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园城市理论认识与实践路径研究

摘 要：在工业文明语境下，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高速城镇化发展为经济增长注入了强大力量，但同时导致了一系列潜在环境问题。然而，基于生态文明视角，作为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城市发展形态，公园城市充分彰显生态价值，以人为中心，注重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引领城市变革，是新时代可持续发展城市建设的新样本，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与时代烙印。公园城市的建设实践通过营造现代化城市形态、构建城市绿态、延续城市文脉、创造绿色生产方式、构建高品质生活方式以彰显公园城市美学、生态、人文、经济、生活价值。未来的规划与建设还应从顶层设计、理论研究、生态价值转化、要素融合发展、多主体特色化共建出发，持续打造现代公园城市的新标杆，助力城市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公园城市;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城镇化

[中图分类号] D669 [文章编号] 1673-0186（2022）006-0091-011

[文献标识码] A     [DOI编码] 10.19631/j.cnki.css.2022.006.007

城市是人类文明发展的结晶，城镇化是最大的内需潜力所在，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有利于实施国家区域发展的总体战略。改革开放40余年来，中国实现了全球规模最大的城镇化，城镇化为国家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1]。截至2021年底，我国城镇常住人口已达9.14亿人，城镇化率达到64.72%①。中国的城镇化发展有力推动了中国的工业化、信息化与农业现代化进程，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实现了由“乡村中国”到“城市中国”的社会变迁。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和国家进一步加快了城镇化建设步伐。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2]。2016年2月，国务院提出“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充分释放新型城镇化蕴藏的巨大内需潜力”[3]。2020年10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4]。随着我国城镇化从快速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城市发展将成为新的经济发展驱动力。

一、公园城市提出的时代背景

我国在过去40余年的高速城镇化发展中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积累了一系列潜在问题。一是城市群与中心城市问题。城市群对周边的虹吸效应较大，资源过度集中于中心城市，阻碍了城市群外围区域的经济发展，而城市空间分布存在的区域疏密不均、规模大小不均、等级高低不均等问题制约了城市的深层次发展。二是资源短缺与环境污染问题。水资源、土地资源日趋紧张，城市能源消耗快速增长伴随着能源利用效率低下的问题。大气、水、土壤等污染与固体废弃物、噪声、有毒化学品、光辐射等问题的治理仍未达到可持续化的理想状态。虽然我国城镇化率水平已达到诺瑟姆曲线的中后期阶段，但上述种种问题显示出我国城镇化道路中的短板与漏洞，因此解决城镇内部矛盾的积累是新时期我国城镇化发展的重要任务。

2018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成都市天府新区视察时首次提出“公园城市”这一理念，指出天府新区是“一带一路”建设和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节点，一定要规划好建设好，特别是要突出公园城市特点，把生态价值考虑进去，努力打造新的增长极，建设内陆开放经济高地[5]。公园城市理念的提出，一方面体现了“生态文明”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我国推进城镇化发展模式和路径转变的理论创新及实践探索，体现了中央对生态文明理念以及建设美好生活和幸福家园的高度重视。除成都市以外，“十四五”期间，上海市、南京市等纷纷提出了公园城市发展规划。

作为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城市发展高级形态，公园城市始终坚持以人为本、以生态文明价值观为指南，是公园形态与城市空间有机融合，是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相宜的复合系统，将引领城市建设新方向，重塑城市新价值。

二、公园城市思想溯源与理论探索

城市的产生与发展是一个历史的进程，而城市的出现，是人类迈向成熟与文明的标志，也是人类群居生活的高级形式。作为人类文明的主要组成部分，城市是伴随人类文明与进步发展起来的。从历史的进程来看，农耕时代的城市顺应自然而生，并不具有生产功能，城市发展水平与发展规模都较低。在工业文明时代，特别是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开发与利用自然资源的能力不断提升，能源消耗飞速增长，工业高度发达，但由于自然资源遭受过度开采，大量废弃物进入环境，城市经济发展对自然环境造成严重破坏，而环境问题不但威胁人类的生存质量，而且最终会演变为气候变化、能源匮乏、全球升温等一系列全球重大危机。数据显示，目前全球近六成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城市规模与人造资本不断扩张，对自然环境造成了严峻的挑战[6]。此外，全球大气平均二氧化碳浓度上升到过去80万年以来的新高，极端天气、自然灾害、大气污染等全球性危机在工业文明的范式下无法得到有效解决[7]。习近平总书记于2018年首次提出的公园城市理念打破了工业文明语境下城市“扩张导向、征服自然、破坏生态、不可持续”的发展格局，重新定义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主张绿水青山的生态价值、诗意栖居的美学价值、以文化人的人文价值、绿色低碳的经济价值、简约健康的生活价值、美好生活的社会价值，为解决经济社会进步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矛盾提供了中国样本与中国范例，具有鲜明的东方色彩与时代烙印。

公园城市的范式内涵可从“公”“园”“城”“市”四个维度剖析。首先，“公”主要体现在开放性、共享性与可达性。与城市园林不同，公园城市超越了工业文明的技术范式，注重交融城乡空间、打破城市边界与传统的行政割裂，使得资源共享、市场共荣、生态可达、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其次，“园”指代公园城市的多样性、包容性与系统性，体现在多园融合，即公园、产业园区、工业园等，公园城市的多园包容是有序的、多园互补的、和谐统一的。再次，“城”体现在便捷性、宜业性与舒适性。工业文明在以机械化、电气化、自动化、智能化为标志的工业技术进步和工业生产推动下带来了技术创新与引领，而生态文明的发展范式以人为中心，为人民服务，更加强调城市的人民性。最后，“市”表现在活力、效率、创意方面。传统的农耕文明与工业文明将“市”作为市集、市井，生态文明视域下的“市”传承了早期文明的市场特质，并将“公”“园”“城”“市”融为一体。其中，各个要素不能相互割裂，需要与其他要素相融合，才能最大化发挥公园城市的效能。

第一，公园城市是对工业文明阶段城市发展理念的现代化传承与拓展。在工业文明的语境下，曾提出多套城市建设方案，包括“田园城市”“生态城市”“宜居城市”“绿色城市”“森林城市”等。纵观国内外，“田园城市”由英国城市规划专家霍华德于1898年提出，主张由核心田园城市与周边田园城市共同组成城市群，通过发达的交通进行连接，并向外扩散分布各类产业、居民区、市政设施等，强调将城市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相融合[8]。然而，工业文明思维模式下的“田园城市”主张的“人为主体，自然为用”的理念过度凸显人的主体地位，忽视了城市的内在价值，因此无法较好地平衡人、城市、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9]。对于中国而言，钱学森于1990年正式提出“山水城市”这一概念，注重城市建设与自然的结合，如古典园林、中国山水画、中国古代山水诗词等，强调城市的美学价值[10]。公园城市作为生态文明理念下城市发展的新范式，超越了单纯以追求生产效益为中心的理念，反对盲目的资源开发与滥用，推行生态经济社会统筹协调发展的模式，以解决城市可持续发展面临的问题。此外，公园城市不但注重优美的生态环境，还注重生态效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和谐统一，并融入具有历史文化底蕴的城市绿色发展体系，构建理想的城市人居环境。

第二，公园城市以人民为中心，注重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我国在新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因此，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成为新时代治国理政的根本目标[11]。工业文明将自然视为人类征服与改造的对象，而生态文明强调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认为人类是与自然合一的有机整体。公园城市认为城市经济是生态系统的一部分，而生态环境是价值创造、实现与转化的基础，也是发掘生态价值、促进城市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因此，公园城市的顶层规划设计与建设实践均深刻体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理念。具体来看，公园城市的规划与设计遵循生态系统的刚性约束，根据城市的自然生态条件以及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因地制宜打造绿色城市空间，并出台相关的政策与法律以保障规划的顺利进行。公园城市的营建对具有重要战略地位和生态较为脆弱的区域进行系统保护，实施退耕还林还草等工程，促进生态安全屏障功能提升。此外，公园城市让人类的生活空间与自然融为一体，利用城市绿道等串联起各绿色空间，打造覆盖全域的公园系统。因此，公园城市集聚“绿水青山”“多元共治”“绿色低碳”等多元化价值要素，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

第三，公园城市充分彰显生态价值，助力生态价值转化。在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内，城市建设的核心是通过工业化规模生产，以高强度、高效率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并未考虑到环境的承载能力，导致自然资源枯竭、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12]。然而，生态文明对于自然要素内在价值的判断标准不同，生态文明认为自然要素是生态系统的一部分，自然要素通过提供生态服务间接产生生态价值，这不同于工业文明功利主义的价值观。公园城市建设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将生态保护置于首要地位，提高优质生态产品的供给，主要以修复、涵养生态系统的方式解决人民群众对于优美生态环境的需求与供给不足之间的矛盾。生态系统的涵养可通过改造自然生产力水平不足的自然属性产品，提高生态产品的规模与品质。绿色基础设施的建设不但可以提升居民生活环境与居住空间的质量，还可以解决部分就业问题。此外，生态价值转化的过程即由“绿水青山”转为“金山银山”的过程，不同属性的生态产品具有不同的生态价值转化机制。对于具有一定市场议价空间和价格弹性的生态产品，可以通过市场化运行的手段放松对于价格的管控，而对于具有公共产品属性的生态产品而言，如水资源、森林资源等，应由政府统一进行价格调控，以政府指导价格实现生态价值转化[13]。同样，生态产权交易、生态指标评价体系、生态价值塑造等方面也为彰显公园城市的生态价值提供了推动作用。

三、公园城市建设实践案例分析

公园城市美学价值以全域生态自然资源为底，传承城市独有的文化、历史、产业等风貌，以环境风险防控和生态系统良性循环为抓手，彰显公园城市独有的美学价值。差异化打造公园城市生态空间格局。将绿道、山川、农田、城镇等功能区有机融合，实现全域公园化，尊重生态环境绿色空间底线，扎紧耕地保护“篱笆”，严守耕地保护“红线”，保护原有的山水林田湖草格局与基底，于市域内打造生态安全格局。营造城市风貌与现代化城市形态，彰显公园城市美学价值;创造产业生态化与生态产业化的绿色生产方式，彰显公园城市经济价值。

绿色生产方式是工业化探索进程中为解决环境问题实践与反思的产物，是平衡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最优选择[14]。公园城市建设以节能、降耗、减污为目标，发展低碳循环经济，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构建绿色生产技术支撑，形成绿色消费模式，建立起以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为主体的生态经济体系。

2022年3月，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印发《成都建设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示范区总体方案》，支持成都建设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示范区，成都市进入公园城市建设“2.0”时代①。成都作为公园城市的首提地和示范区，四年来不断探索未来城市发展新路径。

一是筑牢生态本底，高标准高水平涵养城市绿色生态。以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为例，作为成都“城市绿心”，其承担着涵养生态、优化城市空间格局、塑造城市形态的重要作用。成都市通过出台《成都市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保护条例》等文件，对公园开发强度、建筑高度、生态红线等作出明确规定，划定公园“三区三线”，大力构建“一山连两翼”生态服务体系，并编制环境准入负面清单。针对生态保护修复问题，有关部门积极开展生态修复和景观营建、生态服务价值评价及转换途径等研究，为生态保护修复提供科学依据。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作为成都市的重要生态屏障与生态涵养基地，对其保护有助于成渝森林城市群建设、长江上游生态屏障建设以及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示范区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