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使用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研究

作者简介：马红梅，贵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劳动经济学、区域经济学；尚嘉豪，贵州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劳动经济学；王鹏程（通信作者），贵州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农林经济管理。

摘 要：农民工就业质量提升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基础。互联网作为信息时代的重要表征，在促进创业、增加就业、改善民生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基于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运用内生转换模型（ESR）和工具变量分位数回归模型（IVQR）评估互联网使用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及其异质性。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能够显著提高农民工就业质量。基于反事实假设，使用互联网农民工若未使用互联网，就业质量将下降22.8%；未使用互联网农民工若使用互联网，就业质量将提升18.3%。异质性分析显示，随着就业质量水平的上升，互联网使用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促进作用呈下降趋势，即互联网使用对就业质量较低的农民工就业质量提升效应更强，反映出互联网使用具有显著的“益贫效应”。机制分析表明，互联网使用通过提高职业匹配程度、人力资本水平、社会资本水平提升农民工就业质量。进一步研究发现，基于对不同上网用途的重视程度，互联网使用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促进作用具有显著差异。其中，网络对信息获取与学习越重要，促进作用越强；网络对娱乐与社交越重要，促进作用越弱。

关键词：互联网使用；就业质量；农民工；ESR模型；IVQR模型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共同富裕背景下西南民族地区青年农民工就业质量提升对策研究”（22XSH018）。

［中图分类号］ F244 ［文章编号］ 1673-0186（2023）012-0049-021

［文献标识码］ A      ［DOI编码］ 10.19631/j.cnki.css.2023.012.004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推动更充分更高质量就业在党的二十大报告、“十四五”规划等政策文件中被多次提及。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就业市场逐步由分裂转向统一，农村劳动力开始大规模向城市转移，形成了举世瞩目的民工潮［1］。《2022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9 562万人，群体规模已超过全国总就业人数的三分之一，庞大的农民工群体为我国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但长久以来，在户籍壁垒、社会保障和地方就业政策等制度因素以及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等禀赋因素的限制下，农民工群体就业质量普遍低于城镇本地劳动者［2］。作为城镇就业中的弱势群体，农民工大多从事制造业、建筑业、零售业、服务维修业等门槛较低的工作，具有收入低、工时长、社保不完善、稳定性差等明显特征。在此背景下，国家发改委、人社部等多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做好当前农民工就业创业工作的意见》，指出要提升劳动力市场供需匹配效率，促进农民工高质量就业。

数字经济以知识和信息为关键生产要素，创造出众多新岗位和新职业，吸纳了大量农民工，已成为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新动能。《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报告（2023）》显示，2022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50.2万亿元，占GDP的比重为41.5％。作为数字经济发展的一种信息交互平台，互联网拓宽了农民工的信息获取渠道，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为农民工高质量就业创造了条件。然而，劳动力市场对农民工互联网技能水平的要求也在日益提高，技能水平与岗位需求不适配导致的结构性就业矛盾凸显，并成为影响农民工就业质量提升的“短板”。可见，互联网的发展深刻影响着农民工的就业选择和生产生活方式。那么，互联网使用会对农民工就业质量产生怎样的影响？其作用机制是什么？上述影响在不同就业质量水平农民工之间是否存在异质性？厘清这些问题，对缓解农民工结构性就业矛盾和实现共同富裕战略目标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与本文相关的一支文献是就业质量内涵及测算的研究。一是聚焦于就业质量内涵的研究。就业质量作为一个综合性的多维概念，最早起源于美国兴起的“工作生活质量”，指的是个体对有意义的工作以及参与影响其工作地位的决策需求。后续研究均围绕个体的工作现状与主观感受对就业质量进行界定［3-4］。二是对就业质量测度的研究。早期的研究起源于1999年国际劳动组织提出的体面劳动概念，指出就业质量主要受到就业机会、收入水平、工作稳定性、社会公平待遇、社会保障、工作与家庭生活平衡等方面的影响［5］。在此基础上，现有研究多从工作收入、劳动时间、就业稳定性、社会保障等方面测算就业质量指数［6-7］。

与本文相关的另一支文献是互联网对劳动者就业质量的影响研究。一是宏观层面，部分文献基于工业互联网和消费互联网视角讨论了数字经济对劳动者就业质量的影响。一方面，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工业互联网通过产业数字化变革实现就业质量的提升。人工智能技术开创性地替代劳动者体力活动，大大减少劳动者从事危险性、重复性工作的可能性，有助于改善他们的工作环境，优化就业质量［8］。但工业互联网发展也可能减少对中、低层次工作岗位的需求，进而对劳动者就业质量产生消极影响［9］。另一方面，以数字金融为代表的消费互联网通过就业创造效应实现劳动者高质量就业。消费互联网发展催生了大量灵活就业岗位，增加了劳动者的就业创业机会，为优化就业质量创造了条件［10］。同时，数字金融通过拓展融资渠道缓解了信贷约束，为改善劳动者创业行为营造了良好的市场环境，从而提高就业质量［11］。二是微观层面，部分文献探讨了互联网使用对劳动者就业质量的影响。互联网使用有助于增加劳动者的就业创业机会［12］，提高生产效率，降低劳动强度，从而提高收入水平，改善就业质量［13］。但也有学者指出互联网办公的灵活性使得劳动者的工作和生活时间模糊化，加剧了对劳动者的时间剥夺，进而损害他们的就业质量［14］。

通过文献梳理可以发现，已有研究主要存在三个方面问题。第一，在研究视角方面，缺乏互联网使用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针对性研究。少数研究探讨了互联网使用与就业质量的关系，且主要从劳动者整体视角展开，对农民工在数字经济时代的就业质量问题关注不足。第二，在研究方法方面，忽视回归过程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互联网使用行为具有非随机性，已有研究多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缓解互联网使用的选择性偏误问题，但该方法仅考虑了可观测变量造成的选择性偏误问题，无法解决不可观测变量引起的估计偏差。第三，在研究内容方面，未充分考虑互联网使用对农民工就业质量影响的主体异质性，不同的就业质量水平对互联网使用效率的影响未得到正视。鉴于此，本文利用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运用内生转换模型（ESR）和工具变量分位数回归模型（IVQR）进行实证检验，考察互联网使用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及其异质性，以期为数字经济背景下的农民工就业质量提升问题提供重要理论支撑。

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在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互联网是影响农民工高质量就业的重要因素。通过使用互联网，农民工能够以更低的成本提高职业匹配程度、人力资本水平、社会资本水平，从而提升就业质量。具体来说，互联网主要通过以下三个渠道影响农民工就业质量。

（一）互联网使用对农民工就业质量影响的作用机制

第一，互联网作为一种信息传播载体，能够通过提高农民工职业匹配程度影响就业质量。人岗匹配理论认为，当个体的劳动能力与岗位需求相匹配时，会提高就业质量和工作满意度［15］。人岗匹配本质上是雇佣者与被雇者寻找最优匹配关系的过程，但劳动力市场往往存在信息不对称的问题，由此而来的时间与信息成本严重阻碍了人岗匹配的实现［16］。互联网使用一方面可以缓解劳动力市场的信息不对称，农民工通过使用互联网能够大幅缩短获取就业信息的时间，降低传统劳动力市场的工作搜寻成本，更好地了解雇佣单位的招聘目标及其能力需求，筛选出与自身能力相匹配的岗位，从而实现高质量就业。另一方面可以提高信息传递效率，雇佣双方通过线上交流提高沟通的有效性与便捷性，降低了时间成本，提高了信息沟通效率，为增强农民工职业匹配程度提供了便利，从而推动高质量就业。

第二，互联网作为一种数字教育平台，能够通过提高农民工人力资本水平影响就业质量。根据人力资本理论，较高的人力资本有助于农民工摆脱高强度、低收入、高风险的次级劳动力市场，扩大就业选择范围，增强议价能力，从而获得更多的劳动报酬与劳动权益保障，改善就业质量［17］。农民工使用互联网对人力资本的提升作用体现在：一方面，互联网发展推动了线上教育共享平台的出现，弥补了农村地区教育基础设施供给不足的缺陷，破除了传统上只能通过学历教育增加人力资本的局限性，为农民工提高知识水平和职业能力提供了便利，从而有助于寻找优质工作岗位，改善就业质量；另一方面，互联网促进了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产生了远程教育、在线平台等新型学习方式，有助于降低知识获取成本，减轻农民工在教育投资时面临的经济负担，为农民工提升人力资本创造了条件，从而提高工资议价能力，优化就业质量。

第三，互联网作为一种新型社交媒介，能够通过提高农民工社会资本水平影响就业质量。根据社会资本理论，丰富的社会资本对劳动者求职过程与工作满意度具有积极作用［18］。对农民工而言，由于自身人力资本水平有限，劳动力市场信息的搜索能力差，对通过社会资本寻找工作岗位的依赖性更强。互联网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既有利于巩固与维持已有社会关系，又有利于扩大社交范围，为农民工积累社会资本提供了契机。社会资本的增加对就业质量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一方面，以血缘、亲缘与地缘为基本纽带形成的社会资本能够为农民工提供丰富的就业信息，甚至是直接提供就业岗位，有助于扩大农民工的就业选择范围，从而寻找高质量就业岗位；另一方面，从企业角度，社会资本通过内部推荐、熟人推荐的方式为雇主提供农民工的就业信息，雇主受到农民工社会资本影响，可能会偏离生产率理性，给予农民工较好的工作待遇，从而改善了就业质量［19］。据此，本文提出假说：

H1：互联网使用显著提升农民工就业质量。

H2：互联网使用通过提高职业匹配程度、人力资本水平、社会资本水平三个机制改善农民工就业质量。

（二）互联网使用对农民工就业质量影响的群体差异

农民工初始禀赋差异是互联网使用效果异质性的根源。对于农民工而言，使用互联网前的就业质量水平不同，通过使用互联网获得的就业质量提升效应也必然存在差异。理论上讲，由于就业质量较高的农民工在收入水平、就业稳定性和社会保障等方面具有优势，互联网使用对其就业质量的提升效应可能会低于就业质量较低的农民工。一方面，高就业质量水平农民工的正规就业概率较高，薪资福利待遇较好，互联网使用对其就业质量提升的影响较小，而低就业质量水平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缺乏竞争力，互联网可以显著增加他们的就业创业机会，使其更容易从数字红利中受益。另一方面，低就业质量水平农民工本身的人力资本水平不高，互联网可以弥补其在信息渠道和职业能力等方面的不足，提升他们的人力资本水平，从而增加他们与雇主间的议价能力，实现高质量就业［20］。据此，本文提出假说：

H3：互联网使用对就业质量较低的农民工就业质量提升效应更强。

二、研究设计

由理论分析可知，互联网使用能通过提高职业匹配程度、人力资本水平、社会资本水平对农民工就业质量产生影响，且互联网使用对不同就业质量水平农民工的就业质量提升效应存在异质性。因此，本文通过构建内生转换模型、工具变量分位数回归模型以及中介效应模型分析互联网使用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

（一）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的数据来源于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该调查由北京大学中国社会调查中心收集和发布，样本覆盖全国25个省份，采用分层、三阶段不等概率的抽样设计，以提高样本的代表性和随机性。CFPS项目从2010年开始每两年进行一次追踪调查，目前共发布了六期追踪调查数据。本文将CFPS 2020年的数据作为初始样本，并做如下处理：第一，剔除城镇户籍样本；第二，结合国家统计局对农民工的定义①，筛选出从事工资性就业或自雇就业的农村户籍劳动力；第三，根据个人编码和家庭所在地，合并个人与家庭层面数据；第四，剔除异常值和主要变量缺失的样本。通过上述处理方式，最终得到农民工有效样本为5 468个。

（二）变量定义

1.被解释变量

本文借鉴（Leschke）等的做法［21］，将农民工就业质量界定为其在工资水平、就业稳定性、社会保障以及劳动时间等方面的综合表现。基于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采用农民工的工作收入（用“月收入水平”表示）、就业稳定性（用“是否签订劳动合同”表示）、社会保障（用“是否同时参加养老和医疗保险”表示）和劳动时间（用“周工作时间”表示）四个维度衡量农民工就业质量指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