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服务满意度对社会公平感的影响研究

摘 要：加强政府公共服务建设，提升公众的公共服务满意度，对提高社会公平感具有重要作用。采用2013年、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根据出生年份将样本划分为50后～90后五个代群，通过回归系数测算以及多层序次logistics模型，从代际差异视角实证考察公共服务满意度对社会公平感的影响。研究发现：（1）公共服务满意度对社会公平感具有显著的正相关性，但不同代群之间对社会公平感的影响存在代际差异；（2）公共服务满意度可通过充足性、均衡性以及普惠性这三个整体指标路径对社会公平感产生影响，其中50后、80后群体提升社会公平感的关键整体指标为充足性；60后、70后以及90后，通过普惠性实现社会公平感最佳水平；均衡性显著提升社会公平感，在五个代群之间都得到体现；（3）50后～90后群体在遭受健康冲击的情况下社会公平感会被抑制，尤其是对60后～80后群体的影响最为显著。

关键词：公共服务满意度；社会公平感；代际差异；公共政策；CGSS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城市社区环境治理中公民参与机制创新研究”（19BGL207）。

［中图分类号］ D630，C912.6 ［文章编号］ 1673-0186（2023）004-0077-017

［文献标识码］ A     ［DOI编码］ 10.19631/j.cnki.css.2023.004.006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并取得显著的成就，促进了我国政府公共服务的建设，有效提升了公众对政府公共服务的满意度。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由经济发展不平衡所导致的各地区、各领域公共服务建设存在差距，政府公共服务水平与经济发展存在不匹配等现象。公众对政府公共服务满意度直接体现为个人的社会公平感，直接影响政治认同和社会和谐稳定［1］。提高政府公共服务水平是我国政府履行政府职能和解决公众对公共服务质量提升诉求的重要内容，对公众的社会公平感建设也具有重要影响。社会公平是公众追求的基本价值和行为准则，是公众进行社会比较的结果，会直接影响公众个体行为，是冲突行为产生的直接原因［2］。近年来，我国的群体性事件呈高发态势，公众不公平感越高，群体的社会冲突意识就越强。如何减少社会冲突意识、维持社会稳定，关键在于提高公众社会公平感，政府公共服务水平的提高与均等化建设则是解决公众社会公平感的重要途径。

新时代，政府部门绩效评估越来越重视社会公众评议方式，公众对政府公共服务满意度是基于其主观感知和对政府所持的心理认可状态［3］，政府公共服务满意度的测量成为服务型政府绩效评估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指标。当公众对政府公共服务具有较高的满意度，说明政府行为与公众期待相契合，公众表现为积极的态度；相反，当公众对政府公共服务具有较低的满意度，公众表现为消极抵触的情绪。那么，公众对政府公共服务满意度表现为公众的主观感受与心理认可，与社会公平感之间是否存在关系，能否提高社会公平感？如果有，那又是如何作用于社会公平感的？本文通过2013年、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以代际差异为研究视角，对公共服务满意度与社会公平感间的关系进行分析，考察二者间的作用关系，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以促进政府公共服务建设，提高公众社会公平感。

一、文献述评

近年来，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并未完全解决社会公平感问题，由于公共服务非均等化、财富分配不均导致贫富差距扩大等原因，社会各种“歧视”“关系”“透明”等问题造成各种不公平，公众的社会公平感需要进一步增强。通过文献查阅发现不同群体在组织公平的维度上确实存在差异［4-5］。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出生于不同年代的公众其成长背景不同，导致各代群之间在价值观、偏好、态度与行为等方面呈现具有代际差异的群体特征，而由于代际差异所引发的价值观多元化，则是不同代群产生冲突的关键［6］。因此，本文主要围绕两个关键线索对现有文献进行梳理和解读：一是公共服务满意度与社会公平感关系的研究；二是代际差异理论的研究。

（一）公共服务满意度与社会公平感

美国心理学家亚当斯认为公平感是一种社会比较的结果［7］，目前社会公平感影响机制研究主要分为三条路径。第一条路径是社会结构论，即公众基于自身收入、社会经济地位等方面对社会公平感作出的主观判断，该分析路径得到相关实证研究的支持［8-9］。格尔在1970年提出相对剥夺论［10］，形成第二条研究路径，相对剥夺论就是根据与他人间的横向对比、与自己过去的纵向对比以及自我期许与现实落差之间比较形成的相对剥夺感对社会公平感的影响。本·阿布德提出“向上流动性预期假说”，认为居民如果预期未来社会地位上升，则能容忍更大程度的社会不公平；相反，如果预期未来社会地位将向下流动，则容忍的社会不公平程度较低［11］。第三条路径是文化价值论，认为公平感与当前社会的主流文化与价值观息息相关，马库斯通过30个不同类型资本主义国家民众可接受的收入不平等程度的研究［12］，进一步对该路径加以验证。现有关于社会公平感的文献为本文提供了充实的理论基础，同时也为探究社会公平感的影响因素提供了重要的研究视角。通过梳理近期社会公平感主题的相关文献发现，有关医疗、住房、民生保障以及居民健康等公共服务影响社会公平感的研究大量涌现。从社会公平感的三条研究路径可以看出，公共服务中的公共教育、医疗卫生、住房保障、劳动就业以及社会保障等方面，均不同程度地影响了公众的社会经济地位、主观剥夺感以及价值观，因此政府公共服务领域将成为社会公平感的重要影响因素。

公共服务满意度是公众对政府提供的各类公共服务预期与实际感受二者间差距的感知，反映了公众对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水平是否满足其需求程度的主观感受与心理认可，是衡量公共服务供给质量的重要指标［13］。早期对于公共服务满意度的研究更多倾向于公共满意度指标测评、影响因素等方面的研究，尤其是公共服务满意的测评，通过借鉴美国顾客满意度模型（ACSI）一度成为研究的热点，让政府更加重视公共服务供给方式以及便捷性。近期越来越多学者更加重视环保服务满意度对环保行为的影响，如公众对地方政府环保工作满意度与环保行为显著正相关，而对中央政府环保工作满意度与环保行为却呈显著负相关［14］。但近年来，随着公共服务外包政策不断落实，如何提升公众对企业、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的满意度及其抑制因素研究将成为未来公共服务研究的重点。

社会公平感是公众对社会建设中权力、机会、规则与分配等方面的态度，更加强调社会公平的主观感知，反映了公众行为的重要变量，政府公共服务满意度是公众社会公平感的重要指标。基于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数据，研究发现社会公平感影响到社会信任、社会认可度以及对政府公共服务的满意度［15］。服务型政府必然以社会公平为其公共价值的核心追求，结果公平的实现主要依赖于政府公共财政职能的发挥［16］。这意味着政府对社会公平的追求，最直接地体现在提供公共服务的过程中，即通过提供均等的公共服务是实现社会公平感的重要举措，也是促进社会公平的重要体现。对此，研究政府公共服务满意度对社会公平感的影响，其现实意义将大于社会公平感对政府公共服务满意度影响的研究。

（二）代际差异理论研究

代际差异是指因出生年代与成长背景不同而导致的各代群之间在价值观、偏好、态度与行为等方面呈现的具有差异性的群体特征，体现为公众之间思想和行为方式上的差异和冲突。代际差异理论最早由德国学者卡尔·曼海姆提出，该理论认为，当同属一个“代”或者“代群”时，经历相同的社会或历史过程，放置于相同的位置，这也将导致其思考和行为模式出现趋同［17］。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处于同一个代群的个体在思考、行为模式上趋同，但这并不意味着价值观完全一致。

研究代际差异的前提是要确定代群划分的标准，传统的研究标准是根据人口学的十年为固定时间间隔来划分不同代群，例如我们所知的60后、70后、80后以及90后等；另外一个标准是根据社会学的具有影响社会环境的重要历史事件来划分不同代群［18］，包括战争及战争结果、重大政治事件、新技术带来的工作和生活上的重大变化、重大社会经济转型等［19］。美国学者对代际划分有一个较为统一的标准，即将代群划分为X一代、Y一代、婴儿潮一代与新千年一代，并被多国学者所采用［20-21］。国外学者以怀默霆为代表，认为年龄的代际效应呈现抛物线状，即中年人比年轻人和老年人更倾向认为当前的不平等是有害且不公平的［22］。

就国内研究而言，国外对代际划分的分类标准显然不适于中国特有的国情与情境。罗尔斯顿等将中国代群分为“共和国创立一代”“社会主义建设一代”“文革一代”和“改革开放一代”［23］，该划分标准也得到了中国学者的研究与使用。随着城镇化进程不断推进，关于农民工、流动人口相关问题的研究不断涌现，新生代与非新生代成为代际差异研究较为广泛的划分标准，1980年成为代际划分的重要转折点。例如，2010年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将1980年以前出生的流动人口划分为“老一代流动人口”，而1980年以后出生的流动人口为“新生代流动人口”［24］。代际公众对社区公共文化服务需求就存在明显的代际差异，表现在需求意愿、参与目的、设施类型、活动内容、组织方式等各方面［25］。有学者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认为城市教育代际不公平程度会显著降低公众的社会信任水平，从而影响公众的社会公平感［26］。

综上所述，现阶段对社会公平感的研究，学者不断尝试将公共服务领域纳入其影响路径研究，但也存在不足之处：首先，大多关于公共服务领域对社会公平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公共服务的某一特定领域，缺乏对整体公共服务领域的考量；其次，公共服务满意度作为对公共服务的主观评价，其测量范围并未形成一个较为统一的规范体系，各学者根据自身研究领域的不同以及数据获取的可行性，选择的公共服务满意度评价范围也不尽相同；最后，社会公平感受到价值观的影响，但研究中却鲜少能从多元价值观的角度出发，对社会公平感进行研究。基于上述不足，本文将纳入“代际差异视角”，从多元价值观角度出发研究社会公平感；明确本文的公共服务领域从一个整体出发，包含政府公共服务供给的各个方面，进而得到一个具有系统性、科学性以及可操作性的政府公共服务满意度。

针对代际差异划分标准这一研究难点，本文将根据出生年份，按照10年一个周期的原则进行划分，但按照这一标准不可避免出现年龄效应的混入，为确保研究的精准性，将综合考虑影响社会环境的历史事件划分代际群组。本文划分出50后～90后五个不同代群，其中50后代表共和国创立初期一代群体，60后代表社会主义建设一代群体，70后代表改革开放一代群体，80后代表计划生育政策一代群体，90后代表全球化、信息化一代群体。

二、变量选取与社会公平感代际差异的测算

根据上文的理论分析，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选取自变量、因变量与控制变量，开展验证性因子分析，测算社会公平感代际差异回归系数，分析五个代群公共服务满意度对社会公平感的影响系数。

（一）变量选取

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CGSS）是我国公开的全国性、综合性学术调查项目，采取PPS等概率抽样方法调查，具有较好的科学性与技术性保障。本文主要考察公共服务满意度对社会公平感的影响，CGSS数据库中仅2013年、2015年对“政府公共服务满意度”展开过调查，因此为了保持数据的连续性以及变量的一致性，将2013年和2015年的数据合并为混合截面数据。为了能更准确地从代际差异视角进行研究，对所得样本进行筛选，按照出生年份划分为50后、60后、70后、80后以及90后五个出生群组。在剔除不知道、拒绝回答以及缺失值等无效样本后，最终得到9 788个有效样本。

1.因变量

将社会公平感作为因变量，用“总的来说，您认为当今的社会公不公平”作为变量测度指标。采取李克特五级量表，让公众对社会公平感进行自评（1=完全不公平，2=比较不公平，3=一般，4=比较公平，5=完全公平）。表1中社会公平感描述性统计结果显示，平均社会公平感水平为3.067，对照李克特五级量表数值可得出公众整体社会公平感水平一般；男性平均社会公平感仅高出女性0.003，性别差异并不明显。在代际差异视角下，对50后～90后社会公平感均值差异进行比较。由图1可知，五个代群间的平均社会公平感水平存在明显代际差异，其中50后群体社会公平感水平最高，均值3.194；80后群体平均社会公平感最低，仅为2.979；除50后群体外，其余四个代群社会公平感水平均低于整体平均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