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岩精神照耀下的“新华方面军”

红岩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于重庆红岩村这一特殊历史场域中凝结而成的革命精神。它以“坚如磐石的理想信念、和衷共济的爱国情怀、不折不挠的凛然斗志、坚贞不屈的浩然正气”为核心内涵，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的璀璨明珠。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新华日报》作为党在国统区唯一公开出版的全国性机关报，既是红岩精神的重要实践载体，也是其精神火种的传播者。在血雨腥风的战争年代，《新华日报》的报人们，以笔为枪，以纸为盾，将党的声音传递至大江南北，以血肉之躯诠释了红岩精神的深刻内涵。

坚如磐石的理想信念：

首任社长坚守在斗争最前线

理想信念是红岩精神的灵魂，是支撑革命者在逆境中前行的精神支柱。新华日报社首任社长潘梓年，正是这一精神的典范。

潘梓年，1893年1月11日出生于江苏宜兴陆平村，1920年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学习期间，他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熏陶。1927年初，潘梓年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5月，潘梓年遭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四年后被营救出狱。获得自由后，潘梓年作为党的宣传文化骨干，在周恩来同志的领导下，投入《新华日报》的创办工作。1938年1月11日，《新华日报》在武汉创刊，潘梓年被中共长江局任命为新华日报社首任社长。作为中国共产党公开出版的第一张全国性政治机关报，《新华日报》从创刊之日起，就面临国民党当局的严酷打压。而作为社长的潘梓年一直战斗在最前线。

1938年10月25日，武汉沦陷，《新华日报》从武汉迁至重庆出版。在重庆期间，潘梓年按照周恩来“编得好、印得清、出得早、销得多”的指示，带领报社同志克服一切生存困难和国民党的各种打压，投入报社的采编、发行等工作。1941年1月，国民党蓄谋皖南事变，并严禁《新华日报》报道事件真相。为揭露国民党罪行，1月17日夜，潘梓年在周恩来指示下，连夜顶着寒风、提着灯笼，走访当地的一些民营报社，向他们通报皖南事变真相，并阐明我党的严正立场。办完这一切，潘梓年又回到报社，带领编辑部连夜赶制两套印版，一套用来应付国民党审查，另一套则刊发了周恩来“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题词。两套印版巧妙地骗过了国民党宪兵特务。1月18日，当国民党当局发觉市面上出现印有周恩来亲笔题词的《新华日报》时，大批《新华日报》已冲破国民党军、警、宪、特的封锁，传遍了山城的大街小巷。

担任新华日报社首任社长期间，潘梓年殚精竭虑，苦干实干。除了对外交涉、对内管理，他还承担了编辑、印刷等方面的大量工作。白天与国民党官员周旋，深夜伏案撰写社论，甚至亲自参与印刷。一次，印刷机突发故障，他脱下西装，挽起袖子与工人一起抢修，油墨沾满双手却浑然不觉。

正是这种“苦干实干”的精神，让《新华日报》在国统区屹立不倒。董必武曾赞潘梓年“如君党性实堪钦”，著名社会学家邓初民赞誉他“大布是其衣”“一生只服务”。而报馆同人则感慨：“他虽是社长，却无一丝架子，常与大家同吃一锅饭，共睡一张通铺。”理想信念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在逆境中坚守阵地、在平凡中铸就非凡的实践品格。

和衷共济的爱国情怀：

双线战场的红色传奇

爱国情怀是红岩精神的底色，它要求革命者以国家利益为重，团结一切力量共御外侮。《新华日报》时任总编辑吴克坚，以“明争暗战”的双重身份，生动注解了这一情怀。

1900年，吴克坚出生于湖南省平江县一个贫苦家庭，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4月，吴克坚受党的委派去法国巴黎协助吴玉章办《救国时报》，担任总经理职务。“七七”事变后，我党一度决定让他前往美国纽约主办《先锋报》，可他却一再请缨回国杀敌，发出了“宁为战死鬼，不作老华侨”的铮铮豪言。1938年，吴克坚应周恩来电召回到武汉。1938年至1943年，吴克坚出任《新华日报》总编辑。

此时，除《新华日报》总编辑这个公开身份外，吴克坚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就是中共社会部委员，主管情报收集工作。如果说《新华日报》是吴克坚“明争”的舆论阵地，那么他领导的隐蔽战线则是“暗战”的传奇舞台。

早在1938年，吴克坚就与打入国民党中央党部做速记员的地下党员沈安娜开始了秘密联络。由于吴克坚是《新华日报》总编辑，当时国民党特务几乎都认识他，沈安娜不能直接向吴克坚传递情报，而是通过她丈夫华明之作为中间人传递。华明之则把沈安娜获取的情报藏在香烟盒或火柴盒里。在约定的时间和地点，华明之和吴克坚擦肩而过，快速传递情报。吴克坚拿到情报后，立刻就把它传送回延安。皖南事变爆发，“吴克坚系统”截获国民党密电，提前预警党中央，为揭露事件真相争取了宝贵时间。

1942年8月，沈安娜当时的联系人许仲航被捕，与组织的联系中断了。她不得不耐心潜伏，直到1945年8月，按周恩来的指示，吴克坚重新激活了这枚“冷子”。蒋介石在国民党中央常委会上讲到党、政、军、特的关键问题时，常常会对速记员挥一下手，示意下面这段话不要记，速记员就得立刻搁笔。但沈安娜知道，蒋介石不让记录的内容，正是我党需要的情报。于是她把主要内容记在心中，待到休息时跑到厕所里，用速记符号记在纸片上，回家后整理成文字后交给党组织。就这样，“吴克坚系统”获得了许多珍贵的情报。

后来，吴克坚又转战上海，在上海建立起9部秘密电台。在上海三年间，他领导的情报系统无一人被捕，无一电台被毁，被誉为“不败的红色传奇”。他策反国民党军官营救民主人士，获取关键军事情报，为解放战争胜利立下赫赫功勋。

吴克坚的“双线战场”，彰显了爱国情怀的深层意蕴：它不仅是同仇敌忾的呐喊，更是智慧与胆识的结晶，是“团结一切可团结之力”的战略胸怀。爱国不是孤军奋战，而是以最大诚意凝聚共识，以最灵活策略争取胜利。

不折不挠的凛然斗志：

她倒在黎明的曙光中

凛然斗志是红岩精神的锋芒，是革命者在绝境中永不低头的血性。新华日报社翻译胡其芬（化名胡南），用生命书写了这种壮烈的斗志。

胡其芬，祖籍湖南湘潭，1919年出生于北京。父亲胡彦博（荣雅）在北洋政府财政部任职。1929年，胡其芬随全家迁往南京，1931年，考入南京女子中学。“九一八”事变后，她逐步接受进步思想。1938年9月，胡其芬来到重庆，参加了董必武组织的青年团体，并由其堂兄胡叔度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她热情似火地开展地下工作，团结了很多同学在党组织周围。1940年5月，因身份暴露，胡其芬被党组织调至重庆新华日报社工作，协助编辑《新华日报》副刊《妇女之路》，同时在报社资料研究室兼英文翻译。其间，她以笔为剑，呼吁女性解放。

1947年2月，《新华日报》人员撤离重庆，胡其芬奉命继续潜伏重庆，参与《挺进报》的编印工作。1948年4月，由于叛徒出卖，我党在重庆的地下组织被破坏，胡其芬被捕。在狱中，敌人以烙铁烫其脊背，逼问组织名单，她咬紧牙关，只字未吐。其时，胡其芬与江竹筠（江姐）、李青林等被捕的地下党同志关在一起，她们成立狱中党支部，组织难友进行斗争，教难友唱《国际歌》，用牙刷柄在墙壁刻下“失败膏黄土，成功济苍生”。她和曾紫霞一起做看守人员黄茂才和狱医刘石仁的工作，争取到他们的帮助，与外面取得了联系。

随着人民解放军进军重庆的步伐加快，重庆局势愈加恶化。1949年10月至11月间，包括《挺进报》总编陈然、江竹筠在内的数十名同志先后被害。面对越来越险恶的情势，胡其芬写下了那份著名的《最后的报告》：“……又闻所内传说即将结束，除了17人决定释放外，其余还有第三、第四批或将处决，每个人都笼罩着死亡的阴影。蓝先生归来又带给我们一线生的希望。妹，这就全靠你与朋友营救我们的努力了。第三批传命令已下，可能周内办……”这份报告是渣滓洞的革命者们向党组织的最后求救信。《报告》前半部分，列举了反动派的屠杀罪行；后半部分提出了营救建议，包括以公开争取或秘密谈判的方式拖延敌人的处决时间，并希望组织可以派同志到渣滓洞附近的炭厂工作，里应外合，实施越狱。

报告由黄茂才于11月21日冒死带出，因形势异常紧张，直到25日才转到川康特委派驻沙磁区工作组负责人刘康同志的手中。刘康接信后心急如焚，马上写了一封回信，并积极展开营救。

当刘康拿着回信去找黄茂才，请他传递时，黄茂才却因为引起特务怀疑而被遣散离开了重庆，狱中同志与狱外党组织联系的秘密通道就此中断，这封回信再也没能交到胡其芬手中。此时，营救工作还在紧张进行着。短短几天，党组织就召集到武装劫狱的相关人员，并筹集到50两黄金作为劫狱经费。但这时，敌人的屠杀竟提前了！

1949年11月27日，国民党反动派对革命者进行了疯狂大屠杀。当天共计180人遇难，包括年仅30岁的胡其芬。她和战友们倒在了黎明前夜，此刻距重庆解放只有三天！就义前，她将珍藏的钢笔交给难友：“替我交给党，这是最后的党费。”以胡其芬为代表的新华报人的凛然斗志，是红岩精神中最悲壮的注脚。她们的斗争历程向后人证明：真正的战士，即便身陷绝境，仍能以信念为火种，点燃希望之光。

坚贞不屈的浩然正气：

以报纸为号角唤醒民众斗志

浩然正气是红岩精神的脊梁，是革命领袖以人格魅力凝聚人心的力量。周恩来作为《新华日报》的创办者与领导者，将这种正气贯穿于办报全程。

第二次国共合作初期，中国共产党要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合法出版自己的党报，不是想办就办、一谈就成的。《新华日报》的筹备和创办，经历了艰难曲折的斗争过程。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中共中央派出了以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同国民党就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正式谈判。其中“公开办刊”就是谈判的重要内容之一。期间，周恩来等多次与蒋介石进行会谈，经过多轮斗智斗勇，终于冲破国民党阻挠，使《新华日报》获准出版。由于国民党政府有关机构拖延办理《新华日报》注册登记手续，加之当时日军逼近南京，在南京筹办《新华日报》已无可能。1937年10月，报社筹备成员转移到汉口。1937年12月21日，周恩来等人就国共两党关系问题同蒋介石进行会谈，再次提出出版要求，这一次《新华日报》终于获准办理注册出版手续。1938年1月11日，《新华日报》正式发刊，周恩来为创刊号的题词“坚持长期抗战，争取最后胜利”，成为响彻全国的雄壮呼声。

武汉失陷前夕，周恩来安排报馆同志分批次撤往重庆，而他自己却不顾个人安危，于1938年10月24日晚来到报馆，为《新华日报》在武汉出版的最后一期报纸作出安排，并亲自口述社论《告别父老乡亲》。社论郑重宣告：“我们一定要回来的，武汉终究要回到中国人民的手中。”25日凌晨，日军逼进武汉市郊，当天的报纸在最后时刻仅印出几张，印刷工作不得不停止。这批在武汉出版的最后一期、第287号《新华日报》没有留存下来。然而，在周恩来的安排部署下，同日、同号、不同内容的第287号《新华日报》，已于当日凌晨出现在重庆街头。

作为中共南方局书记，周恩来亲自领导了新华日报社的工作，他关心报刊的采编、印刷、出版、发行，亲自撰写、审阅、修改报刊的社论和重要文章。他撰写的108篇24万字社论，篇篇如投枪匕首，揭露顽固派阴谋。1941年2月，国民党宪兵在重庆街头逮捕了《新华日报》报丁，并扣押报纸。周恩来听说此事，立即亲自上门交涉，在寒冷的街头，僵持了近两个小时，最终逼迫宪兵队交还报纸，释放逮捕人员。这件事立即在社会上产生很大反响。

重庆时期，随着全国战略形势逐渐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相持，《新华日报》被赋予巩固与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使命。为打破国民党白色恐怖下的文化沉寂，周恩来推动了“雾季公演”，从1941年10月起，积极引导文艺团体在重庆每年雾季集中开展话剧演出活动，由此开展文化统一战线工作，让文化界人士在活跃的话剧气氛中振作起来，鼓励抗战信心。从1941年10月到1945年，重庆“雾季公演”在日机轰炸的间隙中坚持了4届，共有28个剧社、团、队参加演出，共演出大型话剧110多台。

周恩来等老一辈新华报人的浩然正气，不仅体现在大义凛然的斗争中，更见于细微处的人文关怀中。他们既是运筹帷幄的统帅，又是同甘共苦的战友。这种“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品格，提升了红岩精神的温度与厚度。

（作者单位：新华日报社新华传媒智库）

责任编辑：王秋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