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两个结合”内蕴的三重辩证关系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1］14这一重要论述，既强调了“两个结合”重大命题的提出对于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的重要性，也点明了“两个结合”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考理论与实践辩证关系的典范。深刻领会“两个结合”内在蕴含的三重辩证关系，对于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肩负起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以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两个结合”理论证成的辩证关系

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唯物辩证法倡导秉持普遍联系的、矛盾运动的、变化发展的观点把握客观事物及其与外部环境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理论与现实、普遍性与特殊性、世界性与民族性辩证关系的论述，为“两个结合”的提出提供了学理支撑。

“结合”的必要性在于把握理论与现实的辩证关系。马克思主义是指引人类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结合”之所以必要，是基于理论与现实的辩证关系，以发展的眼光看待马克思主义。早在1843年筹办《德法年鉴》时，马克思就在致卢格的信中，明确指出：“我不主张我们树起任何教条主义的旗帜。”［2］7面对青年黑格尔派束缚于黑格尔体系的基地展开哲学批判，马克思明确提出“要把他们从幻想、观念、教条和想象的存在物中解放出来”［3］15，去思考“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3］23。恩格斯反复强调，马克思和他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4］588，不能“把马克思认为只在一定条件下起作用的一些原理解释成绝对的原理”［4］562。针对以恩斯特为代表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青年派”等所谓“最新的马克思主义者”教条式对待马克思主义所造成的误读，恩格斯疾呼，“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4］664，“如果……把它当做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4］595。可见，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确保理论科学性的关键在于把握理论与现实的辩证关系，以发展的眼光和回应时代问题的姿态，“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5］134。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正在于经由“结合”实现科学理论与中国现实的辩证统一。

“第一个结合”的实质在于把握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这一结合，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其精神实质在于深刻理解和运用普遍原理与特殊实践之间的相互作用。马克思主义基于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的重大发现，提出了“两个必然”和“两个决不会”的科学论断，揭示了人类解放道路的曲折性与光明前景。具体到在各国社会历史进程的独特背景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应用需紧密结合各国实际情况。在1872年为《共产党宣言》撰写的德文版序言中，马克思、恩格斯表达了要将共产主义一般原理根据各国现实境遇加以运用的思想：“不管最近25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个《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但“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5］376可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完全正确”与对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是辩证统一的。列宁是将马克思主义与本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灵活运用的先驱。他以俄国为例，阐释了如何根据具体国情灵活运用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共同纲领。共同纲领的实质是组织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旨在夺取政权并建立社会主义社会。面对俄国社会民主党内部部分成员过分强调经济斗争而忽视政治斗争的倾向，列宁指出，这种偏离俄国实际的做法是错误的。俄国的现状是工人阶级遭受资本家和地主的双重压迫，这种压迫以国家机器的暴力来维系，工人阶级的斗争不可能止步于经济斗争，“一切经济斗争都必然要变成政治斗争”［6］163。因此，俄国社会民主党应该把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紧密结合起来，形成无产阶级统一的阶级斗争。列宁不但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而且还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结合俄国实际提出了“一国首先胜利论”并诉诸实践，推动俄国取得十月革命的胜利。相比之下，那些教条主义者无视俄国国情，盲目迷信马克思的个别词句，未能把握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被列宁批评为“不可救药的书呆子”［7］13。

“第二个结合”的实质在于把握世界性与民族性的辩证关系。“第二个结合”指的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其精神实质在于洞察世界性理论与民族性文化之间的内在关联。“马克思主义博大精深，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为人类求解放”［8］8。秉承对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与前途命运的深切关怀，马克思基于西方思想文化，研究西方思想文化，进而超越西方思想文化：摆脱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思想“襁褓”束缚，开启了深抵存在论根基的革命，创立了唯物史观；扬弃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系统阐述剩余价值学说，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秘密；超越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基于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两大发现，将社会主义从空想提升为科学。马克思主义诞生于西方思想文化土壤，但超越这一母体的局限而成为全世界各民族共同的精神财富。马克思主义在各国的接受与运用，与各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前提条件也是重要保证。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作为文化背景因素，传统文化从一开始就影响着主体的理论接受与实践创造过程。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马克思指出传统对于历史主体创造活动的先在性：“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5］669在1890年致约瑟夫·布洛赫的信中，恩格斯回顾并扩展了马克思的上述思想，特别强调社会历史进程中经济因素的决定性及其与政治、传统文化等其他因素的辩证关系。“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但是政治等等的前提和条件，甚至那些萦回于人们头脑中的传统，也起着一定的作用”。［4］604-605恩格斯晚年结合各国具体实际分析传统文化对于理论接受和革命实践的先在性和制约性，指导各国社会主义者根据本国实际开展革命活动。在1886年、1887年致弗洛伦斯·凯利-威士涅威茨基的两封信中，恩格斯以美国为例，指出各国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方面必然带有自身实践特征和文化特色。他强调，对于美国人而言，接受马克思主义，重要的在于他们的亲身领悟和体验，“越少从外面把这种理论硬灌输给美国人，而越多由他们通过自己亲身的经验……去检验它，它就越会深入他们的心坎”［4］588。这一观点提示我们，在推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接受时，各国都必须充分尊重本国传统文化，以契合民众思维习惯和接受心理的方式来进行。

综上，从“结合”的概念到“第一个结合”与“第二个结合”的提出，“两个结合”的理论证成是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理论与现实、普遍性与特殊性、世界性与民族性之间辩证关系的丰富论述作为学理依据的。在新时代背景下，中国共产党人明确提出“两个结合”，这是基于对上述辩证关系的深刻理解，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根本路径进行理性思考与探索的成果。

二、“两个结合”历史生成的辩证关系

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历史必然性和主体自觉性。就历史生成来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既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中国先进分子的主动选择，体现了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高度统一。“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5］11。20世纪初，中国面临着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实现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历史任务。众多仁人志士为救亡图存虽奋力探索却屡遭失败，直至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场革命展示了马列主义的真理力量，让中国先进分子认识到科学社会主义才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正确道路。1918年7月，李大钊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中指出：“俄罗斯之革命是二十世纪初期之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9］330，是“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9］332李大钊等中国先进分子日渐意识到，只有选择马克思主义，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才能摆脱西方殖民体系的支配，赢得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奋斗历程和历史性成就，正是在以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成果的指导下取得的，这充分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总结的，实践证明，“历史和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是完全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是完全正确的”［8］14-15。

“第一个结合”是百余年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成功的基本经验。中国的先进分子较早地意识到基于本国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早在1923—1924年，李大钊就在《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一文中指出，社会主义的理想“因各地、各时之情形不同，务求其适合者行之，遂发生共性与特性结合的一种新制度（共性是普遍者，特性是随时随地不同者），故中国将来发生之时，必与英、德、俄……有异”。［10］248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探索就一直处于进行时。在党的幼年时期，就已经开始了“第一个结合”的探索，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这一时期探索的印记。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系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尤其是《矛盾论》提示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关系的辩证法，为推进“第一个结合”奠定了方法论基础。实践中，正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从调查研究出发把握住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这一最大国情，经历艰难探索走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才引领中国革命从挫折走向胜利。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明确提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重要命题。延安整风中，通过《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重要报告，毛泽东深入阐述了“第一个结合”的必要性与重要性，推动全党形成共识。党的七大确立了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标志着“第一个结合”原则在全党的正式确立。毛泽东思想及后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都是坚持“第一个结合”的成果。在中国共产党的百余年奋斗历程中，坚持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不断探索与坚持“第一个结合”，引领中国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并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

“第二个结合”彰显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理论自信与文化自信的高度统一。这一命题的提出，体现出站在新的时代方位的中国共产党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滋养马克思主义的主体自觉，实现了理论自信与文化自信的深度融合。自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就存在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问题，“第一个结合”的要求具有历史长期性。同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是支撑中国具体实际的文化背景，也是中国具体实际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一个结合”内在蕴含“第二个结合”的要求。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拓者，毛泽东虽未明确提出“第二个结合”，但他的思想为新时代这一命题的明确提出提供了基础。他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既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也是中华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优秀传统的继承者”，［11］318“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12］534。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必须继承马列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两重宝贵遗产，前者是思想指引，后者是文化基因。而将“第二个结合”凸显为理论创新的主题，是中国发展进入新的时代方位的必然抉择。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围绕如何更好地发挥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凸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论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13］483在此基础上提出“两个结合”的要求。党的二十大进一步强调，科学理论的运用必须中国化、时代化：“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1］14党的二十大闭幕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河南安阳殷墟遗址时，将“两个结合”视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途径。在2023年6月2日召开的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对于上述一系列论断做出总结与提升，指出“两个结合”是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认识，是在五千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从“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到“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从“一个结合”到“两个结合”，从“根本途径”到“必由之路”，中国共产党对科学理论与中国现实、传统文化辩证关系的认识层层推进。“第二个结合”的提出，表明中国共产党的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第二个结合”与“第一个结合”形成递进关系，共同构成“两个结合”，表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实现了高度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