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革命与现代政党政治发展：类型、议题与趋势

摘 要：技术革命是影响现代政党政治的重要变量，不管是对政党自身治理的组织性技术，还是对参与国家治理的物理性技术都产生深远影响。18世纪下半叶的以蒸汽机为标志的技术革命助推现代政党政治的形成，19世纪70年代的电气技术革命畅通政党精英与选民沟通新渠道，20世纪70年代的信息技术革命为政党复兴带来动力，时下的智能技术革命更是加速政党转型升级。在技术革命的助推下，政党沿着精英型政党、大众型政党、全方位型政党、卡特尔型政党，以及“政党-技术-国家”融合的数字化政党不断演进，技术进步不仅制约政党内部的层级结构与组织规模，还影响着社会整合和国家治理的功能与价值。在数字智能技术快速迭代的今天，深入分析技术革命与政党发展的基本图谱，不仅是为总结政党在技术变迁中转型发展的逻辑理路，更多是为反思“技术利维坦”和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研究定式，进而为数字时代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与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益启示。

关键词：技术革命；政党类型；数字化政党；趋势

一、问题的提出：技术革命与政党政治的发展逻辑

纵观人类文明史，技术革命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在深刻变革、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对政党政治产生深远影响。18世纪以来，世界先后爆发四次规模较大的技术革命，分别是蒸汽机革命、电气革命、信息革命和智能革命[1]，政党的诞生与发展恰是这四次技术革命的重要试验场，不论是类型学研究中的精英型政党、大众型政党、全方位型政党、卡特尔型政党[2]，还是当下的数字化政党等都与技术革命有着密切关联。

西方关于技术与政党关联的研究出现在第一次技术革命后，严格意义上的政党政治也形成于这一时期，在蒸汽机技术影响下，交通和通讯方式突飞猛进地推动着交往空间变革，为特定阶层或阶级而谋利益的政党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尤其是“新教中的分裂派”[3]。技术在19世纪70年代发展为第二次革命性进步，新生的电气技术迅速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广播、电讯等为现代政党组织发展提供重要技术支撑，推动“大众型政党”快速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些学者开始反思政党在民主政治中的作用，技术在政治发展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4]，政党也开始向争取更多选民支持的“全方位型政党”[5]转变。20世纪70年代后，以信息化为代表的第三次技术革命给现代政党带来新的场域，一些大党老党在领导国家治理中纷纷开始进行信息化调适，“政党和国家相互渗透和融合，甚至成为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6]。随着21世纪以来技术发展的内在逻辑日益带动组织结构变迁和经济社会发展[7]，人类开始步入数字化伴生的智能时代，西方政党随之开始加强数字化技术应用以维护其地位，向“数字化政党”转型发展渐渐成为政党政治的重要趋势。

国内自清末开放党禁以来，学者们也开始思考国家建设中现代化政党的作用。早期研究者谢彬指出：“政党之产生，一方固须人民具有政治常识，他方尤须政府能循法治轨道。一国政治良否，自专赖夫政党，而政党之主张，亦当以国家为前提。”[8]在近代救亡图存过程中，政党在推动现代化过程中扮演着重要作用，如郭定平所言：“政党是现代化的产物，现代化推动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变迁，产生了一些新的社会和政治集团，并使他们具有较强的政治意识和能力，以实现自己的利益和愿望。”[9]在探索现代化进程中，国内开始建设遍及全国的交通网和通讯网，现代组织活动随之紧密开展，进而发展成为组织健全、力量强大的现代政党。中国共产党正是诞生于现代邮政、印刷报刊、电报通讯等技术变革大潮中，自诞生之日起就重视技术的运用，并在众多政党中扮演引领现代化进程的“先锋队政党”作用。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国家治理范围的扩大及治理事务的复杂性增强，合理运用技术为政党高效整合社会资源、促进社会治理提供了强大支撑[10]。改革开放以来，“科技革命、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变革不仅是政党变革的外因，还是推动政党转型的动力”[11]。可见，马克思主义政党自成立之日起也与技术革命有着密切关联，把技术的运用视为政党发展的重要依托，将技术置位于动态的社会历史发展中，推动政党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发展至今，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不仅成为政党参与国家治理的外部条件和技术工具[12]，还向政党的内部组织生态和运作机制不断地渗透，为政党引领国家现代化范式提供技术支撑。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发现，技术革命是政党政治的分水岭，现代政党从无到有、从个别到普遍，始终与技术的不断发展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技术的显著变革是大党兴起、发展、改革、完善的关键因素之一。随着四次技术革命的发展，技术社会效应的巨量释放，技术进步成为分析和解决政党政治的重要变量。那么，技术革命与政党政治的演进历程是如何展开的？技术的利维坦限度是什么？如何在新一轮技术革命中推动数字化政党发展？围绕以上三个核心关切，本研究试图搭建“政党-技术-国家”分析框架，思考如何应对智能技术革命下政党发展与国家现代化的现实挑战，进而建构国家与社会权力分配相对平衡的数字化政党治理格局。这对于突破政党现代化理论的西方化，把握现代国家建设过程中强大政党的引领逻辑，进而对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和实现党领导“数字中国”整体图景提供价值启示。

二、以蒸汽机为标志的技术革命助推精英型政党政治形成

学术界公认的第一次技术革命是诞生于18世纪下半叶的蒸汽机革命，技术史学家称其为工业化的“机器时代”。在蒸汽机技术带动下，传统手工业日益转向机器大工业，现代交通方式与通讯技术随之快速发展，基于共同政治意愿的社会群体由此快速走上联络、宣传和交往的日程，进而催生出适应资产阶级代议民主需要的精英型政党。

（一）交通技术变革推动精英交往方式发展

19世纪前的政治主要是一种“自发秩序”，民众的交往方式局限于面对面接触和缓慢的人力传送方式，深入农业社会中的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相对单一，政治信息流动受限于小范围物理空间里，广大民众联合的力量很难积累起来。然而，第一次技术革命的快速发展，机器化大生产将生产活动日益集中，颠覆了以家庭为核心的手工业生产模式，工业化生产生活对信息交往和组织模式提供了新载体。1804年，英国出现了第一辆蒸汽机车，随之铁路交通网开始在欧洲大陆建立，这给西方世界带来一场广大范围的交往革命，遍布欧洲的铁路网加速新信息和文化的交换传播，助推现代交往方式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在铁路等交通技术的加持下，城市发展规模和民众交往程度快速发展。生活在此时的马克思、恩格斯深刻意识到铁路对政治发展的重要作用，认为铁路技术促使人的交往方式发生变革，进而“造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求和新的语言”[13]。随着工业生产和交往方式发展，传统的农业社会结构被打破，适应机器大工业的科层化组织能够有效处理复杂的社会问题，可以实现更加敏捷的管理和沟通，并以标准形式进入社会视野，新生的社会阶层开始谋求政治地位，将民众带到区别于传统宗派的有组织的政治活动中，“这种联合不仅仅由于人们的意见一致，更重要的是原则一致”[14]。在交通技术变革的影响下，民主政治蔓延的速度也大大加快，从市中心沿着通达的铁路线向郊外扩展开来，新生的政党不再受限于步行距离的可达性，政党研究者们开始思考党派在社会政治中的功能与作用，以及政党与各类派别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等议题[15]。

（二）现代邮政改革更新组织沟通联络方式

工业化在推动社会发展的同时，也给国家治理本身带来诸多新考验，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在19世纪初带来了第一次经济危机，资产阶级开始意识到在工业领域取得成功的重要性，经济社会发展的压力迫切需要强有力的组织行动和公共政策来解决“整合的危机”。随着铁路等交往方式的普及，日益扩大的民众交往对信息传播提出了新要求，沟通方式问题影响着从代表到党派发展的整个过程，技术革命推动下的交往方式变革亟须建立一个全国范围内的政治信息系统，新生的社会阶层需要通过新的交往方式传递信息、加强联络，这就对全国性的信息传播“后勤技术”提出要求，技术史学家认为这场革命的标志是邮政技术体系的建立[16]。1840年不列颠实行“统一便士邮政”改革，精简传统邮政体系的无效环节，增设大量邮局和邮递人员，把信件邮资降到1便士，为政治信息传递带来极大便利。政治信息有效整合下的民主制度运作，对政党这一联系民众与政府的工具产生深远影响，如共产主义者通讯委员会、西欧和北美的资产阶级早期通讯委员会等类似的组织纷纷开始建立，现代邮政技术日渐成为政治精英和普通民众间沟通的渠道。一些早期党派在参与政权建设和领导民族独立过程中进一步思考政党与技术的关系，对意识形态、身份意识、政治议程及公众意愿等都产生深远影响，民众开始转变为国家治理的参与者，能够服务于这个过程的政治组织就应运而生，早期政党研究者汉密尔顿（Hamilton）、爱德蒙·伯克（Edmund Burke）等开始将研究的重点放在党派的作用、党派与派别的关系等方面。这期间，技术革新不仅推动了资本主义经济的繁荣兴旺，还催生了一支日益壮大的资产阶级力量，这为精英型政党的诞生打下坚实的群众基础和经济基础。

（三）报刊印刷技术助力现代政党观念传播

交通系统和邮政业务发展在民众日常生活中的渗透，也推动现代报刊印刷业的发展，现代印刷技术下的图书、报刊海量传播推动广大民众政治意识日益觉醒，以至于思想史研究者指出，印刷技术对于民族意识觉醒有着重要作用[17]。到19世纪40年代，古登堡的金属活字印刷术在蒸汽机的推动下不断改进，蒸汽轮转印刷机之后出现了铁质印刷机，这不仅促进了知识生产者增加，也因廉价的印刷品革新了政党信息传播的新局面。马克思也意识到报纸在进步思想传播中的巨大作用，于1848年创办《新莱茵报》，印刷这份报纸的新型机器和设备是马克思等人筹集资金购置的，这足以看出当时生活拮据的马克思对现代信息传播技术的重视。回顾马克思、恩格斯的革命生涯，他们大部分著作都是以通讯信件、印刷报刊、时政电报等形式发表的，甚至有西方研究者把他们称为“具有革命性的政治信息工作者”[18]。此外，也能从托克维尔、韦伯、涂尔干等的研究中看到，科层制组织结构也在工业化时期逐渐成型，工业化带来社会组织化，接着市场不再能够充分满足人类的需求，进而需要规模更大、力量更强的组织机器。在技术进步推动下，现代邮局和出版社等共同组建了一个全新的政治通讯系统，现代政党观念和精英型政党开始兴起，新党派可以利用“邮局-报刊”系统在全国范围内与公民联络，欧美国家纷纷在这次技术革命中扮演着政党政治的先行者角色。总之，随着政党信息传播和选民登记信息的印刷，一种全新的政治运作模式正悄然兴起，逐渐与传统社会模式区分开来，也预示着现代民主的大门正被缓缓推开[19]。

三、电气技术革命促进大众型政党政治转型

为摆脱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经济危机和缓解社会矛盾，1870年前后发电机、电动机相继运用到经济社会发展中，人类历史进入了第二次技术革命的“电气时代”。电报电讯、广播、电视等不断迭代升级，促使广大民众进一步突破空间交往阻隔，组织的广度不断加强，精英型政党也开始向大众型政党转变。

（一）电报技术推动政党组织变革

19世纪70年代，以电讯来传送消息的通信方式开始大规模运用，欧洲很多国家和地方都建立起电报通信网络。电报的出现有效消除了信息传播的时空阻隔，随着电波的迅速传输，“电讯立即闪电般地传遍整个大不列颠、各种电报像雪片一般飞来”[20]，政党发展的结构、信息传播的机会和限度都开始改变，这给现代政治组织发展带来了新的挑战，欧美一些国家政党纷纷开始运用电报向民众提供政党与政府的信息，“随着电报技术以及邮政等通讯机构的发展，信息交流变得更好、更快、更便宜”[21]。一方面，电报技术的信息传播功能给政党组织扩张带来很大便利，政党开始通过技术加持自由招募党员，在一个团体内部给它们的领导人以及积极的参加者谋求机会[22]。以电报为基础的新闻媒体推动了报纸行业的商业扩张和成长，政党开始通过电波进行形象传播和政治动员，并通过制度创新进行组织强化，包括动员能力、组织能力等，为壮大党组织提供新的可能。另一方面，政党作为技术社会的组织力量成为动员社会的重要力量，通过不断运用新技术来提升国家和社会治理能力。电气技术的革新推动工业化和信息化的迅猛发展，国家不得不寻求新的公共政策与行动方案来应对，这一过程反过来又促进国家治理能力与新型力量的孕育与成长。这一系列变革为现代政党政府的兴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政党组织和政党动员的图景也随之转变，在美国1860年的政党大选中，共和党把电报信息作为竞选的重要内容，结果群众的政治参与和投票总量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对社会整合起到重要作用。此外，技术进步也促进无产阶级日益走向联合，以社会党、工党和共产党为代表工人阶级政党开始成为世界政治中不可忽视的力量，走上历史舞台。

（二）广播技术推动大型利益集团发展

进入20世纪，广播技术进一步开拓政党联系民众新渠道，第一时间把政党声音带到更广袤的物理空间，一些政党开始思考在国家和社会关系框架内找到自己的位置，纷纷开始通过新的整合沟通技术建立更大的利益联盟。一些政党纷纷把这一媒介运用到组织发展过程中，政党领袖可以不用到街头去演讲，而是通过广播向更多的人扩散自己的声音，从此告别了“火车竞选”和“街头小丑”时代。在技术与社会的双重作用下，西方政党格局日益发生变化，如英国传统的自由党逐渐走向衰落，工党则伴随着社会主义运动和现代技术的发展于1900年成立，以至于有学者将广播技术时代的政党政治视为利益集团系统化的开始，大型利益集团发展的关键在于它能够作为技术变革中的典范，深度融入并引领通信方式的革命性变革之中。随着电话系统的进化、计算机化邮件列表、民调方式等的进步，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及技术产品不断丰富，现代政党能够更加有效地传播信息，也更有利于整合广大民众的诉求和治理国家。20世纪30年代，世界性的经济危机摆在西方政党政府面前，米歇尔斯（Michels）开始反思政党在技术社会中的异化作用，不但对政党寡头化倾向的内在机理作了极富创见的分析，也对西方民主制度的发展前景提出了警示[23]。面对新的治理难题，政党需要新载体整合社会的多重关联，罢工、骚乱、安全、教育等一系列问题变得更加突出，这需要更加有效的政党体制来整合社会资源，充分运用广播技术的“炉边谈话”成为政党应对危机、鼓舞士气的重要形式。新的考验要求专业化政治信息，谢茨施耐德（E.E.Schattschneider）在1942年指出，政党扮演着“民主创造者”的角色，他强调“政党创造了民主，更确切地说，现代民主是政党竞争的副产品”[24]，这期间，政党政治的图景日益多元，政党组织也开始向群众型转变。普通人的政治影响力逐渐提升，加之公民权与选举权的广泛扩展，这些因素共同为现代政党的蓬勃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