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家庭生育：困境、本质与提升对策

作者简介：张莉，法学博士，重庆文理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徐国锋，重庆文理学院人工智能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人口安全与数据分析；张忆，重庆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摘 要：党的二十大报告明晰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民族复兴伟业的宏伟蓝图。人口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前提，对推动经济繁荣、促进全过程人民民主、推动文化强国、增进人民福祉、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具有全局性根本性基础性作用。然而，中国式现代化同时面临“少子化”“老龄化”的严峻挑战。研究以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为动态坐标，结合实证调查研究，探寻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家庭生育面临的生育成本高、生育工作难平衡、生育新规吸引力弱等现实困境。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析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家庭生育的本质，既是人作为主体对人的本质、生育本质的理性认识，也是对中国式现代化共富目标的高质量生育追求，是“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的主体性实践，是生育现代化的深刻变革。其目的是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使人成为“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马克思主义对生育本质的阐释为认识当前我国生育课题提供了独到的视角和深刻的启迪。理论和现实迫切要求从优化生育政策体系、提供女性生育支持、完善子女养护体系、营造生育友好环境方面着力，激发民众生育意愿，实现生育合理赓续，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储备必要的人力人才资源。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生育意愿；生育本质；高质量生育；生育现代化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共产党红色基因引领家庭家教家风的实现路径研究”（21XKS006）；中共重庆市永川区委党校关于“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专项科研重点项目“中国式现代化的人类性与民族性研究”（YCDX2022A-002）。

［中图分类号］ CP13 ［文章编号］ 1673-0186（2023）012-0088-017

［文献标识码］ A      ［DOI编码］ 10.19631/j.cnki.css.2023.012.006

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民族复兴伟业。人口规模巨大是中国式现代化最突出的特征，也是关系中国式现代化成败的大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1］。这是党中央在我国人口发展重大历史转折关键时期作出的重大举措。家庭生育处在人口发展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最前端，目前出现“想生不敢生”“能生不想生”“该生不愿生”等矛盾现象，增加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不确定性。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七十多年，生育政策持续深入变革，我国一直着力探索一条科学的发展道路，使人口生育增长保持在合理区间。面向新中国，毛泽东同志坚信我们能够建立“一个人口众多、物产丰盛、文化昌盛的新中国”［2］，创造性地把“两种生产”理论应用到物质资料生产、人的生产中，提出人要控制自己，做到计划性增长［3］。1962年，《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要求我国控制人口、发展生产、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成为计划生育问题的第一份正式文件。1973年，全国计划工作会议将人口指标与经济目标紧密结合，将人口生育看作与国家前途命运休戚相关的战略问题，认为人口生育与资源、环境、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密切相关。1978年，“国家提倡和推行计划生育”被写入宪法，妇女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的5.71降到1980年的2.24”［4］20。但因总和生育率基数大，人口总量仍然从1970年的8亿增长到1980年的10亿，10年增长2亿。在此背景下，1980年，“独生子女政策”出台。由于1950—1958年第一波生育潮的扩散效应，1981—1991年迎来第二个生育潮。1981—1991年也因此成为我国严格执行“一孩”政策的特殊时期。1992年，我国人口总和生育率约1.6，之后无明显反弹。到2020年，我国人口超过14亿。

从1992年开始，我国人口出生保持低位运行。2012年，国家“十二五”规划提出“控制人口总量，提高人口素质，优化人口结构，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总任务［4］28。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新形势下家庭生育新特点新变化，出台一系列推动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政策决议（党中央不制订法律法规）及其重大举措。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公布实施“单独两孩”政策。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我国人口结构呈现明显的高龄少子特征，适龄人口生育意愿明显降低，妇女总和生育率明显低于更替水平。”［5］三个“明显”彰显对生育问题的敏锐察觉和迫切解决之需。同年，“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出台。2021年，《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指出，“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实行具有包容性的生育政策；明确要求完善积极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切实做到“顺应人民群众期盼，积极稳妥推进优化生育政策，促进生育政策协调公平，满足群众多元化的生育需求，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一体考虑”［6］。然而，2022年总和生育率1.1，人口呈现负增长，“人口形势发生重大转折性变化”［7］。人口负增长来临，增加了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不确定性。针对当前生育的现实困境精准施策，将总和生育率保持在一个合理区间，为中国式现代化储备必要的人力资源与人才资源，已经迫在眉睫。文章以调研为基础，以“解剖麻雀”的方式，查找家庭生育的主要困境与当前低生育现实的本质根由，提出破解之策。

一、现代化进程中家庭生育面临的主要困境

重庆市永川区是一座具有典型性与代表性的区域性中心城市。它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枢纽节点，是直辖市重庆主城都市区战略支点。公元776年永川置县，历史传统文化厚重。同时，永川区现代发展气息浓郁，是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产业发展完整、经济文化发展协调。全区面积1 576平方公里，常住人口114.9万人，高等院校在校生11.7万人。课题组对该区18周岁以上群体进行问卷调查与深度访谈，对象覆盖大学生、党政机关公务员、个体及私营业主、文化教育工作者、医疗卫生工作者、公司职员、服务人员、产业工人、农民、自由职业工作者等各社会群体。学历层次覆盖初中及以下、高中/中专、本科/大专、硕士、博士。问卷调查回收1 728份，其中，男士占比22.05%，女士占比77.95%；城市居民66.9%，乡镇居民33.1%。问卷共涵盖40个问题，调查具有较好的代表性，结果如下。

（一）生育成本高降低生育意愿

生育包括孕育、养育、教育。调研发现，在影响生育的主要因素中，生养孩子的费用排在首位（87.73%）。2022年《中国生育成本报告》指出，0～17岁孩子的平均养育成本48.5万元。城镇家庭约63万；农村家庭约30万；最低收入家庭，养育成本不低于11.6万元［8］。上述成本还不包含孩子成年后买房、买车等费用。成本越高，压力越大。生育成本费用高带来以下负面效应。

第一，生育成本高降低收入满意度，减弱生育意愿。调研发现，受访者对收入的感受，总体看，感到“满意”者占比30.15%，“不满意”者占比49.02%。进一步分析发现，实际生育一孩者，对3 000元以下收入感到不满意者达到66.02%，对3 001～5 000元收入感到不满意者达63.98%，对5 001～8 000元收入感到不满意者达到50.36%，但受访民众对月收入达到8 001元以上感到不满意者降至41.11%，感到满意者升至58.89%。如果是实际生育二孩者，当个人月收入达到8 001元以上，感到满意者达到66.67%。由此可见，在物价稳定前提下，月收入8 001元以上人民币对生育一孩、二孩者具有非凡的意义，是“满意”“不满意”的拐点。具体见表1。收入满意度反过来影响生育意愿。分析发现，对收入感到满意者理想生育数量及其占比分别为0（1.34%）、1（14.97%）、2（78.12%）、3及以上（3.26%），感到不满意者理想生育数量及其占比则分别为0（3.54%）、1（18.54%）、2（70.37%）、3及以上（3.21%）。可见，对收入满意者与不满意者，在理想生育0孩、一孩、二孩上具有明显区别。具体见表2。

第二，生育成本高减弱年轻人结婚意愿，进而减弱生育意愿。由于生育成本趋高，导致一些地方逐渐淡出视线的彩礼风俗渐又兴起。这导致一些地方“天价彩礼让人‘娶不起’，名目繁多的人情礼金让人‘还不起’。一些地方农村出现了‘因婚致贫’现象，儿子结婚成家了，父母成为贫困户了”［9］68。压力使年轻一代结婚意愿减弱，结婚数量下降。据统计，2016—2022年结婚夫妻的数量，分别为1 143万对、1 063万对、1 014万对、947万对、814.33万对、764.3万对、683.3万对，呈明显下降趋势。假设平均初婚年龄27岁，其对应年龄段为1989—1995年。我国在此期间出生人口分别为2 396万、2 374万、2 250万、2 113万、2 120万、2 098万、2 052万。对比发现，在此期间，出生人数变化幅度小，但是，适龄结婚夫妻数量变化大、明显下降。由此可见，生育成本高，不仅降低生育意愿，也降低结婚意愿。而不结婚，很大程度上也不会生育。生育成本、结婚与生育密切相关。

（二）生育与工作难平衡减弱生育意愿

通常，女性是生育的关键。女性需要工作，创造生养孩子的物质条件，也需要有时间养育子女。女性能否平衡工作与生育、职业生活和家庭生活之间的关系，极大地影响其生育的意愿。调研发现，母亲焦虑的主要问题由高到低依次为：生养孩子花费大，陪伴孩子无时间，没人帮忙和照护，家庭职业难平衡，教导孩子无方法。具体情况见表3。

抽样调查18周岁以上群体发现，68.42%受访者一致将“养得好”放在生育孩子之首。这一方面揭示出我国计划生育“优生优育”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另一方面也不难推测，一旦不能平衡工作与生育，那么生育就难免于被舍弃或生育数量减少的严酷现实。那种不顾养育实情而盲目生育的现象，或者认为只要国家生育政策放开民众就会生育的现象，或者以为放开生育年龄限制、取消婚姻登记就能刺激生育的观点，都未找准问题的症结。调研受访者关于“当您看到媒体上的多孩家庭”的反应，认为“只要政策放开，生育就会踊跃”占比21.47%，“‘多子多福’的观念已经过去”占比41.96%，“生育受经济社会多种因素影响”占比77.49%，认为“社会需要树立优生优育的生育观”占比54.4%。由此可见，新时代民众的生育抉择大多经过理性权衡而有“计划”地进行，已经由生育政策的外在调控转变为民众内在的理性选择。民众几乎不会“想生就生”，而是负责任地权衡“是否生得起”“能否养得好”。这体现了几十年来民众生育观的巨大变化和根本性转变。

（三）生育新规对生育的吸引力较弱

生育意愿减弱的原因非常复杂。其中既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折射出多方面的问题。调研发现，在影响民众生育意愿的主观原因中，摆在前五位的是：“生养孩子的费用”（87.73%），“对孩子未来前途的考量”（65.91%），“生养孩子的时间”（58.85%），“较好的居住条件”（50.00%），“伴侣的关心和对婚姻的信心”（48.09%）。在客观原因中，排在前五位的是：“生养孩子成本高”（89.81%），“社会竞争压力大”（83.85%），“购房租房价格高”（70.83%），“国家生育保障弱”（52.14%），“女性职业受歧视”（35.82%）。具体见表4。主观原因是客观世界在观念上的反映，两者密切相关。正如马克思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10］591

为解决这些生育难题，2022年来政府陆续出台新规，加大了奖励和津贴等力度。值得关注的是，在调研中，受访者认为当前生育新规“精准有效”者占23.67%，“务实周密”占比19.68%，认为“迅速及时”占比18.87%。一些受访者反映目前的生育新规“支持力度不足”“形式大于内容”“没有找准原因”“缺乏系统设计”。具体见表5。民众对生育新规的评价，一定程度揭示了2014、2016、2021年“两孩”甚至“三孩”政策实施至今，效果尚不彰显的深层缘由。不难发现，部分民众对生不好、养不起、养不好的顾虑，导致不敢生、不能生、不愿生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