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房金融化、教育投入与中国社会阶层流动

摘 要：较高的社会阶层流动性是经济增长与共同富裕目标实现的基本前提。识别住房财富、教育对社会阶层分层的影响，探讨促进社会阶层流动的政策取向与路径，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从住房金融化视角，剖析经济资本对住房财富、教育投入的影响及其对社会阶层流动的作用：1998年房改以来经济资本作用下的住房金融化拉大了居民家庭住房财富分化，家庭教育投入差距相应扩大，阻滞了我国社会阶层流动。增强社会阶层流动性，需要从制度供给角度，坚持“房住不炒”，摒弃土地财政与房地产路径依赖，完善房地产相关税种设计，打击教育资本化。

关键词：住房金融化；贫富差距；教育投入；阶层流动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金融结构优化与制度创新研究”（22&ZD117）；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新发展格局下金融结构优化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21AZD114）。

［中图分类号］ F224.0 ［文章编号］ 1673-0186（2023）011-0144-015

［文献标识码］ A     ［DOI编码］ 10.19631/j.cnki.css.2023.011.011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1］实现共同富裕，需要一个充满人才及阶层流动活力的社会环境。较高的社会阶层流动性是一国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2］、实现经济持续增长及其成功转型的必要条件［3］，也意味着居民有更多机会提高收入，缩小贫富差距。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破除妨碍劳动力、人才社会性流动的体制机制弊端”［4］，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撰文指出“要防止社会阶层固化，畅通向上流动通道”［5］，鲜明指出推进阶层流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由此，把握新发展阶段，构建高质量发展新格局，迫切需要识别影响我国社会阶层流动的因素，探讨并提出科学的政策建议，构筑共同富裕目标实现的社会基石。

一、问题的提出

考察我国改革开放前二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历程，背后的重要原因一方面来自农村和城市分别以家庭承包责任制和企业改革为代表的制度变革，另一方面来自恢复高考提供的强大人力资本。教育层面上恢复高考制度，“读书改变命运”成为事实甚至信仰，激励了中低收入家庭加大教育投资，为经济持续发展提供了雄厚人力资本，这种公平的阶层流动机会又调动了更多年轻人的积极性，促使他们不断学习并投身创新与创业，激发了社会活力。但近年来若干研究与事实表明，进入中等收入国家后，我国的社会阶层流动性收窄，阶层边界日渐清晰，由下向上的阶层流动滞缓乃至受阻［6］。这表明我国阶层流动滞缓甚至固化的趋势不断增强［7，8］：“富二代”“拆二代”意味着社会阶层流动性正因资本因素而降低；“寒门难再出贵子”，教育作为驱动阶层流动的重要因素，也因经济资本差异、出生地不同制约了诸如农村学生、贫困学生的发展，使其上升通道变窄。国家创新发展需要强大的人力资本供给，充分的社会阶层流动是基础性保障。资源获取不平等导致的阶层流动滞缓不仅不利于社会公平和共同富裕，更为重要的是，阶层上升通道与机会关闭的社会必将失去活力和积极性，难言社会经济长期持续发展。由此，只有消解抑制阶层流动的阻碍因素，增强社会阶层流动性，才能为我国经济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下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充足人力资本和活力，内在重要价值不言而喻。

基于对社会阶层划分标准的科学认知，结合当下我国社会阶层流动事实，以住房资产为核心的经济资本毫无疑问主导了社会阶层分层，并进而通过影响不同阶层子女受教育质量，对我国社会阶层流动构成最为直接的影响。那么，进入住房金融化时代以来，住房财富变动与教育投入如何影响我国阶层流动？又当如何有效应对以解决这两大因素阻滞中国社会阶层的流动？这两大问题的认识和解决既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对人力资本供给提出的要求，也是缩小社会贫富差距、实现2035年共同富裕目标的重要路径和前提。本文认为，自1998年“房改”以来，经济资本作用下的住房金融化拉大了居民家庭住房财富分化，家庭教育投入差距相应扩大，阻滞了中国社会阶层流动。推动中国社会阶层流动，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守“房住不炒”原则，抑制住房市场过度金融化倾向；应坚决摒弃经济社会发展的土地财政与房地产路径依赖，逐步完善房地产税等相关税种设计，发挥税收的再分配职能；同时，应坚决打击教育资本化，促进教育回归正常生态。

二、社会阶层、住房资产与阶层流动

住房资产毫无疑问是当前我国居民家庭资产的主要构成，而且这种资产目前仍然具有法定与天然的代际传递特征和代内财富转移优势，住房资产的有无、多寡已经成为不同社会阶层间相互区隔的核心指标。1998年我国住房商品化改革以来，资本推动下的住房金融化在推高房价的同时，住房占有程度的差异一定程度上也拉大了居民收入和财富差距，对整个社会阶层的良序流动构成了直接影响。

（一）住房资产与社会阶层划分

依据马克思的阶级分层理论［9］以及韦伯社会分层理论［10］的认识，社会阶层的划分主要有政治、经济和社会三个标准，分别对应权力、资本和声望，这一论断成为学术界较为公认的分层标准和理论源头。其他学者如涂尔干虽然提出了功能主义分层理论和职业共同体分层思想，但其实质是社会分工不同引致不同人群在权力、资本和声望上产生差别［11］，与马克思以及韦伯的理论本质差异不大。从形成看，社会阶层的归属受政治、经济、教育甚至宗教等不同要素共同影响，这些因素虽然具有动态发展特征，但在同一时空场域下社会阶层的归属却相对稳定，正如我国封建社会不同朝代基于血缘、民族等先赋性因素形成的“士、农、工、商”阶层，或印度种姓制度下形成的四等级社会结构。这种“差序格局”受某一时期的特定因素影响且在这一时期相对稳定［12］，低阶层成员由下向上的流动极难。但在不同时域下，阶层归属以及相应标准的划分却并非由政治、经济、教育或文化等单一因素影响，宗教宣传的自性、出身特征也只是在某些特定年代或社会存在。伴随历史变迁与制度迭代，不同个体或群体或源于自身努力奋斗，或源于社会变革驱动，在不同阶层间产生流动，前者诸如我国古代科举制度下的“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后者如中国共产党带领穷人“砸碎铁锁链，翻身闹革命”。因此，制度安排或变迁在其中发挥的作用至关重要，而且这种作用不仅具备基础性，更具决定性［13］。那么，在当下稳定繁荣发展的中国，是政治权力、经济资本还是声望抑或教育决定了社会阶层归属，并驱动社会成员的阶层流动？

回答这一问题，需要回顾并深刻剖析我国的社会发展及其制度变迁。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再到今天的“以人民为中心”，中国共产党和全国工作中心的转移要求我国政治、经济制度不断改革，上述要素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价值也在不断演变，使得我国社会阶层结构不断变迁。改革开放四十余年，市场取代计划不仅成为社会资源配置的基本原则，“不管黑猫白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的制度安排下，越来越多学者认为，经济资本已经成为当前我国社会阶层划分的基本甚至核心标准［14-16］，影响乃至决定了我国社会居民的阶层归属以及流动［17］。

影响社会阶层归属的经济资本因素范围广泛，家庭或个人占有的金融资产、家用汽车等耐用消费品、住房资产等都可被纳入，那么哪些资产或资本因素对当下我国居民的社会阶层归属及其流动更具影响力？考察居民家庭财产构成，住房资产作为居民家庭财产性经济资本，具有天然和法定的代际传递和代内财富转移优势，因此在古今中外都是社会阶层划分的重要标志。1967年，约翰·雷克斯和罗伯特·摩尔在著作《种族、社区和冲突》中提出了“住房阶级”的概念［18］，并按获得住房路径的不同将城市居民分为六类；之后彼得·桑德斯（Saunders）［19］等发展了对住房阶级的认识，认为住房状况比职业更能证明社会阶层成员之间的差距。当然，正如马克思主义者对“住房阶级”理论的批评一样，拥有住房不会形成阶级，也不会改变社会阶级关系，不过是形成了住房团体地位［20］。虽然阶级与阶层概念有所区别，但这种区别主要体现在不同人群对生产资料、财富和权力的占有差异，概念的差别不足以掩盖住房作为生产关系与财富、地位和权力之间的联系。也即，在不同时期，住房财富都被认为是阶层划分的重要标准。考察我国当前居民家庭资产现状，不论是央行2019年居民家庭资产负债调查中“城镇居民家庭户均总资产317.9万元，其中70%以房产形式呈现”的结论①，还是住建部“2019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达到39.8平方米”的统计数据②，加之近二十年来持续上涨的房价，无不清晰地揭示出，当前时空场域下，住房资产在上述影响我国社会阶层的要素中居于核心和优势地位。事实上，房子的有无、套数的多少，以及是否借贷购房，已经在不同社会阶层成员之间形成一道藩篱甚至鸿沟。这一现象在我国的城市地区尤其突出，而在农村或城镇地区，因土地被征用开发获得高额补偿的农民，也因此与其他农民间形成了资本差异基础上的社会分层。由此可以看出，伴随制度变迁与社会发展，财富已经超越阶级、身份、教育成为当代社会公众对他人阶层与地位认知的核心依据。住房资产作为居民家庭财富主要构成，已经进阶成为我国目前社会分层的核心指标。

（二）住房金融化、住房资产与阶层流动

考察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住房资产与社会阶层流动的关系，基本共识是自1998年住房市场化改革之后，二者的相关性才变得越来越强。在此之前，我国社会阶层的划分更多是基于户籍、档案以及人事制度等形成的“农业与非农人口”“国有与非国有职工”“干部与群众”等阶层，政治身份是这一阶段社会阶层划分的主要标准。在这一时期，由于相关制度与政策的限制，社会阶层流动十分困难。进入市场经济时代，市场取代计划成为社会资源配置的关键因素，政治身份主导的社会阶层划分得以改变。社会成员通过教育、培训、公务员考试等不同路径获得了更多改变自身命运的机会，而在这其中，经济资本因素的作用不断增强。资本因素不仅直接影响社会成员阶层分层，且通过影响自身及其后代教育水平，由经济资本引致文化资本形成，协同影响了社会成员阶层流动。分析我国居民家庭收入、资产等经济资本因素，关注点不可避免地定位于住房资产及其引致的收入变动。在1998年“发展住房交易市场、加快住房建设”的住房市场化改革目标下，金融资本不断涌入，在加速我国住房市场化发展的同时，也推高了房价，推动了住房占有程度不同的社会居民收入或经济资本呈现分化。住房的不平等导致收入不平等，而收入不平等驱动了不同成员的社会分层加剧，影响了整个社会阶层的流动性。可以说，当前以财富为核心的阶层分类之所以形成，主要源于各类金融资本在政策鼓励与逐利动机双重刺激下涌入住房供需两端市场，在突破传统社会阶层边界的同时，实现了住房市场化条件下的社会阶层切割。

回顾我国住房市场化改革二十余年，毫无疑问，房地产业的迅速发展源于金融资本推动，包括居民、房地产企业甚至地方政府利用金融杠杆扩张债务，导致建房、购房、炒房活动高涨，掀起了经济金融化时代的住房金融化浪潮［21-22］。虽然一定程度上住房金融化促进了经济增长［23］，但也推动了房价持续上涨，进而引致社会居民贫富差距扩大［24-25］。同时，这种家庭或群体间的贫富差距不仅分化了原有社会阶层，更因财富聚集的“马太效应”阻滞了社会阶层流动。市场经济条件下，基于对财富的追求，以及可继承的住房在这个特定时代具有的高价值和增值预期特征，自身的金融属性不断增强，成为不同阶层社会成员首选的投资产品或工具。已拥有商品房或享有福利分房居民相对无房者无疑更具资本优势，而如何利用资本优势稳固甚至强化自身阶层地位成为这部分群体重点考虑和解决的问题，“嫌贫爱富”的金融部门为他们利用金融杠杆加大住房投资提供了便利，也为他们利用金融杠杆投资炒房获利增加了筹码。对城市无房的市民、打工的“蚁族”、初入职场的大学毕业生来说，要么掏空“六个钱包”，要么借贷购房，在实现自身“居者有其屋”梦想的同时，也拉大了与“先富”阶层的贫富差距［26］，甚至沦为“住房、医疗、教育”三座大山下疲于奔命的“新穷人”［27］；对进城买房的农民阶层而言，支付的巨大购房成本更有可能导致整个家庭“返贫”，遑论依靠购房实现阶层上移，从而被牢牢固化在社会底层。

（三）住房财富的代际、代内转移与阶层流动

社会流动性在本义上主要反映上一代的财富、地位、权力、教育等对下一代人的影响，二者的相关系数在0～1之间波动，系数越大意味着阶层流动性越差。在任何社会，上一代拥有的资源或禀赋因素不可避免对下一代产生作用，且主要体现在地位、收入和教育层面，从而影响其阶层归属［28］。如前文所述，住房资产在我国当前社会阶层划分中处于基础性和核心性地位，那么住房资产的代际转移必然对社会阶层的流动产生重要影响。除此之外，既得利益阶层为巩固和强化于己有利的现行阶层结构，也必然会充分利用资本优势削弱低阶层经济基础，体现为住房金融化条件下影响阶层流动的代内转移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