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的正道：兼有学者和革命者的品格

著名哲学家孙伯鍨先生始终致力于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发展，自觉把毕生的学术努力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联系在一起。先生所兼有的学者和革命者品格，不仅是其巨大人格魅力的依托，更是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学术楷模。正如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品格所评价的那样：“这一理论对世界各国社会主义者所具有的不可遏止的吸引力，就在于它把严格的和高度的科学性（它是社会科学的最新成就）同革命性结合起来，并且不仅仅是因为学说的创始人兼有学者和革命家的品质而偶然地结合起来，而是把二者内在地和不可分割地结合在这个理论本身中”［1］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而言，什么叫做学问好、学术水平高？就是要体现马克思主义理论这种兼有学者和革命者的品格。

革命者和学者兼有的品格，源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本性。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但超越了自然科学、实证科学的科学性。它有两个特点：一是真理性与阶级性密不可分。历史真理要解决利益和客观真实的一致性，也就是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统一，就必须解决人类利益的现实性。而现实的人类利益由先进阶级代表、引领，这就是真理性和阶级性的具体统一。由此奠定了以解决现实问题为中心、理论联系实际的方向。二是突破直观性、经验性的辩证思维。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信仰，必须解决从历史走向未来、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经验和超验的科学统一等问题。因此，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不限于是对实证科学及其规律性的认识，而是扩展到对于历史和世界的整体性把握，是以辩证逻辑为基础的客观规律。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是对客观规律和历史逻辑的信仰，从而奠定了立场观点方法对于做学问的决定性意义。研究马克思主义必须防止两种偏向：一是只有结论，没有论证，只讲政治站位、没有知识底蕴的空头政治倾向；二是“去意识形态化”的所谓“纯学术纯文本研究”倾向。

马克思主义的两个特点，必须落脚到人民历史主体论。只有人民主体，才能实现阶级性、真理性的统一，实现经验和超验、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的统一。马克思所说的作为唯物史观出发点的“现实的人”就是现实的人类，也就是人民主体。这其中包含了对于德国古典哲学精髓的吸收。例如，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对黑格尔的评价：在黑格尔的体系中有三个要素：斯宾诺莎的实体、费希特的自我意识以及前两个要素在黑格尔那里的必然充满矛盾的统一，即绝对精神。第一个要素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同人分离的自然。第二个要素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同自然分离的精神。第三个要素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以上两个要素的统一，即现实的人和现实的人类。马克思在这里把“现实的人”和“现实的人类”相平列，确立其历史主体地位。

唯物史观指出，社会生产力在历史发展中起决定作用，生产关系必须围绕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进行变革，而且革命时期群众的历史主动性和创造性的集中体现，也充分证明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和真实主体。但是，在存在了几千年的阶级社会里，人类创造的实际利益总是落入少数剥削者囊中，因而人民的历史主体地位受到质疑。实际上，马克思在解释为什么生产关系及全部社会上层建筑都必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进行变革时，明确指出了人民利益不可抗拒。他说：“人们永远不会放弃他们已经获得的东西，然而这并不是说，他们永远不会放弃他们在其中获得一定生产力的那种社会形式。恰恰相反。为了不致丧失已经取得的成果，为了不致失掉文明的果实，人们在他们的交往［commerce］方式不再适合于既得的生产力时，就不得不改变他们继承下来的一切社会形式”［2］这说明，任何剥削阶级的利益都不至上。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过程其实是和人民利益尽量进行调整的过程；而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其实就是与人民利益已不可调和，当然要被历史所抛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人民的理论，第一次创立了人民实现自身解放的思想体系。”人民解放就是确立人民的历史主体地位。

革命者和学者兼有的品格，取决于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仅停留在理论联系实际层面的一般结论是不够的，必须以对马克思主义的忠诚、对客观规律的坚信为前提。伯恩施坦、戈尔巴乔夫等就是借口历史条件的变化，借口理论“创新”，而背弃了马克思主义。这是极其深刻的历史教训。毛泽东同志曾明确指出，在社会斗争中，代表先进阶级的势力，有时候有些失败，并不是因为思想不正确，而是因为在斗争力量的对比上，先进势力这一方，暂时还不如反动势力那一方，所以暂时失败了，但是以后总有一天会要成功的。毛泽东同志还提出了两个不可抗拒的历史逻辑，即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这就是人民的逻辑，他们也是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

我们之所以始终坚信马克思主义，是因为今天无论具体的历史条件发生了多么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但我们仍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这是我们对马克思主义保持坚定信心、对社会主义保持必胜信念的科学根据。”这就要求我们面对新问题、新挑战，不是放弃马克思主义，而是检视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行在“守正创新”，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

革命者和学者兼有的品格，彰显了自我革命的勇气。对于错误思潮的批判，不仅是责任使然，也是自我超越的主要途径。批判错误思潮从辨识、厘清，确立思想优势，到敢于亮剑，都是一个不断克服小我眼界、不断突破原来学术水平的过程。批判逼迫我们必须正视自己的世界观、方法论，不断地更新知识，不断地开拓学术眼界，不断地回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初心使命。这是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成长之道，是马克思主义学术发展之道，也是孙伯鍨先生兼有学者和革命者品格的磅礴力量之道。

事实表明，“不赶时髦”不是难在“独善其身”，而是难在不惜背负骂名也要亮出自己的观点。因为不愿亮观点与赶时髦的共同之处都是过于注重个人名利，自己所反对的东西其实也是自己的软肋，对错误思潮的斗争实际上是在不断澄清自己思想的过程。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世界的哲学化同时也就是哲学的世界化，哲学的实现同时也就是它的丧失，哲学在其外部所反对的东西就是它自己内在的缺陷。正是在斗争中它本身陷入了它所反对的错误，而且只有当它陷入这些错误时，它才消除掉这些错误。”［3］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的学术水平，应该是学思悟相贯通，知信行相统一；真正的学术创新，是在坚守科学世界观、方法论的前提下，对“真问题”的提炼和深入探讨；真正的学术自由，是不断超越自我，把做学问和做人完美加以统一的努力。这正是孙先生开拓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坚持和创新之道。

参考文献：

［1］列宁.列宁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83.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32—533.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258.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会长）

责任编辑：戴群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