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系主义视域中人的本质之“对象性—活动”逻辑与“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

摘 要：作为人的本质理论的始源性理论根基，本质范畴的历史演进表现为从研究范式的变迁，即从实体主义本质观到关系主义本质观，与此相适应，人的本质观也表现为不同的理论形态。这一演进过程并不意味着能够取消对于“根据”问题的追问，其合理限度仅仅在于表明实体主义本质观的研究范式已经无法满足人类追问“根据”问题的理论需要与现实需要。以“对象性—活动”人学为理论基点，马克思深刻揭露了黑格尔哲学中实体主义本质观所隐藏的“非对象性”这一非关系主义的根源性理论缺陷，并从主体与客体两个理论向度及其实践性的统一上完整地建构了对于人的本质的回答。面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主导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及严重的全球性生存困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不仅深刻彰显了一种新的生存智慧与文明形态，更为世界各国提供了一种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主导的生存方式与发展境界。

关键词：人的本质；对象性活动；关系主义；反本质主义；中国道路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唯物史观视域中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原创性贡献与世界意义研究”（20&ZD026）；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网络公共领域建构的哲学基础研究”（20BZX024）。

［中图分类号］ A81       ［文章编号］ 1673-0186（2023）004-0022-013

［文献标识码］ A     ［DOI编码］ 10.19631/j.cnki.css.2023.004.002

作为人学的核心主题之一，人的本质问题不仅在理论上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是一个极为重大的现实问题。就理论层面而言，在黑格尔哲学解体之后，现代西方人学思想在这一问题上分别以经验性、多元性与生成性否定了人学之古典形态的超验性、一元性与预成性；此后伴随关系主义的兴起而出现的反本质主义则企图通过消解实体主义本质范畴从而取消人的本质这一问题的合法性理据；与此同时，人的本质问题在国内外学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范围内也引起了诸多争论。就目前国内学界的研究成果而言，基本上形成了“现实社会关系总和”说、“需要”说和“实践”说三种代表性观点。但遗憾的是，国内学者们的相关争论与探索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关系主义与反本质主义对人的本质问题的攻讦。就现实层面而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19世纪末以来的现代化与全球化进程中对于世界范围内人类的整体性生存境况造成了严重戕害，尤其对发展中国家与地区来说，出现了政治动荡、经济衰退、生存安全等社会公共危机。这些问题实质上是人的本质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统治下的现实异化形态。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进程不断取得新的重大历史成就，这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主导的现代化进程之世界意义上的超越而言具有极为深远的现实意义；党的二十大更是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内蕴的“中国智慧”与“中国力量”。因此在当代这一新的历史方位中解答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人的本质观这一理论问题并进而在世界范围内开显其重大现实意义，这既是当代马克思主义人学研究者们在理论上面对的挑战，同时也是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人学研究的契机所在。

一、前提澄明与理论还原：本质问题的范式变迁及其合理形态的确立

依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观点，一切理论活动均根源于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人的本质理论也是如此。从根本上而言，本质范畴是人类追问存在（物）的“根据”这一现实社会实践活动的理论产物。按照国内汪子嵩等学者们的考据与共识，中文的“本质”一词就词源学而论所对应的希腊文有两个源头，分别是“to ti en einai”与“Ousia”（中文译为“本体”），前者是亚里士多德在哲学史上的独创，后者原本在巴门尼德与柏拉图处并无特殊含义，亚里士多德通过将其确定为十范畴中首要性的“载体”（Hypokeimenon）从而赋予了它在哲学中特殊的地位与意义。由此，就西方哲学史而言，“本质”在亚里士多德处开始真正成为一个哲学范畴。按照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Z卷中的讨论，“本质”一词所表达的真正内核是存在（物）能够得以“是”自身的东西，吴寿彭先生将其译为“怎是”［1］，苗力田先生则译为“是其所是”［2］、“其所是的是”［3］。因此，就“本质”这一范畴本身而言，其根本意义与理论功能实质上在于追问存在（物）成为自身的根据，即存在（物）因何、且何以成为自身。

追溯本质并将其还原为“根据”问题只是迈出了第一步，更为重要且关键的部分在于如何追问根据，即回答存在（物）在何种条件下、通过何种活动过程、现实地成为自身。根据总是通过具体的、因而是历史的外部条件表现出自身的内容及其性质（即现象），因而对于根据的追问与理解也必然只有通过这些条件才能够实现。显然，这些具体的、历史的条件才是真正地制约着人类追问根据的关键因素。马克思指出，人类认识活动的全部条件归根结底产生并决定于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发展程度，人类对于根据的追问与回答也由此在不同的社会实践发展程度及其相应的社会历史条件的基础上表现为与之相应的理论形态。由此，作为人的本质理论的始源性理论根基，本质范畴的历史演进表现为从研究范式的变迁，即从实体主义本质观到关系主义本质观，与此相适应，人的本质观也表现为不同的理论形态。作为本质范畴历史演进中第一阶段上的研究范式，实体主义在归根结底的、最终的意义上将实体设定为第一性的因素，关系则被置于第二性的位置。这也就意味着，实体先于关系，且这种优先性在时间顺序与逻辑顺序上均被认为是成立的。由此产生的合乎逻辑的结论必然是，实体在其最为原初的意义上是一种非关系性的存在物。在这一理论基础上，实体主义本质范畴被独断地设定为一种非关系性的精神实体，无论是柏拉图哲学的理念型相、还是黑格尔哲学中的绝对精神，概莫能外。由此出发，本质被抽象为一种超验的、预成的以及一元性的存在物，理性则被视为人类能够通达它的唯一途径。于是，实体主义本质范畴表现出三种理论特点：首先是绝对主义，本体论的绝对主义认为每一类别的事物都具有普遍的、唯一的且绝对不变的非时间性本质，方法论的绝对主义认为人类认识这种本质的途径是唯一的；其次是基础主义，认为一切事物都具有终极性的基质，每一类事物的本质都由这种基质构成；最后是科学主义或理性主义，认为本质只能通过理性才能发现和认识。

20世纪以来，日本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广松涉首先明确提出，以往在人文社会科学中占据统治地位的实体主义研究范式将被关系主义研究范式广泛地取代，后者将获得一种“基调”式的根本理论位置［4］498。在他对关系主义的理解中，“关系”获得了比“实体”更为优先的地位与功能——这种优先性不仅是逻辑上的，更是在现实中成立的。不同于以往将“实体”设定为第一性的因素，广松涉认为“关系”才是第一性的，“关系规定态才是原初的存在”［4］3，实体本身及其性质只是关系所规定的“接点”。应该说，广松涉的这一观点在20世纪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是具有代表性的。实体主义之所以在20世纪遭到了关系主义的广泛且深刻的批判，这根本上取决于人类社会实践能力在20世纪的发展程度获得极大进步，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心理学、神经脑科学等相关学科在20世纪的快速进步使这种批判获得了现实条件。以美国哲学家A.N.怀特海的研究为例，怀特海从本体论与方法论的层面指出了实体主义这一研究范式在宇宙学与自然科学层面上的依据所存在的根本性缺陷：牛顿经典力学体系中用以解释连续运动的绝对空间、绝对时间与物质粒子是彼此独立的，“时间是材料的偶然性而不是本质”［5］，实体主义将动态经验世界还原为静态抽象概念的理论模式在解释感性经验世界的价值、目的、理想和物理运动及其连续性所遭遇的困难促使怀特海不断探索其错误根源。着眼于关系主义研究范式，这种根源性错误在自然科学层面上表现为“误置具体性”的错误，即将抽象误认为具体。近代自然科学以理论抽象的思维方式从感性世界与知觉经验中独断地设定了“实体”（Substance）。如此一来，自然世界被区分为超验与经验、表象与实在等一系列构造性概念。而为了解释这一“误置具体性”的错误，怀特海则从自然科学层面深入古典形而上学及其概念之中。他借此批判了“实体”概念，尤其是笛卡尔哲学中的“实体”。笛卡尔哲学中的实体仅仅凭借自身就能够存在，是一种自足式的概念，这一概念在经过斯宾诺莎哲学的自然神论之后，在黑格尔哲学中终于发展为自我完善且无所不包的绝对精神。在怀特海看来，这种实体概念脱离了宇宙总体与自然万物，这正是非关系性所导致的“简单位置谬论”的典型错误。

在关系主义研究范式兴起的总体性理论基础上，反本质主义对实体主义本质观进行了攻讦。其中，当代美国新实用主义者R.罗蒂汲取了威廉·詹姆斯、德里达、普特南等众多哲学家的思想资源，将关系主义作为自己思想的核心并以反本质主义对实体主义本质范畴的批评与消解是极具代表性的。罗蒂否定本质存在的核心理由是，脱离一切现实关系的非关系性存在物是抽象的、永远不可能存在于现实之中，人类“永远抵达不了没有处于彼此交叉关系之中的某个事物”［6］35，任何存在物都处于一个与其他客体结成的庞大且具有永恒扩张性的关系场之中。在他看来，每一存在物仿佛一个数字，数字如果脱离了与其他数字之间的联系，就彻底丧失了它的意义，因此数字完全不存在所谓的“自在存在”。因此，正如数字不存在任何“自在的”本身特质一样，实体主义与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对于现实存在物也是根本上不能成立的。同时，对于人类的认识活动及其理论产物而言，“除了它与其他事物的关系，不存在任何有待于被认识的东西”［6］35。由此出发，罗蒂批评了以往实体主义的根本错误就在于试图以各种理论抽象将现实存在物从这种关系场中剥离出来，实体主义独断地设定了一种“最终底线”，即认为我们能够超出我们自身及其语言而到达某种“非人类的、非关系的事物”［6］42。这一非关系性的存在物在实体主义与本质主义的演化史中表现为不同的理论形态：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哲学中表现为“脱离了所有关系之后所看到的或呈现的正确的客体”［6］50；在康德哲学中表现为作为“无条件事物”以及“非关系事物理念”［6］50的物自体，其产生的根源正是在“非关系性存在秩序”与“关系性知识秩序”之间人为设置的形而上学差异，这一根源同样地导致了海德格尔哲学中的“本体—神学传统”。罗蒂认为，这些实体主义者们的共同目标（共同错误）就在于企图“精确地再现实在的内在性质”［6］29——一种自在的、非关系性的“本质”。

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不断发展使实体主义及其本质范畴得以充分暴露其前提性错误，关系主义的批判表现出了相当程度的合理性。但是，以罗蒂为代表的反本质主义企图以此直接取消本质范畴本身存在的合法性理据，从而彻底消解本质范畴及其相关问题的存在，最终使得追问人的本质成为一个无意义的伪问题，而后被罗蒂替换为他的实用主义及其伦理学。反本质主义者们的这一结论需要审慎对待。如前所述，本质范畴的产生根源于追问存在（物）的“根据”，不同社会历史阶段中具体的现实条件决定了这一追问过程所采取的不同性质的研究范式以及与此相适应的答案的理论形态。20世纪以来，微观高速领域的物理学发现使此前宏观低速领域的牛顿经典力学所建构的实体主义理论图景被替代为关系主义理论图景，实体主义本质观的理论根基被彻底摧毁，人类追问“根据”问题所采用的研究范式也由此从实体主义迈向了关系主义。这一过程的发展仅仅意味着实体主义本质观的研究范式已经无法满足人类追问“根据”问题的理论需要与现实需要，因而必须在关系主义这一新的理论图景也即研究范式的基础上重新思考人类对“根据”的追问。人类对存在（物）之根据的追问作为一种理论需要从根本上而言产生于人类生存发展的现实需要，因而始终无法被取消。从实体主义迈向关系主义的进程并不意味着“根据”问题本身的变化或取消，而仅仅只是意味着问题的表现方式及其回答的理论形态的变化。正如马克思所言，“问题的这种新提法本身就包含问题的解决”［7］168，关系主义研究范式的确立本身就为我们解决“根据”问题提供了一种方向。沿着这一理论进路，我们将发现马克思对以黑格尔哲学为代表的实体主义研究范式及其人的本质观所进行的批判正是在关系主义研究范式的理论视域中进行的——虽然马克思并未在理论上自觉地使用这一概念；同时，马克思哲学对人的本质问题的回答建立在其“对象性—活动”人学的理论基础上，这既是对黑格尔哲学中实体主义本质观的扬弃，同时也包含着对反本质主义的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