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背景下企业参与贫困治理对财务绩效的影响

摘 要：2020年我国脱贫攻坚取得决胜，消除了绝对贫困问题。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我国扶贫工作重心转向解决相对贫困问题。企业是助力相对贫困治理与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企业参与相对贫困治理是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体现，同时又有助于推动企业自身经营发展。基于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研究企业参与贫困治理、履行社会责任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企业参与贫困治理对提升其财务绩效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与国有企业相比，非国有企业参与贫困治理更有助于提升其财务绩效。因此，政府应提供良好的市场秩序和政策环境，支持和鼓励企业积极发挥自身优势参与贫困治理，为进一步解决相对贫困问题、促进乡村振兴贡献力量。

关键词：乡村振兴;相对贫困治理;社会责任;财务绩效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民族地区上市公司培育机制与发展策略研究”（18CJY026）。

[中图分类号] F061.5 [文章编号] 1673-0186（2022）008-0036-012

[文献标识码] A      [DOI编码] 10.19631/j.cnki.css.2022.008.003

2021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意见》，指出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要进一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接续推动脱贫地区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提出要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脱贫攻坚战消除了绝对贫困问题，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我国扶贫工作的重点转向解决相对贫困问题。与解决绝对贫困问题相比，相对贫困治理更为复杂，将是一个更为长期的过程。为此，必须构建解决相对贫困的制度和长效机制。作为最为活跃的市场主体，企业在相对贫困治理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企业能最大限度地组织市场、资本以及技术等要素，在贫困地区开展产业化扶贫，盘活当地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为贫困地区注入内生发展动力。与此同时，企业参与相对贫困治理，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有助于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增强投资者的信心。但不可忽视的是，企业参与贫困治理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而这种资金投入势必会造成企业原有的生产经营等各方面的资金支出减少。那么，企业在参与贫困治理、履行社会责任的同时，究竟会对其自身的财务绩效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基于此，本文选取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研究企业贫困治理投入对其财务绩效的影响，进而为推动企业积极发挥自身优势参与相对贫困治理、促进乡村振兴提出对策与建议。

一、文献回顾

企业参与贫困治理本质上属于履行社会责任的过程。卡罗尔（Carroll）基于“复杂人”的人性假设理论，首次提出企业社会责任包含着经济、法律、伦理与慈善四个层面，而慈善责任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最高层次[1]。企业参与贫困治理属于慈善责任的范畴，是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内容[2]。关于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财务绩效之间的关系，学术界开展了较多的研究，但尚未得到统一结论。弗里德曼（Friedman）认为企业有且只有一个社会责任，即利用其资源使得利润最大化的责任，公司高管的社会责任行为属于个人的社会责任，而非企业社会责任，只要承担社会责任就会减少公司的可用资金，损害股东的利益[3]。而奥佩尔（Aupperle）等指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行为对其财务绩效并无影响[4]。

随着有关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逐渐深入，绝大多数研究表明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能够正向作用于企业财务绩效。普雷斯顿、奥班农（Preston、O’Bannon）根据美国67家公司的数据，发现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指标之间显著正相关[5]。戈弗雷（Godfrey）提出了“善行赚钱”的观点，认为公司慈善事业可以在社区和利益相关者之间产生积极的道德资本，能够保护股东的财富[6]。国内学者则较多从利益相关者的角度出发，探讨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财务绩效之间的关系。温素彬和方苑对于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承担社会责任往往能够形成企业的声誉或潜在的社会资本，进而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和竞争力，对财务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并且这种正向作用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和长期性[7]。张兆国等指出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能够通过信号传递机制、交易实现机制与价值创造机制，维护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进而提高企业绩效[8]。

关于企业参与贫困治理的经济效果，近年来的研究多着眼于精准扶贫行为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张曾莲和董志愿研究表明，企业精准扶贫会对财务绩效产生正向效应，且该效应存在着地区差异性与产权差异性[9]。胡浩志和张秀萍研究发现，上市公司通过参与精准扶贫能够获得更多的外部资源，包括市场与政治资源，促进企业绩效增长[10]。邓博夫等进一步从政府和市场两种途径解释精准扶贫对缓解企业融资约束的作用，认为企业以产业扶贫的方式参与精准扶贫是一种经济社会资源分配的帕累托改进[11]。

由前人文献可以看出，有关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财务绩效之间关系的研究逐渐深入和完善，且学术界的研究结果较多支持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能够正向推动企业财务绩效。而由于前期企业参与贫困治理的数据披露较少，数据的可获得性较低，有关企业参与贫困治理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实证研究并不充分。

二、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既往研究表明，企业通过参与贫困治理、履行社会责任，能够帮助企业提升利益相关者的满意度、获得发展所需要的外部资源并向市场传递有利的信号，提升企业的财务绩效。

首先，企业参与贫困治理能够提高利益相关者的满意度，进而促进企业财务绩效的提升。借鉴杨皖苏和杨善林对利益相关者的划分，政府、员工、股东、顾客、债权人、供应商和公益等团体和个人都可以被划入利益相关者的范畴[12]。企业积极参与贫困治理，能够得到政府相关部门的认可，营造良好的外部政策环境，增强企业的竞争优势。此外，在媒体的宣传作用下，有利于打造良好的企业形象，在一定程度上增强员工对该企业的归属感，增强企业内部的凝聚力。企业参与贫困治理，能够增加股东和消费者对该企业的好感度，既有利于吸引投资，又有助于扩展消费群体。同时，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也更加容易获得债权人与供应商的信任，能够改善资金环境、维护企业间的良好合作关系，进而提升企业财务绩效。

其次，企业参与贫困治理能够获得重要的外部资源，从而为提升企业绩效提供有利条件。资源依赖理论指出，组织最重要的是关心生存，但组织自己往往不能生产生存所需要的这些资源，必须与它所依赖的环境中的因素互动来获取资源。企业通过参与政府主导的贫困治理，能够获得重要的政治资源，包括较低的信贷利率、税收减免以及政府补贴等等，进而改善企业的资金状况。此外企业在取得扶贫资金的使用权后可以根据自身产业发展的需要，统筹管理现有资金，降低企业自身的投入成本，实现规模经济[13]。同时由于政府为了鼓励和表彰企业的扶贫行为，往往会对积极参与扶贫的企业进行资金奖励，从而进一步增加企业的现金流，提高企业的盈利水平。

最后，企业参与贫困治理能够传递有利的市场信号，缓解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增强市场竞争力。信号传递理论认为，由于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一些企业为了提高市场地位，将自己与其他同类企业有效区别开来，通常会采取一系列的行动，向市场传递有关信号，且企业采取的行动通常具有一定的成本，使得其他企业难以模仿，这样投资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就可以识别出那些释放信号的企业。企业参与贫困治理的行为就可以理解为一种信号传递的方式。一方面，扶贫行为需要大规模的资金支持，企业通过参与扶贫能够向市场传达出自身财务实力较强、企业经营状况良好且注重未来可持续发展等信号，这些信号能够增强投资者的信心。另一方面，当企业参与扶贫的消息传递到外界后，外界对企业的认可度和好感度也会迅速提升，这种良好的声誉资本会演变为企业发展中的一项宝贵的无形资产，利于企业长期稳定发展。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设1：企业参与贫困治理、履行社会责任对企业财务绩效具有正向的推动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不同产权属性会对企业扶贫行为产生影响。国有企业是国家财政的有机组成部分，国有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是国家代表公众利益参与和干预经济的有效手段。杜世风等研究发现，在参与精准扶贫的企业中，国有企业的数量占比超过了一半以上，可见国有企业在贫困治理中发挥着靶向作用[2]。由于国有企业肩负的重要责任，其参与扶贫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履行政府分配的扶贫任务。但对于绝大多数民营企业而言，其首要目标（很多情况下是唯一的目标）是实现企业价值的最大化。为得到企业发展过程中所需要的市场资源，民营企业更加有动力参与到社会公益事业中。因此，民营企业参与贫困治理、履行社会责任正是在企业实现经济目标的过程中衍生出来的非经济目标。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设2：相较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参与贫困治理、履行社会责任对其提高财务绩效的作用更加显著。

三、研究设计

基于相关文献综述与理论机制分析，选取相关变量构建模型，探寻企业参与相对贫困治理的关键问题及政策调控着力点。

（一）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

本文选取2016—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扶贫投入、产权性质、财务绩效等数据，探讨企业参与贫困治理对其财务绩效的影响。数据大多来源于国泰安（CSMAR）数据库，部分数据通过人工搜集整理获得。剔除交易状态为ST或*ST的公司、金融类公司以及主要变量数据缺失的公司，并对连续性变量在1%和99%的分位上进行缩尾处理。最终得到有效公司样本1 255家，共计3 129个观测值。

（二）变量设定与模型构建

本文被解释变量为企业财务绩效。由于会计类指标的数据可获得性高、且检验效果较好，本文借鉴张玉明和邢超[13]、胡浩志和张秀萍[10]等学者的研究，选取会计类指标总资产收益率（ROA）来衡量企业绩效。

核心解释变量为贫困治理投入。企业参与贫困治理可分为救济式扶贫、公益扶贫、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等不同阶段。自2016年起，在国家证监会的要求之下，上市公司开始在公司年报第十八章“企业社会责任情况”中披露其精准扶贫的具体情况。考虑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使用上市公司年度精准扶贫总额，即精准扶贫投入资金与物资折款总和的自然对数，作为衡量企业参与贫困治理、履行社会责任的投入，用CSR表示。

所涉及的控制变量包括企业规模、资产负债率以及企业成长性等变量。

企业规模（Size）。规模较大的企业，其资产相对雄厚，容易实现规模经济，有利于企业财务绩效的提升。因此，本文取年末资产总额的自然对数来衡量企业规模。

资产负债率（Lev）。资产负债率较高的企业，其偿债能力往往较低，不利于企业的长期稳定发展，会阻碍财务绩效的提升。因此，本文将资产负债率设为控制变量，用公司年末总负债与总资产的比值来衡量。

企业成长性（Growth）。企业的成长能力越强，代表其具备较强的资金和技术能力，有利于进一步扩大生产经营规模，企业绩效就会越高。借鉴杜世风等[2]的研究，本文采用营业收入增长率作为衡量企业成长性的指标。

股权集中度（First）。股权较为集中的大股东能够对管理层进行有效监管，有效降低代理成本，但若股权集中过度的话，容易出现“一股独大”的问题，增加公司的经营风险[14]。本文将股权集中度设为控制变量，用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来衡量。

企业性质（Owner）。众多研究表明，企业产权性质与财务绩效之间存在相关性。蔡昌和田依灵认为，由于委托代理问题，国有企业的财务表现会相对较差，而民营企业内部的产权激励能够提升其财务绩效[15]。但也有学者指出，出于投资风险的考虑，国有企业往往会选择低风险的项目，绩效表现会较好[16]。本文将企业性质设为控制变量，若上市公司为国有企业，则取1，否则取0。

企业发展年限（Age）。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上市公司有不同的战略目标和发展规划，因此，企业发展年限会对企业绩效产生影响[17]。本文将企业发展年限设为控制变量，用样本企业观测年份与上市年份之间的差额来衡量。

贫困治理连续性（Continue）。若上市公司持续参与贫困治理，会向市场传递出公司财务状况较好的信号，形成有利的无形资本。因此，本文将贫困治理连续性设为控制变量，若上市公司在年报中披露了第二年的扶贫计划，则取1，否则取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