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理论、实践：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三重逻辑

摘 要：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有着植根于本民族文明发展的历史逻辑，有着基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逻辑，有着立足于新时代现代化建设活动的实践逻辑。中华古代文明中有益成分的继承与发展、中国人民对近现代文明进程影响的思索与应对、中华民族对西方文明弊端及不足的认识与纠偏、中国共产党弘扬文明经验历程中进行的总结与应用是新时代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历史逻辑。世界普遍联系与发展原理在文明演进中的体现、事物多样性且差异性思想在文明发展中的凸显、文明互鉴与共生要求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反映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理论逻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应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中开拓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发展道路，应在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拓新中明确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前进方向，应在“两个结合”中开辟新时代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蓬勃发展的必由之路。三重逻辑是系统的整体，历史逻辑明晰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历史必然，理论逻辑确定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理论遵循，实践逻辑，是历史逻辑与理论逻辑在现实中的展开。明确新时代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历史、理论、实践逻辑，有助于在新时代更好地进行文化建设与文明创建。

关键词：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

基金项目：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提升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化水平研究”（2023ZTZD06）；重庆市教育委员会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新时代全过程人民民主实现机制构建研究”（22SKGH313）。

［中图分类号］ D61 ［文章编号］ 1673-0186（2023）011-0159-013

［文献标识码］ A     ［DOI编码］ 10.19631/j.cnki.css.2023.011.012

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着重指出，“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1］。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在人类历史发展中，中华文明植根于中华大地，汲取其他文明的有益成分，是世界史上唯一从未间断的文明形态。进入近现代以来，中华民族致力于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发展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当前一些研究者对现代文明的本质与特征、中华文明的精神特质与优秀传统、现代西方文明的困境与困惑等进行了研究，但对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与现实逻辑进行系统研究的较少。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有着辉煌的历史、内在的理论与现实的关注，阐述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与现实逻辑，对增强人民群众文化自信、推进文化强国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一、 新时代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历史逻辑

“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未来的历史。”［2］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对中华古代文明继承与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中华民族对近现代进程与西方文明影响的积极应对，是中国共产党弘扬文明经验的应有之义。

（一）中华古代文明中有益成分的继承与发展

中华文明博大精深，在历史的各个时期，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致力于各种物质生产活动与精神生产活动，创造了蔚为大观的中华古代文明。中华民族在各历史时期致力于发展生产，不断改进生产工具，在社会生产中将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到新的历史高度，不仅丰富了自身的物质生活，也为世界上其他民族物质文明的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中华民族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与精神生活中形成了丰富的关于自身修养、家庭建设、社会治理、国家建构、国际交流等方面的经验与文化。中国人民自古以来就对自身的存在、发展与完善进行了深刻剖析，形成了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修身为本的理念，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自身修养的具体规则，将追求个体的充分发展作为毕生追求。中国人民自古以来就对社会治理、社会关系形成与变化进行分析与研究，讲信修睦、亲仁善邻，力图追求人与人在社会交往中的和谐之态。这就将文明建设与文明实践的视角与层面从狭义的精神文明领域延伸入家庭建设与社会建设领域，极大地拓展了文明的内涵与范畴。中华民族孜孜探求人与人之间的伦理规范及交往规则，在家庭—家族—国家维度对各种社会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形成了一系列的家庭观点、礼仪礼制与习俗规范，这些对当下家庭文明建设及家风营建均有着重要借鉴意义。中国人民自古以来就对自然、人群及相互关系进行哲学的思考与理论的思辨，追寻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之道。“天人合一”与“道法自然”等理念既指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与自然规律在方向与理念上具有一致性与同向性，也将环境保护与生态建设纳入文明实践的领域，对未来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社会具有重要意义。中国人民自古以来就在实践中积累了社会治理及国家治理方面的经验，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的理念与思想深入人心，形成了一系列的政治思想与政治观念，发展出在当时高度发达的政治文明，在较长历史时段造就了历史上的超稳定结构。中国人民自古以来就追求不同人群、不同文化、不同文明的相处之道，追求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社会的互鉴之途，形成不同文化、不同文明的共进发展理念。中华民族自古就是具有开阔胸襟与广阔视野的民族，在与其他民族的交往中形成了尊重他国与他民族的传统，并以虚怀若谷的心绪与兼善而采的态度对待其他民族在文明发展中形成的各项成果。这在当时具有一定的超前性，并为后世的世界民族和谐相处的理念开了先河。这些“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3］，是中华古代文明的有益成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就是在继承与发展中华古代文明有益成分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现时期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时必须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须注意加强对中华古代文明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二）中国人民对近现代文明进程影响的思索与应对

自大一统国家建立以来一直至清朝，社会组织方式一直保持着基本相同的形态［4］，社会的经济生产方式、经济结构保持着大致稳定，各时期的经济生产在具体生产技术及生产工具上虽有着局部的改进，但总体沿袭着自秦汉以来形成的封建社会经济生产关系未变化。中华民族古代文明即是与这种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中华民族古代文明中对自然的看法、对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态度、对科学与技术运用的理念等无不打着此种生产力水平的印记；中华民族对人与人相处之道的理解、对人在社会中形成的等级关系、亲属关系、伦理联系及其亲疏远近的观念、对人的身与心的思考等也无不受到这种生产关系的深刻影响。中国社会在此种生产力发展水平与生产关系范式中保持了长期的稳定，也将此种生产力条件下能创造的社会财富发挥到极致，在此种生产力充分发挥的时节我国GDP曾达到世界GDP总量的30%左右。科技的发展、思想的演化对社会生产力产生重要影响。欧洲在文艺复兴后出现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在显示较为明显的进步性的同时也在全世界范围展示出强烈的扩张倾向，资产阶级在全世界范围内倾销商品、进行各种生产资料的集中、建立庞大的世界市场。“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为资产者。”［5］鸦片战争后，清朝统治者自我尊荣的迷雾为列强的坚船利炮打破，封建社会原本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受到了极大的挑战，纺车在织布机面前显示出生产能力上的劣势。在技术革命造就的生产力飞速发展的年代，一个民族若不能看到、接受、学习生产力发达民族的长处与优势，自身文明的发展将受阻，且在一定阶段将受到其他文明施加的极大压力。发源于欧洲的现代生产方式经资产阶级得以在全球范围内强力传播，一切民族甚至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生产力水平最不发达的民族都被卷进现代文明之中。建立在封建生产方式基础上并在较为封闭的环境下自我发展的中华民族古代文明受到了极大的冲击，救亡图存的号角响彻中华大地，振兴中华的声音成为时代最强音。一些具有危机感并希望挽救民族于危亡之际的人士开始努力接触、学习西方的科学知识与文明范式，希望挽救、保存并发展中华民族在长期历史中发展出的文明。优秀进步人士开始认识到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性，开始理解在生产力发展基础上推进生产关系变革的必要性，开始着手在现代生产方式的基础上进行政治、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全新发展。在我国古代的较长时段中中华民族掌握着先进的生产力，在历史的多个时期有对生产工具进行革新与变革、对生产工艺进行极致追求的传统与文化，中华民族古代文明有着尚生产、重民生的文化传统。在近代，此种文化传统在现代生产方式的触动下得以激发。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起步是对现代生产方式的积极应对，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发展是近现代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

（三）中华民族对西方文明弊端及不足的认识与纠偏

西方现代文明从地域上而言起源于西方，在罗马法确立的司法模式、社会认知及相应思维模式的基础上，一种“理性的法学”才得以建立起来［6］。此种理性以精细的数目计算与确切的利弊分析作为基础，在个人追求与价值趋向上以行动与思想上的个性化与差异化为主要特征，在生产方式上以理性的工业组织以及它们的市场取向为基本特征［7］。此种文明对中世纪的封建文明当然是一种巨大的进步，其打破了中世纪的封建等级特权，使得个体在一定程度上从神学的束缚与思想的禁锢中解放出来，个体的特性与差别受到重视，科学与思想的发展成为可能，这又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的发展。条块分割、不相往来或往来受到局限的状态逐渐被打破，人们认识、观察世界的眼光发生变化，世界范围内的眼光与视界逐渐形成，西方文明逐渐从较为狭小的地域范围内迈向更为广阔的空间。但此种文明也逐步显露出其弊端，思想价值上显露出的个人主义倾向与逐利主义作风模糊了文明本身应具有的集体追求。在西方文明社会中，个人的行为有与集体、社会、国家、民族的追求相悖的趋向，个人的行动易成为只是谋取利益的无休止的运动［8］。在资本的全面影响与全力支配下，生产工具的革新、生产能力的增长、生产潜能的开发等都成为谋取更大剩余价值的工具。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科学技术逐渐丧失其初始具有的中立性，日益成为资本施展更大力量的工具。资本的普遍统治与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运用［9］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特征，也成为西方现代文明赖以存在的物质根基与技术基础。西方现代文明是资本主导的文明，这一文明具有其无法克服的弊端。资本本身是处于过程中的矛盾［10］。在资本的驱动下，生产以较之以往更有效率的方式组织起来，社会财富总量有了极大的提升，这为人在未来社会形态与文明形态中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同时资本的极端逐利性导致对现实中人的限制与控制，使得人成为社会生产与财富创造的工具，而不是社会生活与国家治理的主人。在社会生产方面，整个社会被资本化，整个国家日益转变为一架构造精巧但唯利是图的工商业机器，在造就一部分人暴富的同时将绝大多数人抛入赤贫的境地。在资本发挥支配作用的时空中人们日益被分为两大对立的阶级，即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前者只有对后者进行剥削与压迫才能存在。社会上的对立情绪与敌视氛围日益浓厚，不稳定因素在社会中日益累积。在西方社会普遍存在的逐利主义思想影响下，资本家的脚步在行遍世界的同时也将争夺与战争带至更广泛的地区，世界范围内的冲突与争端日益常态化。在利益的驱动下，原本可以和睦相处的民族与国家在一场场争斗中角力，并使得自身的文明受到摧残，甚至造成自身文明的衰败。西方文明在经过早期的发展后已逐渐暴露出其无法克服的弊端。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成为资本主义社会与西方文明之间无法调和的矛盾。在资本主导的现代西方文明中有着对生产无限追求的冲动，生产实际达到的程度却受到此种文明状态下人的不自由状态的限制，广大群众永远无法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所处的相对贫困状态下实现个人的充分发展，也无法充分享有此种生产力造就的物质财富。同时，此种资本主导的文明无法充分看待、重视、珍视个体在物质追求之外的宏大精神世界。且市场的扩张又赶不上生产的扩张，市场的开拓水平、发展程度不仅受到生产力水平的影响，还受到一个民族、一种文明惯有势力、惯常方式的制约。在资本主导的文明已在全世界施加其影响且其他各种文明有权选择自己的经济发展路径及市场开放程度和梯次的情况下，资本主导的文明的市场边界业已显露。西方文明现今已触及其能够容纳的界限。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对西方现代化及西方现代文明业已显示的弊端的积极应对与及时纠偏。

（四）中国共产党弘扬文明经验的总结与应用

我国的文化传统，不仅包括五千多年来的文化积累与积淀，还包括鸦片战争以来近现代社会先驱与志士仁人为保存、存续文化而进行的文化发展与改造实践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烈士们用鲜血铸成的近现代传统［11］。在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在从事农民运动中认识到推翻祠堂族长的族权和城隍土地菩萨的神权以及丈夫的男权［12］之必要，认识到改造乡村文化是文化建设的重要方面。中国共产党人在组织工人进行革命斗争时认识到要大大提升工人们的政治觉悟与文化素养，并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文化价值取向贯彻于工人的思想文化斗争［13］。在创建与发展革命军队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深刻领悟到政治建设与文化建设是使革命的军队区别于以往一切其他军队的根本点，深刻领会到经过政治锻造与文化熏陶的人民子弟兵才是真正听党指挥、能打胜仗的军队。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认识到中华民族的解放不仅是经济、民生上的解放，还是文化上的解放。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中国共产党人已经逐渐清晰认识到本民族文化发展的脉络与规律，认识到要对以往的文化进行适当的改造，并使之适应革命战争时期的需要。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明确了文化建设的领导力量与指导思想，针对中华民族的文化发展及文明赓续明确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文化态度与文化主张，提出“应该学习外国的长处，来整理中国的，创造出中国自己的、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东西”［14］。面对古往今来的文化内容与文明类型形成了中国共产党客观理性的文化态度和文化主张［15］。“破”与“立”并重，在破除不适宜的沉重文化包袱的同时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其他民族与国家的有益文化元素与文明积淀进行吸收、借鉴、改造，是中国共产党人弘扬文明经验的总结与应用。这与通过中华古代文明的扬弃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逻辑是一致的。在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文化建设不能在僵化封闭中的圈子里裹足不前，认识到中华民族的文明应在总结过去与接触世界的前提下继续发展。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根据文化发展的规律与文明发展的大势加快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形态的建设，中华文明在深度审视自身过往的过程中得到了长足进步，中华文化在与外部世界的交流中得到了充分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