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对资本逻辑的全面超越

现代化是一个自然历史进程，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资本作为以往现代化的主导力量，展开了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全球史，“资本一出现，就标志着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新时代”［1］。工业化、全球化、现代化都是资本逻辑的历史表达。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无一例外都具有资产阶级主导、资本主义性质、表现出资本主义结构特征的共性。资本逻辑纯粹而典型的发展，使西方现代文明不可避免地遭遇了人的异化、财富集中和贫困积累、资本对人的统治不断加剧、生态危机、心理精神问题等各式各样的危机。为了缓解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危机，西方现代化国家在国际关系上，必然表现为国强必霸，威胁世界和平，这些共同构成了当代资本主义的现代文明形态。今天，当我们讨论“既有各国现代化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2］的中国式现代化的时候，呼吁的是一种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道路和文明：一种既没有脱离资本主义现代化已形成的世界历史语境的，又超越了资本逻辑的现代化发展道路；一种消解了资本支配权威，实现人的现代化价值目标的现代化模式；一种克服了西方现代病、彰显人的解放的现代文明。也即，超越资本逻辑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的共同任务。因此，回到资本与现代化关联的历史中客观地审视资本的作用，在资本逻辑中讨论资本规律的“一般”和“特殊”，在资本逻辑结构内超越资本逻辑，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3］的使命，创造超越和扬弃以资本为中心的西方现代化、借鉴和超越西方文明形态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理论前提。

一、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的资本与现代化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既要遵循现代化的一般规律，更要符合本国实际，具有本国特色”，［4］指出了一个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即中国式现代化是遵循现代化一般规律，包含着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基本内涵的人类社会发展普遍的现代化，同时又体现“中国特色”具体的特殊性。因此，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探讨首先要置于现代化的历史语境中，这就需要关注一个前提性的现实问题：资本和现代化的关系。

资本是西方现代化的核心动力。普遍意义上的现代化，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结构性转变，资本作为动力催生了这一转变，并参与了整个过程。起初，由于分工使社会劳动分化了，精神劳动和物质劳动被区分，城市和乡村分离，野蛮向文明、部落向国家、地域局限性向民族转变，城市中资本、人口和生产资料不断集中，为了分配和管理的需要，出现了公共机构，乡村成了城市的附属，资本与土地实现最初的分离。随后，城市发展、行会、城市的联盟主导物质生产过程，为了保护生产及其组织形式，产生了保护城市利益的军事力量。商人资本开始发展，进一步推动了分工和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自然力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5］新资本挤压旧封建的一切，资本带来的社会转型呼之欲出。最后，以英国为引领的资本主义在工场手工业和商业上取得巨大成功，世界市场形成，欧洲从传统社会转型为资本主义社会，这是系统化地从生产方式到交往形式、从社会结构到思想观念的整体转变，“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5］。现实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推动西方社会向现代转型，并在流动性中建构了资本主义社会形态。

资本主义以自由瓦解封建专制，以资本对劳动的控制取而代之。资本推动西方社会向现代转型，理性和自由是其核心精神，但现实中自由和理性却表达为私利和奴役。自由和理性为核心的现代精神瓦解了封建君主专制的权威，“在抽象的个别性以其最高的自由和独立性，以其总体性表现出来的地方，那里被摆脱了的定在，就合乎逻辑地是全部的定在，因此众神也避开世界，对世界漠不关心，并且居住在世界之外”。［6］马克思肯定了资本主义的自由意志、打破一切束缚的独立性，认为这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精神。但封建权威的摧毁，并没有带来人的真正的自由，现实中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劳动的异化。自由自觉的活动是人的类本质，“人是类存在物……因为人把自身当作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来对待”。对象化劳动是人的存在方式，“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的过程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因此，劳动的对象是人的类生活的对象化”，［6］但资本主义的私人占有制使对象化劳动变为维持肉体生存的手段，劳动不再是人的类本质的生命活动，人和自己所生产的劳动产品相分离，人和整个劳动过程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颠倒了。相对应的，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也必须借由异化了的劳动表现出来，这造成了资本主义社会自由精神下人的不自由状态。

资本主义改造了现代化精神，使现代性走向自己的反面。资本为了控制人，使人成为生产的工具，必须将自己的利益描绘成普遍的利益，从而形成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对资本主义精神的集合——意识形态的破魅，需要回到历史和现实中去。从《1844年哲学经济学手稿》 到《德意志意识形态》，再到《<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揭示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规律，以此走向对生产逻辑的批判，脱离了对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异化的道德批判。由于商品生产和分工的普遍化，社会的结构简单和两极化了，社会运行简化为工人生产、资本家剥削和压制工人。为了加深剥削和加强统治，资产阶级将自己的意志描述为普遍的意志，将自己的追求描述为普遍的需求，以自由和理性为核心的现代性成为占有主导地位的社会意识。为了抹杀阶级对立，资产阶级将人类历史的理解置于抽象理性之中。因此，无论是社会生产、社会结构，还是社会的精神都已背离了人冲破封建专制和落后劳动的现代性。在这里，虽然马克思并没有直接指出资本主义和现代化的根本对立，但在理论内容上已经触及资本主义对真正的人的自由的否定，指向了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资本逻辑是推动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和发展的原动力，推动资本主义向现代转型，使资本人格化为资本家，劳动者变成生产的活的工具，劳动资料与劳动对象变成资本再生产的物质条件，同时现代性要求自由的主体——人，变成资本的附庸。也就是说，资本逻辑对现代化的推动和背离同时出现。

二、资本逻辑与西方现代化危机

资本具有逐利本性，如不加以规范和约束，就会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不可估量的危害。因此，要正确地看待资本，科学地驾驭资本，克服资本主义危机形态，走出实现人的现代化的现代化道路，必须理解资本逻辑及其规律。

资本本质决定了其“一般性”特性。资本的本质是资本逻辑的基点，总体上看，资本的本质是特定的生产关系：一方面，资本是在推动资本主义生产发展中形成的、统治一切、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在商品经济中发挥动力作用。另一方面，资本是资本主义生产中的物质性生产要素，包括生产资料等，具有特定的价值形式。两种属性直接相关，物质性生产要素只有被纳入资本增殖过程，才能表现出生产关系形态。也就是说，资本具有双重属性，是价值增殖过程和劳动过程、社会关系和自然关系、社会结构和所有制结构的矛盾和统一。“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后者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独特的社会性质”［7］。资本既具有生产关系属性，又具有生产要素属性，决定了资本在社会形式上必然形成能够满足价值增殖的生产关系，在物质要素上则必然表现为对劳动过程和生产资料的占有，资本的生产关系支配着资本的生产要素。这就带来资本逻辑的“一般性”规律：资本要按照自己的逻辑来安排社会生产和社会结构，使自己在生产关系中占有绝对的统治地位，“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3］。因此，在社会制度上，资本必然要求不受其他的生产关系制约和支配的资本主义制度，资本只按自己的规定来规定自己，形成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化特征：一切的社会关系和制度架构都服务于资本增殖，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也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关系属性决定生产要素属性、价值增殖过程支配劳动过程的二重性。这事实上触及了资本逻辑的核心问题，即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加持下，资本的生产要素才能展现为生产关系，革除了资本属性的生产关系，作为要素的资本自身则不具备转化为生产关系的条件。

资本逻辑及其运行规律导致了其自限性。资本逻辑是资本运动的内在规律和必然趋势，具有自身内在的矛盾、动力机制和发展趋势，通过经济生产的各个环节具体表现出来。资本逻辑内在要求其在自身的结构中运行，资本生产关系要求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追求剩余价值是资本逻辑的核心法则，为了最大限度地追求剩余价值，资本必须支配生产生活的所有方面，将人口和资源转化为生产要素，将社会的所有结构作为资本增殖途径，将扩张和掠夺作为资本增殖的必要手段。资本的绝对统治决定了西方现代化的本质和命运，西方现代化进程中，没有一种力量可以与资本的规则相对抗，最终现代化必然成为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资本增殖支配着社会劳动，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不断集中但生产却日益社会化了，剥削的不断加深导致阶级对抗日益加剧。西方现代化的规律，本质上是资本逻辑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实体化、规则化，其运行的社会现状和以自由为核心的现代文明背道而驰，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呈现出文明成就和异化形式并存的文明样貌。资本变成了双刃剑，既是人类现代化的根本动力，又是西方现代化矛盾的主要根源。

资本逻辑必然导致资本主义发展危机。其一，资本积累的内在要求导致社会的两极分化，“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8］。资本积累导致失去生产资料的过剩人口走向贫困，整个社会两极分化了，社会自身的结构断裂了。其二，资本拜物教普遍发展，物质主义膨胀。资本逻辑将人与人的关系简化为物的关系，由此，资本的物化形态作为利润的来源，其经济权威带来人们对资本的追逐和崇拜，发展出以占有物的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为核心的物质主义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各式各样的唯利主义、生产主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成为意识形态的主要话语。社会发展上，唯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主导了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历史，工具理性代替了上帝，获得绝对地位，人本身的需要在狭隘的物化形式中片面化了。其三，生态危机取代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资本逻辑扭曲了人与自然之间能量转换的循环结构，将自然降为资源和劳动对象，无节制地榨取和滥用，造成资源的过度耗竭和环境破坏。资本逻辑使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发生断裂，过度增长和自然基础的有限脱节，人与自然的统一被割裂。其四，资本逻辑必然引发霸权主义。资本逻辑从传统社会脱胎而来，对内主宰着整个社会，对外则要求以同样的模式主宰整个世界。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揭示了资本推动下的世界历史趋势，资本的全球扩张在国家之间形成了同构性的权力体系和支配结构：城市支配农村，资产阶级民族支配非资产阶级民族，西方支配东方。资本逻辑催生了各式各样的危机形态，共同构成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危机。

三、中国式现代化对资本逻辑的超越及其世界意义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本质规定性上，超越了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老路，走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新路：“我们党领导人民不仅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而且成功走出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些前无古人的创举，破解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诸多难题，摒弃了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两极分化的现代化、物质主义膨胀的现代化、对外扩张掠夺的现代化老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中国式现代化并不否定和抛弃资本，而是超越资本逻辑，合理驾驭资本助推社会主义的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超越资本逻辑的方法论。中国式现代化对资本的生产关系属性进行消解，将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置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支配之下。“资本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生产要素，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规范和引导资本发展，既是一个重大经济问题、也是一个重大政治问题，既是一个重大实践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理论问题，关系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关系改革开放基本国策，关系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关系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必须深化对新的时代条件下我国各类资本及其作用的认识，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发挥其作为重要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9］。受制于社会主义发展处于初级阶段的特殊国情和历史因素等原因，我国所有制形式不可能单一化，而是多种所有制并存，从而形成不同的资本形态。要发挥好不同形态的资本作为重要生产要素的作用，就要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作为主导地位的经济基础下，改变资本的性质和形态，削弱资本生产关系的剥削属性和资本逐利的本性，抑制资本对人的异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资本，遵循社会主义现代化特殊规律，可以发挥其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推动文明发展。操作中，表现为引领国有资本、集体资本、民营资本、外国资本、混合资本等各类资本以不同方式、不同程度服务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