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贸试验区对城市贸易活动的影响：基于贸易便利化和城市空间效应的研究

摘 要：文章在城市数据库进出口数据的基础上，主要通过双重差分模型（DID）实证分析自贸区设立对城市贸易活动的影响效应，进而分析自贸试验区对城市的经济带动的效果。通过实证研究发现：第一，自贸试验区的设立确实有助于推动所在城市的进出口贸易增长；第二，自贸试验区的设立对城市进出口贸易的促进作用呈倒U型趋势，即其边际效应呈现先升后降的特征；第三，自贸试验区的设立对邻近城市的贸易有一定的虹吸效应，邻近城市的贸易进出口受自贸试验区的制度创新效应影响。因此，我国应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一方面要继续发挥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的功能效应，培育增进贸易的新动力和新优势。另一方面，要增强自贸区的空间联动与协调，合理布局自贸试验区邻近城市的功能定位。

关键词：自贸区；贸易便利化；空间效应；城市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数字农业赋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理论逻辑与实证研究”（21CJL018）。

［中图分类号］ F741.2 ［文章编号］ 1673-0186（2023）011-0129-015

［文献标识码］ A     ［DOI编码］ 10.19631/j.cnki.css.2023.011.010

当前，我国改革已进入了深水区，如何进一步深化对外开放，形成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新格局，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是新时代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大议题。2022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强调，“坚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在全球经贸规则调整的新阶段，因此，应继续强化自贸试验区、自由贸易港的制度创新功能，持续推动高水平制度型开放。因此自2013年建设第一个自贸试验区——中国（上海）自贸试验区以来的十年间，我国立足国家战略要求，发挥政策创新的试验田的功能作用，分6批设立了21个自贸试验区，覆盖了49个城市，基本完成了“由点到线、由线及面”的全方位布局。

自贸区的设立推动了城市经济的发展，无论是对自贸区所在城市还是对周边城市都会产生深刻的影响。首先，贸易便利化是制度创新成果最集中的领域之一，也是自贸试验区试点探索的重要领域。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自贸试验区如何在“先行先试”的基础上继续推动贸易管理模式创新，为所在城市注入新的发展潜能，是当前面临的重大议题之一。其次，自贸区的贸易空间效应也是值得关注的领域，自贸区的设立对所在城市和周边城市的国际贸易又会产生什么样的空间效应，是要素集聚还是要素分散？

一、文献综述

与本文相关的文献综述可以分为二支。第一支主要聚集于自贸试验区的制度型开放：杨剑等研究了制度型开放的注意力问题，通过文本分析发现，我国政府的文案文本重点能够促进制度型开放，但是对开放的适用性、安全性和前沿性的聚焦较弱［1］。程波辉和雷杨研究了我国自贸区的负面清单评估，通过国际比较可以发现，我国自贸区在特别管理措施、行业覆盖，外资准入限制等方面进步明显，但是与发达国家负面清单相比依然存在差距［2］。聂平香等研究了我国自贸区投资便利化措施，认为自贸区的设立优化了投资准入与审批流程，但是仍然存在制度创新碎片化，投资保护等问题［3］。刘航等研究了自贸区制度型开放与企业“脱实向虚”之间的关系，发现自贸区制度型开放能够有效抑制技术型企业的“脱实向虚”，尤其是在贷款占比方面最为突出［4］。李思敏研究了自贸区下的金融规则，认为自贸试验区应该进一步推动负面清单模式改变，遵循稳中求进的原则开展跨境资本流动［5］。李万强和贺溦研究了自贸区对个人信息跨境制度的试验，认为我国可以完善个人信息分类制度，探索审慎开放方法，提升在数字经济中的话语权［6］。江若尘和陆煊提出自贸试验区带动的我国新一轮改革开放，作为制度红利，是中国的一项长期基本国策［7］。蒋灵多等认为自贸试验区是我国全面开放的新平台，也是引领我国高质量发展的新载体［8］。尹政平等认为当前我国自贸区在对标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其主要反映在贸易监管、金融创新、政府职能转变、投资管理制度等方面，但是与国际上的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相比，依然显得有些不足［9］。

第二支主要聚焦于自贸区的经济效应：首先是微观层面的经济效应，敬莉和孙哲远基于上市企业微观数据，研究了自贸区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发现自贸区的设立对发达地区、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作用较大，同时营商环境的优化也能对企业数字化转型起到调节作用［10］。王明益等研究了自贸区对企业高质量出口的作用，发现自贸区本身无法直接促进企业的高质量出口，需要通过溢出效应和竞争效应的机制作用才能实现［11］。其次是中观层面的经济效应，熊宇航和湛婧宁研究了自贸区对制造业资源错配改善的影响，发现自贸区对于劳动力、R&D等生产要素的错配都有显著的改善作用，尤其是对中西部地区影响最大［12］。杨玉桢和冀康孟通过实证研究发现自贸区的设立能够有效促进区域创新能力的提升，这种效应由东向西逐渐减弱［13］。张军等以上海自贸区设立年份为基点，运用2006—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构建多期DID模型，研究了自贸区设立的经济增长及动态效应，得出自贸区的设立有效促进地区经济增长，当自贸区数量增加时，自贸区经济增长效应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态势［14］。李世杰等人采用回归控制法从产业结构高计划和产业结构合理化两个层面分析了自贸试验区的设立对产业结构的处理效应，得出自贸区的制度创新可以有效促进产业结构提升，从而提出加大“宽进严出”的负面清单，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的结论［15］。赵亮通过定性推演和逻辑演绎的方法发现自贸区通过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来推动区域产业结构升级［16］。李世杰和赵婷茹从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结构合理化两个角度研究了自贸区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发现自贸区的设立能够显著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对于产业结构合理化前期影响明显，后期影响较小［15］。刘洪槐和谢谦重点研究了上海自贸区开放对金融领域的影响，研究发现，上海自贸区在推进外汇制度改革，推动金融监管创新，人民币国际化等方面都有着重要影响。我国在自贸区发展方面应该采取渐进式改革方略［17］。

再者是宏观层面的经济效应，一些学者研究了其中的经济增长效应，刘秉镰和吕程认为，沪、津、闽、粤四大自贸试验区的设立都不同程度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18］。郎丽华和冯雪通过数据包络分析和双重差分法研究了自贸区对地区经济平稳增长的作用，发现自贸区能够平抑全要素生产率的波动性，但是要花费相当的时间［19］。崔日明等研究了自贸区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现了自贸区设立的空间带动效应，同时在机制上发现，自贸区主要是通过制度变迁和创新驱动来促进经济增长的［20］。王爱俭等探讨了自贸区经济增长效应的动力机制，结果发现，制度创新和投资贸易是自贸区经济增长的核心驱动力［21］。刘一鸣等研究了自贸区的设立对经济增长的外溢效应，发现无论是东部地区，还是中西部地区，自贸区设立所带来的外溢效应都较为显著［22］。王耀中等研究了自贸区对地区增长的影响，发现了自贸区增长对地区增长具有“边际效应递减”的特征［23］。卢福永等研究了自贸区对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意义，认为自贸试验区是连接国际国内双循环的关键节点，自贸区的发展重点应从产业链的外向扩展向产业的内生增长转变［24］。曹翔等研究了自贸区的设立所带来的就业效应，发现自贸区的设立能够显著提高就业率，未表现出虹吸效应，对地区的影响应该为辐射效应［25］。

最后，还有一些学者研究了自贸区的设立对经贸领域的影响，罗舟和胡尊国通过双重差分法研究了自贸区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发现自贸区能够显著促进对外直接投资，但是这种促进作用呈边际效应递减规律［26］。何树全和吴佳研究了上海自贸区对资本要素流动的影响，发现上海自贸区能够显著促进资本要素流动，对投资的波动也能起到抑制作用［27］。崔卫杰等研究了自贸区在投资领域的探索，以及取得的主要成效，发现投资渠道不畅、效益不足等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意见建议［28］。张春宇研究了自贸区服务贸易的税收政策，认为自贸区的税收政策应该针对我国服务贸易中竞争力差、结构不合理等缺点实施改进，完善税收服务，改进杠杆制度，提高服务贸易企业的核心竞争力［29］。王昕以珠三角为例，研究了自贸区所带来的对外直接投资产业优化效应，发现珠三角地区在“市场换技术”、积累人力资本等方面，相比于我国其他地区有着极其明显的优势［30］。许培源和罗琴秀的研究发现我国各地的自贸区是“一带一路”国内建设的重要节点，天津、福建、广东等沿海自贸区应该利用和发挥自身在区位、政策规则上的优势，打造“一带一路”重要合作平台，推动“海上丝绸之路”建设［31］。黄启才通过非参数合成控制法研究了上海自贸区政策的引资效应，发现上海自贸区的设立能够有效增长对外直接投资的流量累积［32］。

学者们从制度型开放和自贸区经济效应的角度研究了我国的自贸区，拓展了自贸区研究领域的广度和深度，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一方面充分挖掘和阐述了自贸区的制度创新，回答了自贸区制度新在何处，如何实施等问题；另一方面又把自贸区的设立与经济增长、就业、产业链升级、企业行为等宏观、中观以及微观经济领域问题结合，同时依据自贸区所在区域的现状和政策特点，聚焦于社会关注，分析了自贸区的经济效应，体现了较强的现实意义。

但是，学者们的研究仍然存在一些不足。第一，在制度型开放研究方面主要偏重于定性研究，并没有落实到制度型开放所带来的经济效应层面，因而无法做实证分析。而事实上，制度型开放最终都需要体现在经济效应上。其中自贸区的一系列制度措施尤其涉及贸易便利化，其效应还需要进一步验证。第二，相关研究没有涉及城市层面，主要聚焦于国家层面、地区层面或者企业层面。而自贸区的设立，其影响不仅局限于国家、地区或者企业层面，也有可能会影响到城市层面。因此，对于自贸区的设立如何影响城市的国际贸易，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城市空间效应，尚需进一步研究。

二、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说

为研究自贸区对城市贸易活动的影响，首先需要建立理论基础，并引出研究假说。

（一）理论基础

1.理论模型的构建

本文的理论模型是在鲍德温和塔格里奥尼（Baldwin and Taglioni）、马淑琴等研究的基础上改进得来的［33-34］。假设一个经济体内部存在有两个部门，即Walras部门和D-S垄断竞争部门。只存在一种生产要素即劳动L。X产品生产只需要劳动，Y产品的生产需要劳动和其他中间产品。其他中间产品以CES形式组合，消费者效用函数U为：

（二）研究假说

假说1：自贸区的设立能够有效促进贸易便利化。

自贸区的设立降低了贸易壁垒和投资准入门槛，其中的一些新的政策和规则诸如负面清单、单一窗口等都率先在自贸区中落实和实现，具有“先行先试”的重要意义，因此自贸区的设立能够通过制度型开放，降低贸易成本，改善营商环境，从而提高通关效率，促进贸易便利化的实现，而这种贸易便利化的实现，从实际效果看，正是反映在贸易额的增长上。从理论上看，自贸区的设立和区域经济一体化一样，也能够带来贸易创造效应和贸易转移效应，即创造新的贸易，导致原有贸易关系的改变。但无论如何，这两种效应都能带来贸易额的提升。而从实践上看，自贸区的这种影响又都反映在所在城市的对外经贸关系上。因此，可以得出结论：自贸区的设立能够有效促进贸易便利化。

假说2：自贸区的设立对贸易的影响具有阶段性特点。

自贸区的贸易效应不仅受到自贸区本身影响，也往往容易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在时间上呈现阶段性特点。这主要是由于：一方面，正如假说1所述，自贸区的设立实现了贸易便利化，能够带来贸易量的提升，所以在自贸区设立之初，自贸区对贸易便利化的影响往往较为显著；另一方面，自贸区的设立所带来的贸易效应并非一成不变，它也会受到“边际效应递减规律”的影响，其贸易效应呈逐年递减趋势，因此，也需要考虑自贸区对贸易的长期效应。与此同时，国际环境因素也会影响自贸区的贸易效应，尤其是在国际经贸形势日益复杂的当下，诸如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欧盟的碳排放政策等也会对自贸区的贸易效应产生影响。所以，在研究自贸区贸易效应时，需要对特定政策事件时点进行着重分析。总之，自贸区的贸易效应需要根据不同阶段的特征进行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