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含英生态治黄思想及其现实启示

摘 要：在近代中国，黄河流域生态破坏、民生凋敝，传统治黄方略已不足以应付人与自然的激烈冲突，泛滥的水旱灾害和恢复经济生产的强烈需求呼唤着治黄思想的彻底变革。近代治黄专家张含英本着尊崇自然、保护生态的理念，倡导生态治黄，强调合理利用改造黄河，形成了一套全流域综合治黄思想，从治理视域扩展、目标转换、手段升级 及机构整合四个维度全面推动治黄思想的现代化转型。张含英生态治黄思想扭转了传统治黄主流思想，他提出的与时俱进、因地制宜、协同治理、社会公平等治黄原则对当今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的设计和实施产生了广泛且深远的启示。

关键词：生态治黄；生态治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张含英治黄思想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清朝循化厅民族司法档案整理与研究”（19JZD041）。

［中图分类号］ TV882.1；K207 ［文章编号］ 1673-0186（2023）006-0121-012

［文献标识码］ A      ［DOI编码］ 10.19631/j.cnki.css.2023.006.009

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衍源地与摇篮，亦是自古以来人水冲突最激烈的地区之一。我国历代皆视治黄为国之要政，而河患终莫能靖。延及近代，伴随着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欧美诸国以大型水利工程征服自然从而带动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我国却陷入“技术锁定”的困境［1］。综观近代中国，黄河沿岸生态恶化、生产凋敝、民不聊生，“救亡图存”与“求强求富”呼唤着传统治黄思想向现代化方向拓进。以张含英、李仪祉、沈怡为代表的近代黄河水利专家着眼于流域生态治理，强调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手段，化“被动防河”为“主动治河”，使黄河水利服务于流域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富强大局需要，以期促进流域内人与自然共存共进，然而，因受彼时国家治理能力与时局所限，他们的治黄新探索并未得到有效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由于面临淮河、黄河、海河等流域的洪水内涝、水土流失、盐碱地等环境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治理就成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工作之一。”［2］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多年来以及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党和国家始终高度重视黄河治理，将黄河流域发展作为一项战略性历史任务持续推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扎实推进黄河生态保护，确保黄河安澜，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明确了“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生态治水思路。2019年9月，习近平同志提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国家战略，明确黄河流域重要生态屏障和重要经济地带的双重功能［3］。2021年10月，习近平同志在山东济南主持召开深入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强调要大力推动生态环境保护治理，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现代化道路。2022年10月，党的二十大进一步明确，“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这一科学论断既是绿色发展观的深刻体现，也为黄河流域治理现代化转型提供了根本遵循。在2022年10月《黄河保护法》通过后，肖融等在这一背景下建构流域宏观生态调控机制的过程中提出，以黄河流域生态系统的自然属性、经济属性和社会属性为出发点，国家在流域宏观生态调控的过程中应该充当“高位推动”的角色，通过“全局性、系统性和协调性的引领，指导式调控手段对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治理的手段、工具以及机制进行宏观层面的补强”［4］。因而，立足中国百年治黄史，重新审视著名水利专家张含英的治黄思想并阐释其现实启示，不仅可以更深刻地理解中国治黄思想的现代化转型，亦可更完整地把握新时代党的治黄方略。

张含英（1900—2002）是中国近代水利与水土保持事业的开拓者之一，一生致力于黄河流域的开发治理并做出了重大贡献。张含英较早关注生态治黄，博采西方水利技术，纵览中国历代治黄智慧，足履黄河上中下游实勘，远赴海外考察治水经验，提出了以流域生态为基础、以经济社会发展为旨归的一系列治黄思想，发黄河全流域综合开发治理之先声。然而，张含英治黄思想尚未得到学界的充分发掘，其学说的独创性未被充分注意，多视之为李仪祉主张的承继者［5］。探析张含英生态治黄思想的基本内涵，观照其在治黄思想现代化转型进程中的历史贡献和现代启示，以期扎实推进当前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国家战略的落地落实。

一、张含英生态治黄思想的基本内涵

近代黄河问题是整个流域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相互塑造的结果，凡是有效的治理方案都应建基于流域的生态根柢。因此，治理黄河需要尊崇自然、顺应自然，只有充分把握人与自然的依存关系和流域各要素间的有机联系，方能合理利用河流、保护流域生态，进而实现黄河流域的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张含英生态治黄思想是一整套综合治理方案，该方案根源于他对黄河生态的深刻认识，基本内涵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一）人与自然相互依存

人与自然自古以来共生共存，既相互斗争，亦相互依赖。在黄河流域，黄河的冲积作用塑造了人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自然环境，与此同时，黄河的淤淀作用又造成了人与水争地的紧张局面。张含英将黄河流域内的人水关系形象地比作地主与佃农的关系：黄河以其善淤的特性，塑造了下游供人耕种的千里沃野，承托起华北平原兴盛的经济与文化；同时，又以其善徙、善决而迫使躬耕于此的人们生活在洪水威胁之下，使之承担修守河防的辛劳并承受洪水对生命财产的威胁等高昂代价［6］。在人与自然共处的生态系统中，自然作为一切物质资源的提供者，人类的任何生产生活活动都应以其为限度；人类尊崇自然即是对自身的尊崇，反之则是对自身的破坏。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孕育着生生不息的中华儿女和璀璨的中华文明，与此同时，黄河流域也是生态环境较为脆弱的地区，自然环境变化无常，人类社会亦随之沧海桑田：三代两汉之世，黄河流域气候温和、湖泽遍布、水流清澈，故物产丰富、航运畅通，沿岸经济繁盛、人民富足；此后却气候干旱、泥沙淤淀，致使航道壅塞、物产不行、土地贫瘠，再加上滥垦滥伐、水土流失，黄河水患加剧，人民房产漂没、苦难安居。张含英洞察黄河生态治理之症结，提出如下主张，“夫文化政治之基础，在于经济建设；而经济建设之依据，则为天然资源”［6］111。张含英强调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并重，他认为发展经济须尊重自然条件、适应环境变迁，在河流冲淤无常、土地肥瘠靡定的自然环境中，更不可滥加开发、竭泽而渔，而应整顿黄河、恢复生态，方可实现经济发展。

（二）流域内部要素有机统一

张含英立足生态共同体视角，视黄河流域诸要素为有机统一体，“河道犹脉络也，一部不通，则全体阻滞。故治河如医病然，贵乎通体施治，断不容支节而为之”［7］，这一主张不仅涵盖了黄河本身的上中下三游、干支流及左右岸，更将流域内山水林田湖草沙置于生态共同体中。张含英通过对区域历史长时段、系统性的诊断，指出生态破坏乃黄河流域衰败的根源。以黄河上游的古雍州（今甘肃武威）为例，昔日“厥土惟黄壤，厥田惟上上”的沃野，因“滥施砍伐，地面暴露，遂致肥美表土，随雨水径流入河，乃更于林木伐后，对于垦殖漫无限制，不论陡坡山陵，咸事耕犁，以致表土疏松，益助冲刷之进行”，造成当地农田废弃、下游黄沙漫天的生态悲剧［8］。张含英给出的改善之法是：根据泥沙问题这一症结，通过多措并举、整体施治，协调利用山水林田湖草沙等诸要素进行综合治理，在上中游清其来源，在下游治其淤淀。其中，“清来源”是指从上中游入手，以沟洫之法为主进行治理，辅以善用土地、植树种草、改良农产、修建谷闸等方法，如此便可在降水时容纳地面径流及所携泥沙，既可保持当地水土、利于肥田灌溉，又可减少下游含沙，有助于河床刷深、行洪流畅。“治淤淀”则是指在下游开展护滩护岸、固定河槽、修治河身、整顿河口等工程，以确保下游河道稳定、洪水可控。［9］

（三）主动改造自然

张含英强调应辨证看待黄河水患问题，他认为，“黄河为患，与历史以俱来矣！患而不避，且与之相搏者何也？其利可图也”［6］。黄河水患是历史发展的产物，也将在历史发展中得到治理。上古时期，人民逐水草而居，并无洪灾概念。随着文明发展程度的提高，黄河沿岸人口城市密集，水灾损失随之增高［10］。张含英提倡主动改造自然、积极治理黄河，他认为，“河为天然之赐予，欲兴利以除害，则端赖人为。是故昌明之世，国富民足，努力讲求，日有进步，则水利可兴，而祸患自除”［10］。张含英以史为鉴反思传统治黄模式的缺陷，提出以发展流域内经济为导向的治黄新模式。他洞察到，被动治河是传统治黄衰败的根源。古代统治者多视治黄为救济和维稳工程，故保守施治，只以加高堤防为务；筑堤则进一步加剧淤积，导致黄河连年决口、耗资巨大，不仅拖累国家财政，而且水利技术亦停滞不前；技术落后而黄河日决，只好继续加高堤防，于是河事日败、国家日贫，此怪圈“如走马灯之旋转，永无尽期，亦绝难改进。中国治河数千年，反复只一页历史也”［6］120。为打破这一困局，张含英提出黄河流域综合治理模式，主张主动改造自然，强调兼顾黄河治理与黄河开发，提倡制定明确的流域计划并计算建设成本，以水利工程盈利带动沿岸经济发展及后续建设，从而既能根治黄河，又能“以河养河”“以河裕国”［11］。

（四）合理利用自然

面对有限的生态资源，人类应尊重自然界自身的发展规律，以环境承载力和自我修护能力为限度进行合理开发。对自然的无条件征服将严重危及人类生存安全，对自然资源的无节制消耗将严重制约人类持续发展，因此，张含英提出，“利用资源之道，应以适合中国需要，地方环境为第一，不可作盲目之开发”［12］。因地制宜是张含英生态治黄思想的重要观点，在具体的治黄实践中，他根据流域各地区的资源禀赋、生态状况与产业结构，提出针对性的治理建议，同时基于黄河流域水资源短缺的情况，建议开发者详估水资源总量，严格约束全流域用水；并且建议优化水资源配置，提出“水之利用应以农业开发为中心，水力航运均应配合农业”［11］。从现代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视角来审视，张含英的治黄主张有其历史局限性，但在当时黄河流域具体生产状况与西北开发思潮的观照下，则未可言不合理。此外，张含英还提出，黄河治理计划应随流域生态变迁、科研进展、社会需要随时调整，将人与自然的各自发展纳入彼此发展过程中［10］，从而达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共同发展。

二、张含英与治黄思想的现代化转型

现代化是在科学技术进步和工业大生产影响下的人类一系列基本关系的历史性转变，带来了从生产关系到人与自然关系在思想和实践层面的变革。黄河桀骜难驯，且黄河流域生态脆弱、土地丰饶但水源短缺，需要立足生态环境保护，以整体思维和现代化手段达成有效治理。实现黄河有效治理的关键是要首先实现治黄思想的现代化转型，究其实质，治黄思想的现代化转型是化被动为主动，以科学高效的现代化手段寻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的系统性转变，具体分为治理视域的扩展、治理目标的转换、治理手段的升级及治理机构的整合四个方面。张含英的生态治黄思想，每一点都有所创见。

（一）治理视域的扩展：从专注下游到统筹黄河全流域

中国古代治黄的主要任务是整治下游河道，相关技术及治理方策大多聚焦于下游大堤修守及抢险复堤等方面，这种治黄措施就水论水、流于浮表，难以根治洪流决溢。黄河自1194年夺淮入海以来，时常威胁着南北漕运的通畅与安全。明清时期，因华北平原的独特战略地位，默许黄运优先、以淮治黄，从而致使黄河洪水屡次溢出流域范围，灾被江苏、皖北等地。尽管治水能臣潘季驯、陈潢、靳辅等人逐渐意识到黄河应源流并治，但囿于保漕政治任务繁重与河工经费短缺，只能尊奉中央政策，始终不能达到有效治理，黄河泛滥依旧。迨至近代，中国著名水利专家李仪祉首揭下游河防之弊，倡导以整体视角根治黄河，针对性地提出“导治黄河宜注重上游（即中游）”［13］，明确指出黄河水患根源乃中游水土流失，并给出“植畔柳，开沟洫，修道路”三治法［14］。李仪祉的中下游并治思想深刻影响了张含英，并且随着黄河上游水利考察的开展，张含英对流域整体治理的理解走向深化，张含英于1947年首次提出黄河全流域生态治理思想，强调“治理黄河之方策与计划，应上中下三游统筹，本流与支流兼顾，以整个流域为对象”［11］。这一主张充分观照黄河“水自上游，沙自中游，患在下游”［15］的天然特性，渗透着系统性、一体化的现代化治黄思想，亦是黄河治理现代化转型的应有之义。

（二）治理目标的转换：从维护黄河安全到治理开发并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