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反贫困进程中“人民至上”逻辑

摘 要：“人民至上”是中国共产党反贫困遵循的一条逻辑主线。“人民至上”逻辑首先以中国共产党反贫困进程中国家和人民的互构逻辑为基点，通过梳理反贫困历史进程中人民的序列演进，分析国家和人民在反贫困中如何发生互构、形塑并实现共进。“以人民为中心”的国家治理逻辑，国家在“互构域”“效能场”中不断进行反贫困战略的调整，人民主体地位，社会公平正义和民生福祉在国家治理中愈加凸显。反贫困进程中对“人的需要”的深层关照和全面解析，对“人的潜能”的深度开发，都是中国共产党反贫困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价值逻辑的科学认识和发展要旨。

关键词：反贫困;人民至上;互构逻辑

[中图分类号] D601 [文章编号] 1673-0186（2022）007-0054-013

[文献标识码] A      [DOI编码] 10.19631/j.cnki.css.2022.007.005

一百多年来，消灭剥削、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始终是中国共产党的使命和追求，中国共产党创造了世界反贫困史上的奇迹，这归因于中国共产党“人民至上”的坚守和接续奋斗。从制度革命发动济贫、暂时性救济扶贫、体制变革带动脱贫、大规模开发式扶贫，到精准扶贫和精准脱贫，中国共产党反贫困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就此巨大成就而言，既是国家反贫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更是人民反贫困主体的革新与推进。中国共产党“人民至上”的逻辑贯穿于反贫困进程中，在这一逻辑下国家和人民之间的关系愈加彰显互构共进态势，使得个人与社会之间发生着互相建塑与型构的关系[1]198。本文以中国共产党反贫困进程中国家和人民的互构逻辑为起点，通过对“人民至上”的逻辑考察，进而分析国家治理和人民主体各自的实践逻辑，以及如何贯穿并推进党的反贫困进程。

一、学界相关研究进展及意义

目前国内学界关于反贫困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体现了学界对我国贫困问题的关注，在不同视域下学界形成诸多理论观点。通过梳理此类文献，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

（一）2020年后反贫困问题的研究

从话语切换、顶层谋划等不同角度分析反贫困战略[2]，我国缓解相对贫困应实施“三支柱”战略、常规化战略、差异化战略以及分阶段战略[3-4]，面对新的贫困问题，进行战略和工作体系的重大突破和革新，建立反贫困长效机制[5]，通过比较与借鉴国际上不同的相对贫困识别方法，对我国的相对贫困进行本土化界定，由此调整和重构反贫困战略、政策体系，建立反贫困的长效治理机制，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6]。

（二）中国共产党百年反贫困研究

这类研究主要集中在历程、基本经验与启示等方面[7-9]，但又存在研究视角的差异。从经济发展与社会保障考察反贫困历史[10]，提出2020年后中国贫困治理与世界反贫困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中国特色社会政策实践经验，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等方面的理论与实践为其他各国提供了借鉴和参考[11-12]。同时有学者指出中国共产党演绎了把人民至上作为始终坚守的根本立场和价值依归的反贫困史，我国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是我们党始终站稳人民立场的生动写照[13-14]。

（三）反贫困基本理论研究

这类研究主要按照“基本理论—现实启示”的逻辑进行反贫困理论分析，研究党的思想主题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构成，指出党的思想理论对于时代根本问题的求索与回应[15-16]。有学者从唯物史观角度指出脱贫攻坚战是从制度基础、生产方式基础、多维度脱贫路径等角度对唯物史观中的反贫困思想做出的重要贡献，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激发广大贫困群众脱贫内生动力，凝聚共同意志、共同行动，具有深厚的唯物史观底蕴[17-19]。从马克思主义反贫困思想谱系出发，分析贫困群众是脱贫攻坚的对象，更是脱贫致富的主体[20-21]。

通过分析学界相关丰富的研究成果，将掌握相对全面的研究脉络，从中发现人民至上的主体逻辑。相比此前任何时期的反贫困斗争，中国共产党在反贫困进程中不断激发人民责任主体和发展主体双重角色的主体创造性。着眼于人民至上来评估扶贫开发政策，调整贫困结构，最大化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尤其是转变贫困群众的思维模式，将成为此后中国共产党反贫困重点关注的问题之一。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人必须自己挣脱锁链，才能获得整个世界。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的反贫困斗争既是无产阶级政党的使命，同时又是国家和人民不断联合共同推进的进程。这一进程“迫使”人不断抛掉阻碍自身生存和发展的诟病，不断突破窠臼和藩篱，在物质世界中不断挣脱物的役使，朝向主体自由的方向努力①。

二、国家与人民的互构逻辑

在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提出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的反贫困思想与具体战略，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形成互构共进的反贫困格局。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的脱贫攻坚战略充分发挥了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打赢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力度最强的脱贫攻坚战，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反贫困成就。中国共产党反贫困经历了中国不同历史境遇，反贫困分别经受了民族独立、革命解放、计划经济、市场经济的影响，这些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反贫困进程中不同的斗争形态和反贫困格局。在反贫困进程中，国家和人民的关系经历了历史的变迁和重建，互构关系随着反贫困的深入而持续交织并重构。

（一）“政党—人民”：革命战争时期反贫困序列的形成

20世纪初的中国内忧外患，中国社会底层民众生活状况极度赤贫化。“中国人民的贫困和不自由的程度，是世界所少见的。”[22]毛泽东同志这一论述充分说明当时中国民众贫困的特殊性。基于对中国民主革命时期严峻形势的判断，中国共产党意识到革命要取得成功必须发动广大劳动人民，唤起人民的独立意识，通过革命摆脱受欺压被奴役的命运，不断救济贫困，改善生活状况，才能最终实现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因此在这一时期，一个阶级唤醒另一个阶级，一个阶级带领另一个阶级，一个阶级依靠另一个阶级的反贫困斗争格局开始形成，这种格局究其实质是一种主动领导和被动唤醒的关系。这一时期党进行社会革命的进程中，突出反贫困和人民生活的重要性，通过土地革命实现耕者有其田，就此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站稳脚跟，在农村革命根据地广泛开展生产劳动。通过扶危济困，“政党—人民”革命斗争和生产建设这一格局初步形成，最终使中国共产党获得了强大的社会号召力，凝聚起人民群众的主体创造性。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民至上”的立场和宗旨，通过反贫困斗争开启人民认识现实世界的主体自觉，并以主体行为改造自身的贫困境遇，为此后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国家和人民序列的形成奠定了历史基础。

（二）“国家—集体”：计划经济体制下反贫困序列的变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面对普遍贫困和如何消除人民贫困问题上，毛泽东同志明确提出党是解决贫困问题的坚定领导力量，人民群众是反贫困的主体力量，指出“全国大多数农民，为了摆脱贫困，改善生活，为了抵御灾荒，只有联合起来，向社会主义大道前进，才能达到目的”[23]176。这一时期人民在反贫困序列中是以一个集体或组织的存在单元出场的，这充分发挥了党集中人民的力量反贫困的政治优势，反贫困在短时间内取得了显著成就，改变了民不聊生、食不果腹的社会状况和生活条件。“土地改革运动使上层和下层、中央和地方整合在一起，使中央政府获得巨大组织动员能力，以及政令统一。”[24]国家通过土地改革给予农民基本生产生活资料，人民通过公有制下的集体劳动，吃大锅饭，所有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实行集体分配。城镇建设中实行劳动保险等社会保障制度，同时实行暂时性救济。从社会主义的具体实际出发，提出通过工业化和合作化进行反贫困的战略构想，形成解决社会主义贫困问题的基本认识，从满足人民群众利益角度分析和解决贫困问题。毛泽东同志提出“共同富裕”，对共同富裕给予具体的设想：实行合作化，在农村中消灭富农经济制度和个体经济制度，使全体农村人民共同富裕起来[23]179。据此设定了共同富裕的具体目标：在几年内使现在还存在的农村中一小部分缺粮户统统变为余粮户或者自给户，使全体农民达到中农和中农以上的生活水平[23]510。但是，在经济发展、人民需求不断变化的过程中，计划经济逐渐显现出缺陷和不足。“如果经济发展老是停留在低速度，生活水平就很难提高。这不是经济问题，实际上是个政治问题。”[25]354这一时期反贫困主要呈现出国家和集体的单向度输出，高度集中的政策安排和利益分配，使人民自主性在国家统分统筹下迷失消解，人民在贫困境遇下逐渐养成 “等靠要”的思想，相应地，人民的主体行动必然服从国家、集体和组织的安排，人民的自主性很难被激发。

（三）“国家—市场—人民”：市场经济体制下反贫困序列的重构

改革开放战略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放宽农产品价格，赋予农民农业生产自主权，全面启动农村改革，体制改革释放出巨大的减贫效应。广大农民在逐渐开放的市场经济中，不仅仅以集体的方式存在，更重要的是通过个人的劳动使得脱贫致富成为现实可能。党逐步实施有计划、有组织的农村反贫困战略，特别是邓小平同志关于共同富裕的深化阐述和具体实施，确立了大规模开发式扶贫思想。“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我们要坚持社会主义，要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摆脱贫穷”[25]224。中国共产党反贫困“人民至上”的逻辑既是对人民的主体定位，又是对反贫困的价值定位。就此而言，解除计划经济对人民自主性的桎梏，代之以符合中国社会发展的新的经济体制势在必行。“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25]372改革开放后乃至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中国共产党反贫困行动在市场经济的指导下，逐步突破政府全能型的战略模式，人民主体性在市场经济的协调运行中逐步进行意识强化和行为建构，市场经济自身所具有的生机和活力，激发着人民的主体意识和主体行为，致使人民自觉地介入反贫困进程中，国家反贫困战略和人民想摆脱贫困的主体意识发生互构。党的反贫困战略逐步打破过去受所有制和分配方式局限的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重新阐释了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实现逻辑。但是，这一时期“社会结构通常是在政治国家下组织起来的”[1]440，国家反贫困和人民自主性脱贫之间存在着“中间人”或“代理人”的角色，即各级领导干部。除了作为“中间人”或者“代理人”，他们在反贫困中又兼具“当家人”的身份，这两重身份使得反贫困的张力在落实的过程中陷入欲有意强化却无意被弱化的境遇。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对扶贫开发工作作出全面部署和深刻阐述，形成了新时代扶贫开发战略。基于中国社会转型的现实和世界各国反贫困趋势，“中国梦”丰富了中国共产党反贫困的行动内容，将扶贫开发上升至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的事业。随着市场经济纵深发展，国家采取政策和资源直接性输入，人民成为反贫困斗争链条上的直接受益主体和执行主体。人民在市场经济的改革浪潮中经受着被动式卷入、主动性审视等心理流变和行为变迁等一系列主体世界的倾覆和修复。主体世界的革新相应地催生与之相适应的、相匹配的生产要素、生产方式等客体世界的变革，而同时期中国共产党反贫困的巨大成就直接促成主体需求的满足，为人民自主性行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空间。共同富裕成为人民主体参与的具体性目标，利用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为人民创设形态各异的发展空间和平台。习近平总书记多次系统阐述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把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作为基本方略，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五个一批”“六个精准”扶贫政策，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三位一体的大扶贫开发格局逐步形成。根据具体情况，不断灵活调整扶贫的工作思路，丰富反贫困的精准要义：扶贫开发贵在精准，重在精准，成败之举在于精准;扶贫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精准、脱贫成效精准等。同时不断探索精准举措，创立通过扶持生产和就业发展一批，通过移民搬迁安置一批，通过低保政策兜底一批，通过医疗救助扶持一批的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路径。社会物质生产和人的发展的现实关系表现为，当人还处于对自然、对物的依赖阶段时，人的吃穿住行无论是在量的占有度上，还是在质的提升度上都尚未获得自由空间，个人尚处于被役使的阶段，主体自觉需要被唤醒，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当主体用他们共同的生产能力创造出整个社会财富时，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才得以成为可能。新发展阶段内源扶贫、科学扶贫、精神脱贫、教育脱贫、生态脱贫、社会保障兜底脱贫等党反贫困的思想理念，突破了以往输入型救济模式，在资本、政府、领导干部及人民的共同参与中发生多向输入和输出，通过层层压力逻辑不断实现国家与人民的互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