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岩精神政治品格的历史诠释与当代传承

编者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陈敏尔在重庆市第六次党代会报告中强调，要“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更好传承红岩精神，赓续红色血脉，提振迈进新征程、奋进新时代的精气神。”传承红岩精神，核心是传承其精神特质，关键是领悟其政治品格。本期“认真学习贯彻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特稿，邀约重庆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兰桂萍副教授就该主题进行探讨。

摘 要：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共产党人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所熔铸的“出淤泥而不染，同流而不合污”政治品格，是红岩精神最富魅力的精神特质。作为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璀璨明珠，红岩精神始终标注着信仰与方向，连接着过去和未来，传承在无数代人接续奋斗中。在赓续红色基因、传承红岩精神的过程中，更应躬身笃行红岩精神六月风荷般高洁的政治品格，深化理论武装，筑牢信念根基，提振迈进新征程、奋进新时代的精气神，奋力书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篇章。

关键词：精神谱系;红岩精神;政治品格

基金项目：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一般项目“习近平关于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论述研究 ”（2019YBMK005）、重庆市教育委员会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基于国家认同的新时代青年爱国主义教育研究”（20SKGH037）、重庆市教委教改重点项目“‘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同向同行研究 ”（192020）。

[中图分类号] D08         [文章编号] 1673-0186（2022）007-0019-014

[文献标识码] A      [DOI编码] 10.19631/j.cnki.css.2022.007.002

作者简介：兰桂萍，重庆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

中国共产党在奋斗历程中，先后培育熔铸出一系列同根同源、交融互通的伟大精神，它们共同构筑起了中国共产党的精神谱系。“它以独特的文化形态标明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践的精神特质，连缀起百年大党奋斗历程的内在精神理路。”[1]辉煌党史，就是一部可歌可泣、波澜壮阔的革命精神史。2021年中宣部发布了由中共中央批准的第一批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40余种伟大精神，红岩精神即为其一。“红岩精神同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一样，都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2]中国共产党重庆市第六次代表大会提出：“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更好传承红岩精神，赓续红色血脉，提振迈进新征程、奋进新时代的精气神。”[3]2022年7月1日生效的《重庆市红色资源保护传承规定》首次将“弘扬红岩精神，赓续红色血脉”以地方性法规的形式，作出了明确的制度安排。

一、文献综述

自1985年原中共中央南方局重要成员邓颖超同志重返红岩村考察并题写“红岩精神，永放光芒”，提出“红岩精神”的科学命题起，三十年多来学界对红岩精神的研究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逐步深化的过程，研究成果也日渐丰硕。

其一，关于红岩精神的内涵研究。周勇将红岩精神的内涵概括为：刚柔相济、锲而不舍的政治智慧，“出淤泥而不染，同流而不合污”的政治品格，以诚相待、团结多数的宽广胸怀，善处逆境、宁难不苟的英雄气概[4]。潘洵、刘志平则主张从崇高的思想境界、坚定的理想信念、巨大的人格力量、浩然的革命正气这四个方面去诠释红岩精神的内涵[5]。马奇柯认为红岩精神的内涵是：“坚如磐石的理想信念、百折不挠的斗争精神、‘出淤泥而不染’的政治品格、无私无畏的牺牲精神、民主团结的统战思维。”[6]学者们基于不同维度作出的各不相同的学理诠释，丰富了红岩精神的内涵，为进一步研究、传承红岩精神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其二，关于红岩精神的价值研究。黄蓉生认为红岩精神是爱国主义教育的精神之源，“能够满足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涵养碧血丹心爱国情、砥砺豪情壮国志、培养奇伟磅礴兴国力、激励舍我其谁报国行的现实需要”[7]。郭亮、潘洵强调红岩精神曾经鼓舞着一代代青年人的健康成长，“对于当代青少年的全面发展具有跨越时空的时代价值和实践意义”[8]。金绍荣等学者主张，“把握红岩精神在大学生理想信念、爱党爱国、道德操守三个方面的教育价值”[9]，建议通过“三进”“实践”“网络”的路径实现红岩精神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红岩精神是重庆这座城市的红色标识，“是新时代的教科书和必修课”[10]。

其三，关于红岩精神的其他相关研究。张朝晖探讨了红岩精神的生成与党的初心之间的关系，他认为，“红岩精神的内涵是党的初心内在逻辑与涵蕴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表现形态”[11]。崔健认为红岩精神是伟大的民族精神与伟大的革命精神的深沉积淀，主张以从“近代以来民族复兴的大视野考察与审思红岩精神的历史之轴和价值之维”[12]。王炳林认为，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延续性和坚实的根基[13]。

总之，近四十年来，“红岩精神在资料汇编、学术研究、宣传教育等方面取得了长足进展，红岩精神的科学命题日渐清晰，科学内涵更为丰富，历史地位更为独特”[14]。但是，对于红岩精神的解读尚需深入，尤其是对于红岩精神区别于其他革命精神的独特之处的挖掘与诠释尚待继续着力。

二、准确把握红岩精神的特质

准确理解“红岩”，厘清红岩精神研究中的芜杂与混乱，是研究和宣传红岩精神的基础，也是继承和弘扬红岩精神的前提。

（一）时空之维的“红岩”

作为一个纯粹的地理概念，红岩是指原重庆市渝中区化龙桥红岩嘴13号。作为一个政治方位，它是当时第十八集团军驻重庆办事处所在地，也是南方局的秘密办公地。广义的红岩除了红岩嘴13号，还包括曾家岩50号（抗战时期周恩来在重庆的住所周公馆所在地）和虎头岩化龙新村76号（中共机关报《新华日报》的总馆所在地）。这三个地方都驻有中国共产党工作机构，它们一起被革命群众视为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的象征和代表。特别是红岩嘴13号不仅是党在国统区组织领导革命斗争的总指挥部，还曾作为中共代表团在重庆谈判期间的驻地，被视为红岩的核心而备受瞩目。后来国家文物部门为管理之便又将重庆民生路《新华日报》营业部旧址、中共重庆谈判地点之一的“桂园”等地作为红岩革命纪念馆的组成部分。今天作为红色政治资源而被纪念、作为历史文化资源而被开发的“红岩”，在外延上已经作了更大的拓展延伸。2004年重庆市依托红岩革命纪念馆和歌乐山革命纪念馆新组建了事业单位——重庆红岩联线，以实现对重庆红岩文化的研究、传播、教育以及文旅产业一体化建设。今天人们所言之“红岩”，除了原南方局驻地红岩村，还包括红岩魂陈列总馆、白公馆、渣滓洞、松林坡、梅园、曾家岩以及郭沫若、冯玉祥故居等一系列革命历史遗迹和红色景点。

（二）厘清“红岩”研究中的误区

要准确理解红岩精神，就必须厘清两个重要的关系。其一是红岩精神与牺牲在白公馆、渣滓洞等地的红岩英烈的革命精神之间的关系。长期从事红岩精神研究的党史学者周勇先生特别撰文指出，两者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关联，但也存在着时间上的先与后、关系上的源与流以及主体上的上与下等诸多区别。所以他主张用“歌乐忠魂”命名解放前夕牺牲在白公馆、渣滓洞、松林坡等地的英烈们在血与火的斗争中所形成的革命精神，以示区别[14]。重庆红岩联线前负责人马奇柯先生也肯定，以江竹筠、许晓轩、陈然等为代表的革命英烈们不惜用自己宝贵的生命去诠释红岩精神，“谱写了感天动地的人生壮歌，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红岩精神”[15]。曾撰写报告文学《忠诚与背叛：告诉你一个真实的红岩》的作者何建明也认为，“红岩精神熠熠生辉，它是周恩来领导的南方局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所铸就的。红岩英烈们用生命书写的忠诚正是对红岩精神的践行”[16]。所以，前者是源头，后者是弘扬者与传承者，不应混为一谈。其二是红岩精神与《红岩》小说的关系。《红岩》作为影响一代代人成长的著名文学作品，是基于红岩英烈们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史而进行艺术加工的产物，不能因《红岩》中存在的艺术处理手段而否定红岩精神本身的真实与价值。小说《红岩》与红岩精神之间是文与史的关系，既不应相互取代，更不能相互否定。

（三）高洁的政治品格：红岩精神的特质

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等革命精神因社会背景、革命形势的差异而各具特色，但都具有内涵高度概括性、主体明确标识性、形态持久稳定性、效果向上引领性等共同特征[17]。红岩精神和前述革命精神有着相同的理论渊源、共同的道德价值、前后相继的理想信念，都奠基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实践。但是，南方局的共产党人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中通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形成了红岩精神，是区别于其他革命精神的最鲜明的标识。“红岩精神是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革命斗争中形成的革命精神。”[8]政治品格是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核心内容。“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在长期奋斗中构建起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锤炼出鲜明的政治品格。”[18]这种品格就是在严酷而复杂的斗争形势下，始终把党的自身建设放在首位，独立建党、从严治党，不被牺牲所惧;通过“三勤、三化”等制度将党员干部沉潜到社会，永葆党员的先进性，不被浊流所淹;在统战工作中因应时局之变，经得起利欲考验，不被“染缸”所污。正是因为特殊的时代背景，南方局的共产党人才能够镕铸出“出淤泥而不染，同流而不合污”的政治品格，高洁的政治品格是红岩精神最为耀眼的闪光点，是红岩精神最富魅力的精神特质。

三、红岩精神政治品格的孕育环境

根据革命形势的变化，中央书记处在1939年1月的会议上，“提议将华南及西南各省合并成立一中央局，建议改名为西南局”[19]。随即以周恩来为书记，以博古、董必武、高文华等12人为委员的南方局在重庆正式成立，统一领导四川、广东、上海、江西、港澳以及东南亚等十余个省、市、地区党的工作。直到1946年5月南方局东迁改称中共中央南京局，在这艰苦卓绝的八年之中，作为中共中央在国民党统治中心所建立的秘密机构，南方局在极端特殊的环境下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锤炼出高洁的政治品格。

（一）严峻而复杂的斗争形势

1938年武汉沦陷之后，抗日战争进入了相持阶段。日本帝国主义采取了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的策略，国民党因此开始执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错误政策。1939年4月《防止异党活动办法》在国民党内部秘密颁行，以所谓“以组织对付组织”的原则，对如何限制共产党组织活动作出了明确“指示”。比如严饬各地党部、警察局、新闻邮电检查所等机关，“对内容反动及违反抗战建国纲领之各种宣传刊物如图书杂志报纸小册子壁报等应随时查禁，若经一再查禁而仍秘密发行者应从严制裁以儆刁顽”[20]。1939年6月《共党问题处置办法》出台生效，它更加具体地从军事、党务、行政的21个方面提出了处置共产党问题的“方式与技术”。此后，反共摩擦不断，国民党顽固分子先后制造了“平江惨案”、成都“抢米事件”以及1941年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等一系列反动事件。国民党肆意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残酷迫害抗日民主人士，镇压解散革命团体。多地党组织遭到疯狂破坏，据统计，川康特委下属党组织成员从1940年的3 000多人锐减到1941年的1 400余人，鄂西特委书记何功伟、贵州省工委委员黄大陆等地方负责同志先后英勇牺牲，南方各省的革命斗争处在白色恐怖之中。因为特务的横行、军警的袭扰，叛徒的出卖，不少地方的党组织几乎完全瘫痪，大批共产党人和民主进步人士失去与党的联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

（二）维护统一战线的战略使命

做好统战工作是南方局的首要任务。作为共产党与国民党及其他各党派人士交往联系的最直接的渠道，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维系与各派别之间的沟通合作，动员组织一切有利于抗日的社会力量汇聚到抗日事业中来，是南方局统战工作的核心目标。代表着不同利益的国共两党，奉行着各不相同的抗战政策，再加之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相互交织，无疑使南方局的统战工作面临重重困难。国民党虽然奉行反共、限共的错误政策，但作为执掌国家政权、支配社会资源的主要政治组织，它自始至终留在抗日阵营内，这与汪伪政权的失节叛国有本质的区别。在国际上，蒋氏政府仍然被国际社会视为亚太战区反法西斯侵略的主要领导者与组织者。另外，在国民党内和民主党派中还存在着各种形式的抗日力量，虽然他们未必认同共产党的抗战政策和政治主张，但对蒋氏政权的积极反共消极抗日持批判甚至抵制的态度。因此，“国共两党合作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是抗战建国大业完成与胜利的保证”[21]。国难当头，共产党秉承相忍为国、团结御侮的原则，主动调整了统战政策。根据形势的变化，1940年3月南方局制定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方针和在与顽固派斗争中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南方局以此为指针，转变工作策略，克服一切困难，努力夯实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群众基础和阶级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