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化视角下民族传统村落跨文化交流中的适应与认同

编者按：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乡村美，中国才能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决守住脱贫攻坚成果，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不留空档，政策不留空白。” 这意味着“三农”工作重心已经历史性转移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上来。乡村振兴是全面的振兴，不能只盯着经济发展，也要提振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面貌，实现乡风文明、家风良好、民风淳朴，因为广大农民群众是乡村振兴的主力军，要广泛依靠农民、教育引导农民、组织带动农民投身乡村振兴、建设美好家园。

本刊持续推出“乡村振兴战略”专题。本期邀约贵州师范大学旅游与航空服务学院教授范丽娜团队、西南大学教师教育学院博士后胡杨，分别就“结构化视角下民族传统村落跨文化交流中的适应与认同”和“基于文化治理视角的乡村美育发展：价值、困境与路径”展开研讨，现刊出有关成果。

（策划：文丰安  易晓艳）

摘 要：通过对黔东南两个典型侗族传统村落的实证考察，基于Bootstrap抽样思想下的探索性因子分析、方差分析和回归分析来探讨结构化视角下村民文化适应对民族认同的影响。结果表明，第一，传统村落村民文化适应的内部结构中除了日常生活行为维度处于一种双文化认同状态外，社会交往交流和族群认同两个维度都有较强的侗文化偏好。在“血缘—地缘—精神”为纽带的共同体中，村民处于一种文化适应的多维状态。第二，侗寨内村民普遍持有较强民族认同，体现在对本民族的探索欲望和承诺意愿上，这就意味着个体具备了本民族文化自觉的前提。第三，当不考虑两个变量结构时，文化适应和民族认同之间并无显著关联，但在结构化视角下除了日常生活行为对民族认同探索有正向影响外，文化适应的其他维度对民族认同都有显著负向影响，也即是当村民文化适应中的本族文化倾向越强时，其民族认同也会更强。由此可见对特定区域、特定群体在跨文化接触中的适应与认同应突破惯常单维标准和静态框架，需从多维、嵌入视角来进行理解。

关键词：民族传统村落;文化适应;民族认同;结构化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旅游高质量发展视域下西南民族特色村寨内生能力构建与评价研究”（21BMZ074）;文化和旅游部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基金“少数民族节庆文化助推文旅融合发展的路径及效应研究”（222DY35）。

[中图分类号] C952 [文章编号] 1673-0186（2022）006-0032-015

[文献标识码] A     [DOI编码] 10.19631/j.cnki.css.2022.006.003

位于西南的少数民族传统村落大多聚居而栖，分布在崇山峻岭的偏隅之处，拥有优质的民族文化资源且大部分仍旧保持着古朴的民风民俗。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这些传统村落更像一个个“文化千岛”，通过不同的文化表征，向外来者诠释着文化多样性。而在这种对外展示和交流的过程里，村落中诸如历史记忆、传统习俗、生活方式等共同文化特征也受到外来世界的影响和冲击。两种文化在接触中的经历是复杂的，这些复杂性常常导致个体跨文化时在行为、价值观、对待原文化和主流文化态度之间产生冲突[1]。一方面，新媒体、旅游者、务工返乡人员或如火如荼的城镇化建设等新鲜事物极为迅速地敲开了古村落大门，让村民们不管愿意与否都在尝试去接受和适应主流文化，而当主流文化与本民族原文化相撞时，文化之间便开始了接触、采借、整合的过程[2]。结果要么文化适应，要么文化不适应。另一方面，传统村落在同外界的主客互动中，内群与外群之间的界限会被强化，个体出于社会、文化、经济、情感及个体特征等多方因素会出现本民族认同强化、弱化或消失的现象。伴随经济全球化及社会快速转型的大背景，立足少数民族聚居区文化多样性和复杂性特点，从地区稳定、民族团结、和谐共享的角度出发去了解少数民族传统村落村民的跨文化适应、民族认同及两者间关系是有时代意义和理论价值的，也是学术界一个重要研究主题。然而，以往相关研究大多属于普遍化、一般化、分散式的现象描述与经验分析，缺乏对欠发达地区民族传统村落村民文化适应与民族认同进行深层次剖析。事实上既需要考虑个体自身情况，更需要将其置于家乡或民族传统村落这个特定“社会结构”的时空场域中研究跨文化互动关系与结果，即从跨文化适应与民族认同路径的一般性分析，转向瞄准特异性及综合破解之策的结构性研究[3]。为此，基于结构化视角，以社会学中的结构化分析为主线，本文尝试进行以下三方面的研究：一是探究民族传统村落村民文化适应的结构;二是探究民族传统村落村民民族认同的结构;三是在特定结构中探究村民文化适应与民族认同的关系。通过对以上问题的探讨以期为我国特定地区高质量发展背景下的多元文化融合动态建设提供有效建议。

一、文献综述：结构化视角的引入

以往研究中更多的是对民族认同与文化适应这两个构念的整体呈现综述，而本文从结构化视域入手来看这两个变量的多维面向。

（一）民族认同

许多关于民族认同的研究都是基于社会心理学家的研究[1]。从历史角度看，自20世纪60年代美国民权运动以来，民族认同问题就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并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因为世界很多国家的人口结构都在变化[4]。特别是在美国，由于少数民族（如西班牙裔和亚裔美国人）迅速增长，民族认同成为少数民族成员和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成员间突出的问题[5]。

泰弗尔（Tajfel）将民族认同定义为“个人自我概念的一部分，其来源于对社会群体（或群体）成员资格的认识，以及该成员资格所具有的价值和情感意义”[6]。阿什莫尔（Ashmore）等人试图确定民族认同的主要组成部分，并为理解民族认同提供了一个有用的框架，包括自我分类、承诺、依恋、探索、行为参与、内部群体态度、民族价值观和信仰等等[7]。虽然民族认同有很多定义，但使用频率最高的是菲尼（Phinney）给出的界定，即“民族认同”是自我的一个持久的、基本的方面，包括族群成员的意识以及成员持有的关于族群的态度和感情[8]。民族认同是个体对融入自我概念的文化独特性的保留和获得，自我概念通常是作为少数族群成员的个体在主流社会中发展起来的[9]。民族认同一词包含了自我认同的几个方面，如对一个群体的归属感和承诺感、对一个民族的价值观和态度以及参与一系列本民族文化活动。这些活动包括参与时的共同语言、行为、社交、宗教、政治以及他们中的任何组合[9-11]。

（二）文化适应

只要涉及跨文化情境，文化适应（acculturation）都是相当重要的理论。它体现了个体或者群体在适应一个新的文化环境时从认知、态度再到行为上出现的系列变化[12]。通常用“文化适应”这个构念来解释跨文化环境里个体的原文化与新文化相碰会发生些什么[13]。在社会心理学领域通过对文化适应构念的研究能够分析个体持续接触另一种文化时会在族群认同、交友偏好、生活习惯、学习效能和抗压调整等方面做出怎样的调适[14]，以达到心理和社会文化层面上的适应。

（三）结构化

安东尼·吉登斯（A .Giddens）在1973年提出了“结构化”（Structuration）这一术语，运用结构化理论对于主体与结构的关系进行了解释。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表明：人们的行为是被结构化的，行动具有结构的属性，结构性背景限定了人们可能的行为领域[15]。在吉登斯的理论体系中，结构和行动的构成并非彼此独立的两个既定现象，对于个体的行动而言，结构并不是外在之物，而既是行动的中介也是它的结果。行动和结构，社会与个体，在观察和解释社会现象时具有同样重要的作用，它们本身是一个相互影响的统一体系，而非二元对立的独立体[16]。

结构主义在20世纪中期被引入经济学分析，它突破“经济人”同质假设以及一般均衡理论推演，探究经济结构的多层次性[17]。按照《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的解释，结构主义把考察对象当作“体系”，研究各部分关系而非孤立的某个部分[18]。

民族传统村落在与外界的交往交流交融中呈现出成因复杂、类型多元的异质性和结构化特征，对这种特定区域特定群体在对外跨文化接触中的适应与认同释义应突破惯常单维标准和静态框架，而从多维、动态视角下来揭示其结构属性内涵。

（四）民族认同的结构化释义

认同形成理论起源于埃里克森（Erikson）的自我认同模型。根据埃里克森的说法，认同不是个人自动拥有的，而是随时间变化的事物[19]。从认同形成理论的角度来看，个体所获得的认同来自两个过程，即探索和承诺。根据埃里克森的模型，马西娅（Marcia）关于个人认同的实证工作提出了四种认同状态，这取决于探索和承诺的程度：模糊、止赎、中止和获取认同[20]。个人可能既没有探索也没有承诺，这表明他们处于模糊状态。如果个人做出了没有探索的承诺，那么他们将处于止赎的状态。如果个人在探索过程中没有做出承诺，那么他们将处于暂停状态。最后，如果个人已经探索了关键的身份问题并做出了承诺，那么他们就是获得了认同[9，20]。菲尼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民族认同三阶段发展模型：第一阶段是未经验证的民族认同;第二阶段是民族认同探索;第三阶段是获取民族认同。菲尼强调，族群成员有理解和解释自己族群的方式[21]。菲尼和翁在2006年设计出了一个普遍适用的MEIM-R量表（Multi-group Ethnic Identity Measure-R），该量表中包含了探索和承诺两个维度[22]。在结构化视域下，文章认为民族传统村落村民的民族认同结构包括民族认同探索和民族认同承诺两个属性。

（五）文化适应的结构化释义

在以往研究中，研究者对黔东南侗族村落村民文化适应维度做过实证分析，将其划分为三个维度，其中两个维度是基于外在行为层面上的表现，包括社会交往交流、日常生活行为，而另一个维度是基于内部主观认知层面的族群认同[23]。也有其他学者得出原住民聚居村落村民文化适应的认知、行为、情感三维度结论[24-25]。瓦格纳（Wagner）认为语言是交流的工具，他还强调了语言对于彼此交流的社会单元的构成和分布有着决定性作用，继而决定着人们能够参与到集体当中的各种活动[26]。对于把唱歌“当饭吃”并贯穿婚丧嫁娶一生的侗寨村民来说，唱侗歌就是他们重要的社交工具。语言和社会交往是学者们经常使用的两个指标[27]。在文化适应的研究中通常会把生活行为偏好作为一个重要的测量工具，也可以借此来判断对新文化的适应[28]。族群认同则是个体处于新文化体系内在与不同族群交往过程中产生的对自己所属族群的认同感和归属感的一种心理文化变化[29]。在结构化视域下，文章认为民族传统村落村民的文化适应结构包括社会交往交流、日常生活行为、族群认同三个属性。

（六）文化适应与民族认同的关系

文化适应与民族认同一起被认为是研究少数民族群体的重要框架。民族认同构成了心理适应的重要整体指代[30]。作为群体文化适应过程的一部分，民族认同只有在两种或多种文化持续直接接触的情况下才有意义，而且重要的是要了解与民族认同有关的文化内涵。个体生活环境中所蕴含的文化在塑造自我意识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个人由此识别并确认属于某个群体。当个体特别是刚刚成年的少数族裔从一种文化接触到另一种文化时，自我认同的许多方面在文化适应过程中被修改以适应新的信息和经历[31]。文化适应是一个复杂的现象，文化适应过程影响了正在适应中的个体的能力，包括他们的认同感知和在新社会中的社会支持感知[32]。到目前为止，很多少数民族面临与文化适应压力有关的身份认同时会有冲突感[8]。这种不匹配引起的主观不适（危机）会对自我意识的过程、态度、价值观、行为探索和重新评估产生影响[19-20]，也就是说文化适应会对民族认同的形成和结果产生影响。

从根本上说，少数民族在主流社会生活中面临的多元文化体系之间的文化差异会给他们带来心理上的困扰。在感受和使用两个明显不同群体的规范时很有可能会导致指导先前个体认知、行为的认同体系解构[30]。这种情况下寻求安全感、认同感和支持感的个体心理社会压力和适应机制会变得难以驾驭和协调[33]。在日益频繁并不可避免的跨文化交流中，随着少数民族与主流社会的持续接触，少数民族群体比主流群体会更重视其民族性，更认可族群身份对他们的重要意义和作用[9]。因此，本文得出从深层次的角度来看特定区域的特定群体在跨文化交流交融中的文化适应及民族认同是多维的，也是紧密关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