易的功能,资本在这些大都市高度集聚,使之在全球经济空间格局中居于龙头地位,加剧了当今社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空间分隔问题。
全球生态危机和环境污染日益恶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空间分隔不仅包括经济空间分隔、政治空间分隔,还包括自然空间分隔。在自然空间的生产和使用方面,发达国家的自然空间保护状态良好,生态环境优美,具备更高的生态价值;发展中国家的自然空间相比较而言保护状态较差,自然资源大量消耗,生态破坏严重,生态价值亟待提高。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工业转移加剧了二者之间的空间分隔问题。一方面,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发展水平较低,对于资源能源的开发能力较弱,处于资本主导的产业链的中低端,以资源消耗型和环境污染型企业为主。再加上发达国家为了获得更大的剩余价值、保护本国的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把环境污染型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加深了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自然空间的剥削和压迫。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在走过一段“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道路之后,积极进行自然空间的恢复和保护工作,发展中国家则迫于生存和发展的压力,不得不牺牲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为代价来发展经济,接受发达国家转移过来的污染型产业,从而加剧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鲜明的自然空间分隔。需要注意的是,随着自然空间越来越稀缺,发达国家内部也产生了不同的自然空间分隔。较早完成工业化的国家,完成了资本积累的过程,以工业生产空间为主,对具有生态价值的周边国家进行新的殖民,把周边具有生态价值的空间作为满足其休闲需求的空间,用来度假、疗养、休息和放松,使其在劳动分工中获得独特的身份定位。这表面上发挥了这些空间的生态优势,事实上加剧了这种非生产性的消费空间对于工业生产空间的依附,带来了更为隐蔽的空间分隔问题。
二、空间分隔问题产生的原因分析
社会活动需要在一定的空间内进行,物质资料生产活动尤其如此,通过社会性的生产活动创造出一定的空间,并将这种社会活动空间化,这是空间问题产生的现实基础。社会空间本身具有抽象性,难以直观感知,而地理空间可以作为资本支配社会空间的载体,因此,空间分隔的社会空间属性通过地理空间来表现。从历史上看,资本主义发展伴随着空间分隔问题的产生和加剧,但是经济增长并不必然带来空间分隔问题。虽然经济增长需要一定的空间条件,随着经济增长会带来空间分解,形成不同的功能性空间,使得不同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出现地理上的集聚,有利于提高生产的效率和生活的便利性。但是这种空间集聚不是造成空间分隔的充要条件,只是为空间分隔问题的产生提供了一种可能性。空间分隔问题归根结底是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其本质原因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根据不同的劳动分工,无产阶级的工作空间被安排在不同的场所,与不同的生产资料相结合进行产品的生产,都是为了维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顺利周转,获得更多的资本增殖。科技的进步带来了生产力的大幅度提升,资本对劳动的剥削从原来以工作空间为主转移为以生活空间为主,日益渗透到无产阶级生活的私人和微观领域。现在技术条件下生产出来的社会空间从总量上已经可以满足不同阶级对于社会空间的诉求,潜在的空间富足和现实的空间稀缺之间的矛盾,是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决定的。资产阶级刻意制造短缺,通过抬高房价、增加房屋的品牌价值和区位价值、人为制造符号价值和身份认同等方式,来获得更大的剩余价值,把空间作为资本增殖的重要手段,不断加剧空间分隔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