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逻辑视野下商业监视的问题、实践机制与对策

摘 要：数字技术促进了监视功能的强化和扩展，商业监视借势兴起，并对社会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在文化逻辑视野下，商业监视嵌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在以确定的方式满足人们需求的同时，也将监视方式转变为受欢迎的自我量化。但这也导致了商业监视对民众数据分享行为的规训、在收集和使用数据中的“冷漠”以及制造社会惩罚等问题的产生。究其原因是监视泛化后的景观社会制造的欲望支配了人们的思想和生活。人们可以通过认知层面上正视生活中的不确定性、行为层面上减少对算法的依赖，并借助相关机构的立法手段以及多方社会力量监管来限制商业监控对社会的控制。

关键词：数字社会；商业监控；监视文化；数字中国；人的现代化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新冠肺炎疫情对国民社会心态影响研究”（21JZD038）。

［中图分类号］ C913 ［文章编号］ 1673-0186（2023）006-0108-013

［文献标识码］ A      ［DOI编码］ 10.19631/j.cnki.css.2023.006.008

随着党的二十大报告对如何建设数字中国问题的重视，商业组织获取民众数据的问题也逐渐吸引了研究者的兴趣。当前，在数字技术的辅助下，商业组织以更加隐蔽且高效的途径来监视用户的行为模式，并对其生活带来方方面面的影响，因此商业化的监视模式应当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提到监视，往往会让人联想到间谍的画面，街角处的摄像机，或者是数据公司或权力机构持有的个人资料。随着公共空间摄像头的普及，监视已经成为一种“观看”的存在方式。在《监视研究：概述》一书中，大卫·里昂（David Lyon）将监视（surveillance）定义为：为了影响、管理、保护或指导的目的，对个人细节进行集中、系统和例行的关注［1］。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指出，监视是高度现代性的四个组成部分之一［2］，机构或集体通过信息的收集、组织和存储，用来监测和管理人们的活动［3］。从已有研究来看，监视通常指的是国家或企业机构对人口进行管理的活动［4-5］，该概念涉及一种不对称性，即个人被结构性实体所监测，权力的天平压倒性地偏向监视者。但智能技术的发展使监视变得更加多样化。

新的计算机技术和消费主义在20世纪后期的监视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乔纳森·芬恩（Jonathan Finn）指出，当下社会中存在的监视系统已不再是警察、国家和公司的职权范围，而是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6］。虽然奥威尔（George Orwell）［7］笔下的人物生活在一种恼人的恐惧中，但如今的监视却是通过我们自己点击网站、发送短信和交换照片而实现的。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热衷于监视，在这个充斥着舒适消费和休闲工作的软监控世界里，用户生成的内容产生了日常活动监视的数据，“观看”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监视文化也因此形成。

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和大卫·里昂（David Lyon）认为互联网是一个内在流动的监视空间［8］，这种流动性往往会跨越起始的假定活动范围，模糊公共和私人领域间的界限，使“线上”和“线下”的分类对人们实际生活的影响越来越小。当观看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人们在数字生活中便产生了一种矛盾体验，一方面是人们沉浸在日常社交媒体、游戏化的在线环境和自我追踪中感到自由自在，另一方面则是人们的就业机会、人生选择往往也会受到数据收集、存储、分类等计算方式带来的消极影响。对一些人来说，商业监视是令人愉快、充满力量的存在；另一些人则认为，这些监视个人数据的活动可能带来不可预测的风险，例如分类导致的社会歧视。因此，在数字现代化环境下，需要超越《一九八四》的奥威尔式框架，找到适合当今监视研究的新思路。里昂在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的研究基础上，提出以监视文化的模式来分析当下监视的是如何使人们积极参与其中，并试图规范自己和他人的行为实践的。在此背景下，人们更加需要重视商业监视对个人数据的记录和追踪。本文主要分析商业组织通过商业监视收集和分析个人数据以获得影响力、权力和管理操作的经验。

一、问题表现：需求引导下的监视生活方式

整体来看，商业监视使人们对监视的态度从忌惮和疏离转变为积极参与的自我量化，究其原因是商业监视能够为人们提供一种更加“确定”的生活方式。

（一）从寒蝉效应到自我量化

商业监视对文化的塑造主要表现在其对人们生活方式的影响上。监视的法语来源于单词surveiller（字面意思是“看管”），是一种古老的行为习俗。纵观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监视一直是少数人的活动，由特定的人或组织来完成。这一情况随着21世纪的到来发生了转变。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使网络社交媒体日益普及，监视主体的范围也逐渐扩大化。美国发生的“9·11恐怖袭击事件”以及2013年斯诺登复制并公布美国国家安全局的文件，引发全球关注美国国家安全局（NSA）等情报机构对世界进行“无嫌疑监视”的行为，一度引发美国民众对监视和窃听的寒蝉效应。寒蝉效应，即人们在担心其他人，特别是大型、不透明的组织，如航空公司或安全机构，对个人私生活的了解程度。从20世纪后期开始，在越来越强大的新技术的推动下，企业的监视功能不断强化，尤其是信息基础设施扩展对日常生活中数字关系日益依赖，商业监视也逐渐向日常生活倾斜。监控文化通过个人的广泛在线参与以及对手机等通信工具的深刻依赖而逐渐形成。虽然西方社会监视的控制权目前大部分仍掌握在警察和情报机构手里，但随着互联网和数字技术的发展，普通民众在日常生活中也可以且更容易地进行监视活动，“观看”正成为人们的日常生活行为。这在我国民众的生活中也已成为常态，例如，父母通过智能设备、社交媒体平台对孩子的成长和学习情况的掌握，朋友之间甚至是陌生人之间在社交媒体平台上的互动观察，个人利用电子设备进行的自我监视健康状况等。在商业监视的视域下，企业通过查看个人社交媒体档案来施加影响以说服用户购买产品，社会管理部门通过查看个人的银行记录来判断是否有资格获得社会援助，以及个人查看感兴趣的资料时主动发起的自我追踪。随着人们越来越多地使用监视工具，监视文化应运而生，而它的一个关键特征是人们积极参与并试图规范自己和他人的监视想象。例如，许多人使用社交媒体查看他人的生活并进行道德和价值评价，极端的情况例如“网络喷子”和“键盘侠”等行为。整体上来看，监视文化的特点首先如里昂所指，监视不再仅仅是从外部影响人们生活的存在，它已经成为民众日常所遵守的、自愿和有意参与的、无需谈判和抵制的理所当然的实践活动；同时，监视已经渗透到家庭生活中，成为人们整体生活方式的一部分［9］；最后，监视成为现代性制度的一个方面，属于社会控制技术的增强模式，并被人们不断内化，成为日常反思的一部分。

监视成为日常生活的表现之一就是人们利用数字技术进行自我量化的可穿戴设备越来越受欢迎。“量化自我”的宣传语也越发普遍［10］。人们正通过“自我认识”的方式来探索“更好的生活”。例如自我健康数据的追踪、记录，经济收入的变动，以及时间的管理和分配等现象，而在不久前这些还只是少数“极客”爱好者的行为［11］，现已被视为常见的生活方式。但人们所不知道的是用户的客户端只会显示小部分数据，绝大多数被收集的数据最终都进入了可穿戴设备公司的数据库［12］以作他用。用户通过自我监视的方式，每天在线活动产生持续的数据流，成为众多平台和系统成功运营的关键。总体来说，通过监视文化的概念，可以看出普通民众在日常生活中逐渐成为监视和被监视的双重主体，并不断发挥出积极主动的作用。即人们对商业监视的态度发生改变：从愤怒和恐惧到安心甚至是欢迎。

（二）从不确定性中计算出的“确定选择”

民众为何对商业监控采取了放任的态度？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2019）》的调查结果显示：我国民众虽然担心机构对个人信息的收集，但却对数据分享行为并不排斥，并在一定程度上认可数据分享对社会运行的积极作用［13］。这显示出人们对商业监视的恐惧心理正在消失。究其原因，是商业监视能够为人们提供一种更加“确定”的生活方式。例如高德地图显示出的最优路线减少出行的不确定性、淘宝等电商平台的定向推荐增加了商品的吸引力、新浪微博的实时热搜功能拉近了个体与世界的心理距离等等。在减少各种不确定性的同时，商业监视不断满足了人们的各种需求。

全球数据巨头声称，商业监视根据“科学观察”，能够从数字环境中的个体生活方式中提取数据，并将数百万台机器每时每刻倾泻而出的海量数据汇聚统合，利用算法等智能计算得出人们的行为规律，对未来选择进行最优预测。而在现实中，人们确实感知到了互联网的惊人力量。它能够让身处两个不同半球的陌生人取得联系，也能让人在虚拟世界进行各类放松和娱乐、获取并更新实时资讯。这些功能不仅改变了人们对被监视的微妙反应，还将这些监视技术为己所用。

因此，从本质上来说，是人们的需求催生了监视技术的发展。首先，城市监控满足了人们对社会安全的基本需求。在安全需求的基础上，商业监视不断累积大量数据用于产品开发，出现更多可满足人们不同需求的功能。例如，外卖、购物平台可以满足人们衣食住行等基本的生理需要；偏好推荐可以缩短人们的搜索时间；微博、豆瓣等社交媒体平台上的系统提示，又能帮助人们寻找到与自己兴趣爱好相同的友谊群体，人们在获得兴趣认同的同时，也获得自尊、爱与归属的需要满足；最后如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网站通过用户的表演和思想传播，甚至可以完成一些人自我实现的需要。可见，在上述这些个性化服务不断满足人们需求的同时，商业监控既减少了人们对不确定性的恐惧，也最终渗透进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其难以割舍的一部分。而在这一过程中，商业资本家将技术异化为资本累积的工具，持续剥削人们的数字劳动并威胁民众的自由意志。

二、问题分析：商业监视对民众数字劳动的剥削

商业监视不仅剥削民众数据的累积价值进行利用，而且通过“推荐的消费模式”不断减弱民众独立思考的能力，以期获得社会控制的目的。尼克·库德瑞（Nick Couldry）认为，数据累积的扩张是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进化的一个阶段，是剥削人类生命以获取权力和资本的工具［14］。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双重视角表明，数据提取的意义不仅体现在利润上，也体现在对人类生活和自由的管理上。一方面，商业平台通过宣传、倡导不正确的数据分享观念诱导人们放松对个人数据的隐私敏感度；另一方面，对民众数字劳动的剥削主要表现在对其个人数据的冷漠使用，并利用累积的数据按照商业组织的盈利目的对民众进行分类的控制。

（一）规训分享：无需恐惧和隐藏

监视文化中对个人信息的分享具有必要性。例如在社交媒体平台上人们只有共享信息才能实现互动。因此，商业监视强调对个人信息的共享，并且时常通过文化途径提高人们对共享信息这一认知的顺从程度。就像戴夫·埃格斯（Dave Eggers）的小说《圆环》中描述的那样，企业的监视文化不断宣传一种后奥威尔式的口号——“关怀就是分享”，人们生活在“无需隐藏无需恐惧”的咒语中［15］。现实中的企业则以类似的文化模式规训用户进行无私而大胆的数据分享，并将用户的偏好、习惯、意识等海量数据用于广告和消费主体的再构建［16］。

与此同时，分享被公众识别为是自我曝光的一个方面［17］，主体在某种意义上可能被商业机构要求服从带有强制性的数据公开。但人们的主动参与却意味着认同这种对数字平台的服从，并自愿将自己所具有的知识、欲望和期望纳入商业监视体系中。这种矛盾合理化存在的原因包括：一方面，商业监视可以给民众造成一种自愿分享的错觉。自我曝光使人们能够处理多重或流动的身份，它让人们感觉自己挑战了垄断的权力，自主决定哪些数据应该提供给谁、在什么情况下以及信息暴露多长时间。例如，在线消费者大多会认为能够自由选择购买的商品［18］，以及在相对不具侵入性的“软监视”情况下，受试者可能更愿意公开身体数据，而且当下流行的心理治疗文化也鼓励人们公开展示内心的脆弱，强调自我曝光的功能性价值［2］。另一方面，自我曝光成为数字世界塑造个人存在的必要实践。哈考特（Harcourt）认为在社交媒体饱和的时代，“数字狂热”会鼓励人们进行更多的自我曝光和展示，尤其适用于年轻人，他们展示的欲望是一种生产力［17］。例如，丹娜·博伊德（Dana Boyd）采访的青少年认为，“除非你在社交媒体上活动，否则你就是不存在的”［17］。哈考特将这些情况描述为“解释社会”（expository society），这比德波的“景观社会”（society of the spectacle，）、福柯的“规训社会”（disciplinary society）或德勒兹的“控制社会”（society of control）都要更好地代表了当下商业监视对日常生活的影响，人们逐渐对自我展示的必要性表现出认同的趋势。因为自我中心主义、自由市场的幻想以及过度监视等因素使被监视者变得迟钝［17］，在娱乐和惩罚相互渗透、相互作用下，人们对数字透明度的风险变得麻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