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邓小平同志对马克思主义高等教育思想的贡献

摘 要：中国共产党建党已超过100周年，将毛泽东高等教育思想和邓小平高等教育理论放在马克思主义高等教育发展的背景下进行考察，尤其是在其坚守与发展的关系中进行解读，有着特殊的价值和意义。毛泽东、邓小平同志对马克思主义高等教育思想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一是高等教育哲学基础理论：从服务无产阶级政治，到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二是高等教育人才理论：从建立全国统考制度，到恢复高考;从“三育并重”，到培养“四有新人”;从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到教育与“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和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趋势”相联系。三是高等教育基本职能理论：从重视教学，到要求办“教学和科研两个中心”。四是高等教育改革理论：从“砍掉一半”的教学内容和改变“教师念讲稿”的教学方法，到对高等教育进行“全面的改革”和对高等教育“体制的革命”;从“必须有自己的教授”，到教授应该“享受相应的工资待遇”;从对旧的高等教育体系的全面调整，到建设“重点大学”。五是高等教育管理模式理论：从多样性“两条腿走路”办学模式的探索，到高等教育“两条腿走路”模式的确立;从加强“党委领导”，到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高等教育思想;毛泽东高等教育思想;邓小平高等教育理论;贡献;坚守与发展

基金项目：全国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国家一般项目“职业学科基本理论及其体系构建研究”（BJA220245）;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十大创新团队（地方本科院校转型发展创新团队）项目“马克思主义文化教育理论研究”（Trxyxwdxm-007）。

[中图分类号] A811 [文章编号] 1673-0186（2022）008-0069-009

[文献标识码] A      [DOI编码] 10.19631/j.cnki.css.2022.008.005

马克思恩格斯当年虽然没有专文讨论高等教育，但是他们的教育思想中包含着高等教育的内容，总体看，高等教育始终是在他们关于改造社会的整个设计之中的，他们为高等教育思想进一步发展预留了广阔的空间。毛泽东、邓小平同志将马克思主义高等教育思想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所形成的新思想新理论是马克思主义高等教育思想中国化的伟大成果。

一、高等教育哲学基础理论

1977年，美国教育理论家约翰·S.布鲁贝克提出了著名的高等教育哲学基础理论，认为高等教育的哲学基础主要包括认识论和政治论两种哲学观。所谓政治论哲学观强调的就是人们探讨知识不仅出于好奇还因为它对国家和社会有用，即能够服务国家和社会。

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是毛泽东同志一贯坚持的教育为党的主要工作任务服务思想的表现形式之一。在土地改革时期，毛泽东同志就认为：苏维埃文化教育的方针就在于服务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1]15。在抗日战争时期他提出了要使教育为长期的战争服务[2]。1939年5月，他强调：抗大等教育要为民族解放以及社会解放而斗争[1]35。毛泽东同志的这些教育思想不是凭空就有的，而是对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学习与继承的结果。马克思曾经指出：工人已经具备了作为成功因素需要的人数要求，但是只有当群众能够组织起来并拥有一定的知识时，工人的人数才具有决定胜负的作用和意义[3]13。

1978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召开，邓小平同志出席大会并讲话。在这次讲话中，他虽仍沿用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表述，但是当《邓小平文选》（1975—1982）在1983年7月1日出版再次刊印这篇讲话时，他对讲话原稿进行了重新审读并做了少量的修改，主要有三处：第一，是把有关教育根本方针一句完全删掉[4];第二，是把“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一句修改为“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5]100;第三，是把“这些要求本身就是”之后的“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修改为“无产阶级政治的要求”[5]101。邓小平同志之所以对这三处讲话要进行修改，是因为在这期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作出了工作重心转移的重大决策。既然党的工作重心已经发生了转移，就应该对教育的服务对象做出相应的调整，所以，邓小平同志对讲话文稿进行修改是对教育应为党的主要工作任务服务这一毛泽东教育思想的坚守与发展。这一修改，标志着我国的教育目的由服务无产阶级政治转变成服务社会主义建设。这种转变既是中国共产党历史进程中伟大转折的表现和反映，也是20世纪我国思想解放运动在教育方面的重大成就[4]。

二、高等教育人才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非常重视人的培养，在他们的著作中蕴含着丰富而独特的人才思想。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每个人的自由成长与发展是一切人自由成长与发展的条件[6]491。1866年，马克思提出：“我们把教育理解为三件事：第一，智育;第二，体育;第三，技术教育。”[3]218可见，对人的成长尤其是人的全面发展及其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等方法，都是马克思主义教育重点关注的问题。这些问题也是毛泽东邓小平高等教育理论中重点关注的问题。

（一）从建立全国统考制度，到恢复高考

全国统一高考制度是在1952年才建立的。教育部于1952年作出了成立全国高校招生委员会的决定，并提出了全国高校除个别学校经教育部特别批准外，其他一律参加统一招生的要求[7]。这一统考招生制度坚持了十四年。1977年复出后，邓小平同志自告奋勇分管科教工作，当年的8月8日，他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就明确提出了当年要下决心恢复高考并直接从高中毕业生中招考学生的办法，强调群众推荐不能再搞，并认为从高中直接招收学生，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好办法[8]55。如果没有邓小平同志的果断决策，则当年的恢复高考难以落实。1978年3月18日，他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的讲话中热情洋溢地说道：党中央这样着力进行人才培养和选拔，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一个人才辈出、群星灿烂的新时代必然会很快到来[8]95。毛泽东同志全国统一高考制度的建立和邓小平同志全国统一高考制度的恢复，都对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具有里程碑式的作用和划时代的意义。

（二）从“三育并重”，到培养“四有新人”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工人们的历史使命就是要“全面发展自己的一切能力……这也正是共产主义者所向往的”[9]。这种全面发展的人的理想，在全世界共产主义者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在中国，成为中国共产党在人才培养方面的奋斗目标和不懈追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同志特别强调要使学生在德、智、体几方面都得到发展[10]。毛泽东同志对人的全面发展还有另一种表述，那就是“又红又专”。1957年10月9日，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最后一次会议上指出：各行各业的广大干部都要学通学精技术与业务，努力使自己变成内行，成为又红又专的人才[11]。毛泽东同志的德、智、体几方面都得到发展的教育思想，为我国高校人才培养指明了方向。

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同志在重申毛泽东同志关于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的人才培养目标时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教育全国人民做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和有纪律的时代新人[12]163。这一人才培养目标要求的提出，将德育的内涵具体化为“有理想”“有道德”和“有纪律”，将智育解读为“有文化”，并且认为在这四条里面，理想和纪律尤为重要。关于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又红又专”，邓小平同志的解读是：“专并不等于红，但是红一定要专。”[8]262不管干哪一行，不专，就会瞎指挥，就谈不上红。他还特别强调：清华大学的办学经验，值得大家重视和注意，那就是又红又专，尤其是红绝对不能丢[12]120-121。即“红”是第一位的。邓小平的这些论述，科学地阐释了“红”与“专”的辩证关系，尤其是“红是绝对不能丢”的论述提醒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对青年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

（三）从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到教育与“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和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趋势”相联系

要使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根本要求。1847年，恩格斯首先提出要“把教育和工厂劳动结合起来”[6]368。后来，马克思恩格斯再次强调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原则，提出“把教育同物资生产结合起来”[6]490的措施。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就继承了这一马克思主义教育原则，并明确指出：要把“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1]15。1958年8月13日，毛泽东同志在视察天津大学时再次要求：“把教育和生产劳动结合起来。”[1]67毛泽东同志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起来”，虽然与恩格斯的“教育与工厂劳动结合起来”及马克思恩格斯的“教育与物资生产结合起来”不能完全画等号，因为其中的“生产劳动”与“工厂劳动”和“物质生产”毕竟有一定的差异，但其精神实质则是一脉相承的，“生产劳动”与“工厂劳动”和“物质生产”的差异，正好体现了毛泽东教育思想的特色及其对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丰富与完善。

邓小平同志在坚持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基本原理的前提下强调两点。一是教育还必须考虑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并与之相适应。他认为：“整个教育事业必须同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12]70要贯彻落实这一要求，就需要教育事业的总规模必须同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教育的结构必须同国民经济发展对各类各级人才的需要相适应和毕业生的素质必须同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13]100-101。二是教育必须同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趋势相联系。邓小平同志还指出，我们的教育不仅要考虑社会生产发展的要求，还要把握现代科学技术不断发展进步的趋势[12]70。邓小平同志将教育与之相结合的对象“生产劳动”，拓展为“国民经济发展”和“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趋势”，这就使毛泽东思想中关于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理论更加符合新发展阶段的新要求，从而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同志的教育思想。

三、高等教育基本职能理论

现代大学的基本职能不仅仅是人才培养，还包括科学研究与社会服务。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创办的大学主要是培养干部，即关注的主要是人才培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向苏联高等教育学习后采取的措施也是以教学为主，以致在20世纪50年代前期对科学研究工作几乎是不闻不问[14]8。我国当时的高等教育基本上只有人才培养的职能，科学研究的职能还没有得到体现。毛泽东同志虽然也提倡“自由研究”[15]，但是他对大学职能关注的主要还是人才培养。

邓小平同志在大学基本职能上则既重视人才培养，也重视科学研究。1975年，他曾发出过大学究竟有什么作用的追问[8]33-34。他之所以会发出这样的追问，就是因为在他的心目中大学不应该仅仅是培养人才，还应该进行科学研究。于是，他在1977年7月29日就明确提出了“重点大学既是办教育的中心，又是办科研的中心”[8]423的大学“双中心”职能观。邓小平同志为什么会要求将大学既办成教育的中心又办成科学研究的中心，因为他认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5]84。后来，他还进一步认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5]228而高校特别是重点大学，应当是科学研究的重要方面军[12]33。既然是科学研究的重要方面军，就应该承担科学研究的任务。并且他认为随着学校科学研究能力的增强，科学研究的任务还要加强，尤其是重点大学都要逐步加重科学研究的分量和任务。邓小平同志这些理论在当时的高等教育界影响很大。

四、高等教育改革理论

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它的革命性。列宁曾经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全部价值就在于是批判的、革命的理论[16]。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自始至终都坚持了彻底的批判性，尤其是在批判旧教育的同时还特别强调对教育的改革与创新。恩格斯发现随着社会关系的变化教育也会相应发生变化。他指出：印刷术的发明创造以及商业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不仅改变了只有僧侣阶层才有条件进行读书写字的训练，同时也改变了只有僧侣阶层才能接受较高层次教育培养的现状[17]。马克思对此非常赞同，并且在当时欧洲各国的革命实践尤其是在1848年法国大革命的教训以及英国的实践中，深刻认识到社会变革与教育变革的密切联系。所以，教育改革是普遍规律。毛泽东、邓小平同志的高等教育改革理论就是对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坚守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