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治理中国式现代化：重要意义、现实困境及实践路径

摘 要：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推进乡村治理是对马克思主义治理理论的中国化时代化发展，是对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和以人民为中心理念的回应与践行，有利于推进农村融合发展，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当前，乡村治理中国式现代化存在一些困境，主要体现在制度不完善、治理效果不佳、人才队伍不健全、文化环境不佳、社会资源匮乏等方面。为此，乡村治理中国式现代化要以制度建设夯实基础，以村级自治组织增效完善组织保障，以人才教育增强动力，以舆论宣传塑造内在支撑，以社会资源介入探索共赢方案。

关键词：乡村治理；中国式现代化；农民；乡村振兴

基金项目：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培育项目“城乡居民社会治理共同体意识培养研究”（2022PY01）。

［中图分类号］ F3            ［文章编号］ 1673-0186（2023）006-0080-011

［文献标识码］ A      ［DOI编码］ 10.19631/j.cnki.css.2023.006.006

党的二十大强调，“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21，“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坚持农村农业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畅通城乡要素流动”［1］30-31。党的二十大擘画了全面建成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农业农村现代化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点内容和重大任务，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推进乡村治理无疑任重道远。

一、问题的提出与学界研究进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提出“把乡村建设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位置，优化生产生活生态空间，持续改善村容村貌和人居环境，建设美丽宜居乡村”［2］。显然，一方面，乡村治理是新时代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方法，同时也是在新时代解决社会共同富裕的新视角。另一方面，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迅速发展，农民生活质量取得了巨大进步，但仍然存在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城乡之间呈现出明显的权利不平等、资源配置不合理、发展不平衡的等级关系特征”［3］。基层社会治理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因此应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推进乡村治理，缩小城乡差距，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国外对于乡村治理的研究由来已久，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对于城邦治理的探讨，认为在城邦下细分出家庭和村坊两种单元［4］。进入现代社会，滕尼斯是最早一批系统研究乡村治理的学者，滕尼斯从治理共同体角度指出“一切对农村地区生活的颂扬总是指出，那里人们之间的共同体要强大得多，更为生机勃勃”［5］。滕尼斯认为乡村社区以村落或村庄为单位，具有突出的群体边界及利益边界，乡村地区是独立共同体，为乡村治理研究打下了基本的框架。而涂尔干关于运动社会团结理论，认为人类社会治理通过社会分工的区分走向有机团结，社会治理需要发挥法律和道德的引导功能，“法律和道德就是能够把我们自身和我们与社会联系起来的所有纽带，它能够将一群乌合之众变成一个具有凝聚力的团体”［6］。“二战”以后，西方乡村治理的研究开始丰富发展起来，亨廷顿针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农村发展情况，从政治秩序的角度指出，“在一个只具有有限政治参与的体制内，传统的乡村精英分子的支持已足以使政治保持稳定。而在政治意识和政治参与正在拓宽的制度内，农民就成了决定性的集团”［7］。朴振焕定义韩国新村运动为：“通过参加建设村庄项目，开发农民的生活伦理精神，从而加速农村现代化的发展。”［8］赫尔德研究英国农村建设时指出，英国乡村设有议事大厅，村民按照乡规民约通过议事大厅解决日常纠纷，缓解官方压力。

国内关于乡村治理中国式现代化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内涵。有从治理体系的角度，指出乡村治理现代化体系包括“乡村治理主体全民化、治理机制便民化、治理过程民主化、治理结构扁平化、治理运行规范化、智力成果共享化和治理模式智能化七个方面”［9］。有从治理本质的角度，指出乡村治理的内涵：一为关乎乡村秩序，二为关乎乡村发展，概括起来即为秩序与发展［10］。有认为乡村治理现代化是指由传统乡村社会向现代乡村社会的转变中，实现现代乡村治理目标的基层和乡村的制度体系以及制度执行能力［11］。二是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意义。有从价值取向的角度指出，“乡村治理的现代化取向，既包含乡村治理的‘国家性’内涵，更内生于乡村治理的‘社会性’问题，这就使得中国乡村治理现代化带有中国式现代化最为典型和深刻的实践逻辑和创新特色”［12］。“以人民为中心是乡村治理现代化推进过程中坚持的价值追求。”［13］也有从治理的角度指出，构建乡村治理体系关系着党和国家政策的有效落实，直接影响乡村社会稳定和民众的社会生活［14］。还有指出乡村治理是解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必然要求，是建设“美丽中国”的关键一步，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应有之义［15］。三是乡村治理现代化建设面临的问题。有从乡村振兴战略角度指出，“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面临乡村振兴战略发展要求与治理现状张力无法消除的困境，多元共治格局尚未形成，乡村社会现代治理体制机制不完善，乡村治理‘内卷化’‘碎片化’问题突出，基层治理主体能力不足”［16］。也有针对农村治理现代化建设指出，存在“主体之困、权力之困、结构之困、制度之困的困境”［17］。还有针对新时代乡村治理现代化建设指出，“价值困境”“制度困境”“行动困境”是当下面临的主要困境，要重视导致公共价值缺失、乡村治理组织的离散性和脆弱性、乡村治理能力弱化等现实问题的原因［18］。四是乡村治理现代化建设的路径。有从党组织领导的角度指出，“坚持党组织在乡村治理中的引领作用，健全‘三治融合’的党组织的乡村治理体系”［19］。也有从治理范围、治理程度的角度指出，乡村治理应该因地制宜，不同乡村地区发展程度有着很大区别，“不同地区存在着不同的乡村管理体制的选择，并且这种选择仍在进行中，只有形成与当下中国农村相匹配的乡村管理体制，才能实现可行的基层治理现代化”［20］。又有从制度、体系、主体的关系指出，“探索和创新乡村社会治理体系，强化顶层设计、体系构建、理念创新、队伍建设、资源整合等方面的整体性联动，充分发挥社会合力的强大推动作用，构建新时代乡村社会治理体系”［21］。有从具实践检视和理论反思的角度指出，“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必须实现领导能力精英化、服务能力社区化和公共管理能力专业化”，“从改革乡村关系、推动自治下沉、加强基层民主建设等多个方面达成国家政权建设与简约治理传统的协同”［22］。还有以乡村振兴为切入点分析当下的乡村振兴和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关系，认为要避免社会矛盾和问题的激化，指出在乡村振兴中，乡村治理要强化党在基层的领导，提升乡村的组织化水平，增强乡村基层组织的治理能力，并适应乡村的变化，建立多样性的乡村治理机制［23］。

国内外既有研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对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有了较为详细的阐述，但仍存在一些不足。一是对乡村治理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重视不足。当下研究聚焦城市社区，对于城市基层治理现代化关注较多，但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推进乡村治理相关研究有所欠缺，这难以把握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的全貌，也不利于统筹推进乡村振兴。二是对推进乡村治理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路径关注不够。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核心问题在于顺应和把握乡村发展的客观规律，把握乡村在治理中的主体地位，当下研究主要集中在治理主体、体制机制建设等方面，而对于乡村治理中国式现代化现实困境及实践路径方面的关注不够。三是重视实践探索而轻理论建构。当下研究以问题为导向，提出了一些富有针对性的对策，解决了一些现实问题，但对于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理论建构显著落后于实践问题研究。基于此，本研究以乡村治理中国式现代化为切入点，着重探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推进乡村治理的重要意义、现实困境和实践路径，尝试建构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推进乡村治理的理论体系和系统路径，以期为乡村治理中国式现代化做一些有益的补充。

二、农民基层治理共同体意识培养的重要意义

乡村治理中国式现代化是指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推进乡村治理，缩小城乡差距，全面提升乡村治理整体水平，实现乡村治理中国式现代化，助力乡村振兴，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1］30-31。乡村治理是我国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状况直接关系国家的发展战略布局。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推进乡村治理是对“两个结合”重要论断的积极践行，是解决中国农村社会的主要矛盾、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必然要求。因此，在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准确理解乡村治理的重要意义，有助于推动农村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加快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

（一）有利于推动马克思主义治理理论的中国化时代化发展

马克思主义治理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中国共产党人信奉、实践、不断发展着的科学理论。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就把马克思主义治理理论作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将其同中国具体实际要求紧密结合，并在实践中不断创新理论从而开辟出思想中国化时代化发展的新境界。马克思主义治理理论自诞生以来，随着时代的变迁与实践的进步在不断发展，在列宁的治理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国家治理理论中得到彰显。从《共产党宣言》发表到今天，170多年过去了，人类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马克思主义所阐述的一般原理仍然是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治理理论的基本理论仍然是适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握我国乡村基层治理的矛盾运动的复杂规律，积极应对化解新时代农村基层的矛盾问题，坚持实事求是、从我国乡村实际出发制定与乡村治理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深化乡村治理改革，并不断在乡村治理的具体实践中总结相关理论从而推动理论创新、进而引导新的实践发展，为马克思主义治理理论的中国化时代化发展树立了光辉的典范。

（二）有利于回应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

乡村治理中国式现代化是对“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24］9的积极回应。一是有利于满足农民美好生活需要。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推进乡村治理有利于广大农民意识到美好生活最迫切的需要是什么，这里不是无关紧要或随意处之的需要，而是最重要、最紧急的需要，范围也不是少数人的，而是所有人的，能够回答最广大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是什么问题。二是有利于破解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问题。当下城乡差距较大、乡村发展滞后是不平衡不充分的重要体现之一，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推进乡村治理是直面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问题。孤立、割裂、封闭的农民难以应对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问题，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推进乡村治理，进而整合乡村资源，从而切实提高乡村治理现代化水平，缩小城乡差距，是解决乡村发展缓慢的有效方法。

（三）有利于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理念

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推进乡村治理有利于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一是有利于“以人民为中心”由理论向实践的转变。通过乡村治理促进美丽乡村建设，能够使农民更加真切地感受到奋斗取得的发展成果。党的二十大指出，“新时代的伟大成就是党和人民一道拼出来、干出来、奋斗出来的”［1］15，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推进乡村治理正是把“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变为实践，帮助农民拼出、干出、奋斗出更大成就。二是有利于“以人民为中心”统筹城市优先发展向城乡协调发展的转变。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推进乡村治理体现出党和国家对农民的关注和解决农民农村问题的决心和信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离不开农村和农民的支持，要提升乡村治理中国式现代化水平，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三是有利于“以人民为中心”基层自治由管理向治理的转变。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推进乡村治理有利于保障人民当家做主，实现管理向治理的转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充分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活力”［1］37。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推进乡村治理，补齐乡村治理薄弱环节，增强乡村自治能力，真正为基层自治由管理到自治的转变打好基础。

（四）有利于推进城乡融合发展，使共同富裕取得实质进展

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推进乡村治理有利于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构建新型城乡关系，使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一是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推进乡村治理是城乡融合发展的前提与基础。城乡融合发展要求城乡机会平等、互融互通，在合作、交流、共赢中实现可持续发展。而城乡融合发展离不开农民的支持，推进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正是要让农民认识到城乡融合发展的现实意义，使农民自觉加入乡村治理。二是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推进乡村治理有利于消解城乡二元对立矛盾，是城乡融合发展的有效手段。“二元结构导致城乡差距依然存在”［25］，落后的乡村缺乏市民化的高质量保障水平，导致农村人口外流，进一步加大了这种差距。马克思指出“消灭城乡之间的对立，是共同体的首要条件之一”［26］，而通过乡村治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高农民自治意识，从思想上破解农民的保守观念，是“消灭”城乡二元对立矛盾的有效手段之一。三是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推进乡村治理有利于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追求目标。当下推进共同富裕，“‘等不得’是矛盾的主要方面”［27］，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共同富裕是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富裕，而要缩小区域差距、城乡差距和收入差距，就必须切实提升乡村治理现代化能力，整合农村资源，提升农民收入，缩小贫富差距，促进物质生活共同富裕；同时丰富农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增强乡村文化自信，促进农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为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扫清阻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