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附近”：空间生产与共同体生成

D630A1009-3176（2024）02-068-（15）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综合行政执法改革背景下基层政府条块协同体制机制创新研究”（23CZZ032）、教育部哲学社科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构建高质量社会领域公共服务体系研究”（21JZD034）、雄安新区以智慧城市建设赋能社会治理的内在机理与框架思路研究（XASK20221403）的阶段性成果。

收稿日期：2023-03-31

作者简介：吕俊延  男（1994—  ）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

甘  甜  男（1992—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政府管理学院讲师 硕士生导师 通讯作者

叶  岚  女（1988—  ）上海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副教授

在风险叠加的现代社会中，一个情感关联、利益共融式的社区共同体格局对城市社区善治达成至关重要。既有研究主要从结构、组织和能动者维度解释社区共同体的生成，忽视空间生产对社区共同体生成的重要影响。基于上海市G社区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这一公共空间生产过程案例，深描社区共同体生成的具体过程，探究社区共同体生成的内在机制。研究将空间生产操作化，指出空间生产运作过程内蕴着物理空间、社会空间和情感空间三重生产过程。其中，物理空间生产通过产权关联的机制促成利益共同体生成，社会空间生产通过多方参与机制促成治理共同体生成，精神空间生产则通过认同凝结机制促成情感共同体生成。研究提炼出系统分析空间生产助推社区共同体生成的分析框架，并进一步讨论了中国公共空间生产的治理面向及其对重建“附近”的重要意义。

社区共同体；社区治理；空间生产；加装电梯；重建“附近”

一、问题意识：消失的“附近”与社区共同体生成

在城市化快速推进和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城市社区共同体（以下简称“社区共同体”）发生了结构性变化。特别是户籍制度改革以来，城乡之间人口流动加速，使得社区共同体的异质性显著加剧。在此过程中，“互不相邻”［1］“区而不社”［2］ 等形态的社区共同体日益普遍化，“附近——作为日常互动场所的邻里和工作空间——消失了”［3］ 。随着不确定社会的到来，整个世界呈现出一种消灭“附近”的趋势。每个人都在追逐“远方”，却在不经意间忽视了“附近”的价值。在风险叠加的现代化社会中，关系和睦并兼具情感认同的邻里关系是凝聚共同体意识的力量，也是提升社区治理能力的关键。2022年，上海抗击新冠疫情中邻里互助、“团长”代购等令人印象深刻的现象，更加凸显了后疫情时代打造一个情感关联、利益共融式社区共同体格局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社区共同体的再造是应对社会风险叠加、找回消失“附近”的可行之举。当下，推动社区共同体生成，特别是还原中国传统社区的温情、互助属性，成为当前社区建设和善治达成的重点和难点。

自“单位制”解体后，社区成为中国城市治理的基石。然而，历经三十余年的社区发展与建设，中国的城市社区还未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共同体。这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在公共事务参与上，城市社区常因成员参与意识薄弱、社区内聚力不足而陷入“集体行动难题”［4］；在公共精神凝结上，城市社区内聚力薄弱、邻里关系疏远，进而造成社区公共性的缺失［5］。当下，在经济结构转型、城市开发与更新等因素的影响下，社区信任机制的缺失可能会进一步恶化社区共同体的凝聚程度。以老旧小区加装电梯为例，为了改善老年人出行、提高人民居住品质，上海市政府正式将加装电梯列为本市“民心工程”。由于加装电梯过程存在安全隐患、资金筹集、不同楼层住户权益维护、经济损失补偿等诸多问题［6］，社区矛盾往往由此累积乃至爆发。这对本就“破碎”的社区共同体更是雪上加霜。然而，上海市G社区呈现出一个“反常”现象：原本关系淡漠、情感凝结不足的社区共同体，在加装电梯的互动过程中，非但没有因利益纠葛而崩解，反而明显改善邻里关系，整个楼栋的居民亲如一家。那么，值得追问的是：为什么容易冲击社区居民关系的加装电梯实践反而会促进社区共同体生成？进一步地，如何理解加装电梯这一社区实践？它如何促成社区共同体生成？它对我国城市社区治理可能产生的影响又是什么？

案例研究的独特优势在于系统展现因果机制和过程，而理论最可能案例（Most-likely Case）往往能够基于关键个案（Crucial Case）挑战乃至推翻现有共识，从而拓展和修正理论，促进知识积累［7］。为此，采用案例研究法，并选择上海市G社区作为研究对象，来回答上述研究问题。在调研过程中，课题组捕捉到一个理论最可能案例——X号楼加装电梯后促进了社区共同体生长，并对其进行深描，以探求电梯加装与社区共同体生成的过程机制。换言之，理论上，X号楼加装电梯往往涉及经济利益博弈，社区共同体通常会走向动荡乃至瓦解，而该案例却一反常态，为挑战已有理论认识提供了重要机遇。本文采用半结构式访谈、参与式观察等方法收集一手资料。2020年12月至2021年6月，课题组成员先后对G社区进行实地调研八次、深度访谈三十二场①，受访人群包括街道负责人、居民区党组织书记、居委会主任、业委会主任、物业经理、加装电梯公司代表、楼组长、社区能人、社区居民等，共40余人。课题组成员将历次访谈录音整理成文字稿，并对相关内容进行编码，最终形成近20万字的访谈记录。除了获得上述一手资料，本研究还收集了大量关于加装电梯的内部政策文件、新闻报道素材以及电视栏目访谈等二手资料。这些不同的材料之间可以形成三角互证。

二、文献回顾与分析框架

改革开放四十余年，中国大规模的工业化与城市化，叠加当下的数字化浪潮，使得基层社区共同体“破与立”的问题备受学界关注。从“社区消亡论”“社区适应论”再到“社区解放论”，其探讨的要旨是社区共同体如何在变动的社会中与时俱进。其隐含的假设是，伴随着工业革命对社会的再造，社区共同体形态将从“本质意志”的“共同体”转向“选择意志”的“社会”②。作为共同体概念的重要阐释者，滕尼斯（Ferdinand Tnnies）看到了复杂社会中共同体所发挥的作用，认为其在城市中最大限度内维系着整个有机体的存续［8］。聚焦于中国，当社会发展日新月异，尤其是人均GDP超过一万美元的当下，如何更好地激发社会活力显得尤为重要。基于此，有学者指出当下中国社会的成长呼唤“公共性”的构建，以此实现私人向共同体的演化［9］。聚焦到社区这一场域，社会自发力量的生成则应着力于培育社区共同体［10］。

（一）社区共同体生成：三种解释视角

对于社区共同体如何生成这一问题，不同学者站在各自的立场上提出了不同的视角和观点。归纳起来，既有文献主要从宏观结构、中观组织和微观能动论者三重维度展开探究。

第一，宏观结构论者认为生产方式变革和连接媒介变化会冲击既有的共同体，使其发生结构性转型。工业化、城市化和信息化进程引发城市生活的异质性与流动性，人与人之间团结的纽带也随之转型：一方面，工业化后，社区居民的需求便于从外界获取，而不再仰赖于邻里互惠。城市化又打散人们间的初级关系，并以交往的异地网络取代本地网络［11］。工业化、城市化打散血缘纽带连接的共同体，而人群因市场联系形成利益共同体［12］；另一方面，在信息化的背景下，移动社交媒体的勃兴为弥补社区共同体意识的不足提供新的网络场域［13］。现代城市社区的居民有了更加多元的团结方式，而不再依赖“生于斯、长于斯”的地方性凝结。可见，宏观结构论者不再执念于传统共同体的重塑③，其要么主张以交往的“异地网络”取代“本地网络”，要么着重打造“脱域的共同体”以取而代之［14］。这一观点看到了城市结构变迁下共同体演进的趋势，有利于把握社区共同体演变的宏观背景，但将行动者视为结构的囚徒，而且忽略了社区共同体的培育对于风险叠加的现代社会所具有的积极意义。因此，这一视角自然无法解释为何在结构性要素的冲击下，G社区X号楼反而突破了社区共同体生成的难题，而这正是组织视角试图解答的问题。

第二，中观组织论者将社区共同体的生成寄托于自上而下的组织化助推。区别于西方从二元对立的角度审视国家与社会关系，中国多强调二者的融合共生以及国家对社会的“创制”［15］。从中观层面看，这种自上而下的助推或采取政党组织的引领，或通过组织制度的建设。一方面，社区碎片化、公共性缺失等现状［16］，需要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弥补社区组织力不足的空缺。党建引领通过统合治理［17］、公共性再生产［18］等手段，吸纳居民参与公共事务，从而形塑他们的社区共同体意识。另一方面，社区制度规范可以作为协调个人理性和公共利益冲突的桥梁。对于那些缺乏自组织能力和自治能力的非合作型社会，要想生成社区共同体，需要发展出律例、约束和道德规范等正式或非正式的规则作为“引导程序”［19］。通过确立利益博弈的正式规则，互不相识的居民形成某种需求，并发展出某种团结感［20］。组织论者看到了正式权力的组织和资源优势对社区共同体生成的重要作用，但单纯依赖统一化的自上而下助推可能难以适配多样化的社区治理样态，且很难从根本上激发社区共同体意识所需的内在认同感。因此，如何促使社区居民在合作交往中增加认同感，从而推进共同体生成，需要培养在地性社区能人。在这方面，微观能动视角下的社区能人或精英成为研究中的另一个关键点。

第三，微观能动论者注意到能动者在自下而上培植社区共同体中的作用，并侧重于分析社区能人在共同体生成过程中的引领作用。在能动论者看来，有的社区之所以在既有结构约束下可以突破其束缚，进而凝结共同体意识，是因为关键行动者发挥了重要的引领作用。在冲破结构的束缚过程之中，能人往往承担了集体行动的初始成本［21］，因而在社区共同体培育中是不可或缺的力量。与西方注重正式制度的规范相异，中国情境下社区共同体的组织与培育是在特定的社会关系特质中进行的。民间领袖或者社区精英的存在，为既定关系网中共同体的组织化提供了原始动力［22］。能动论者不将视野局限于结构性的制约因素，而是旨在探索促进社区共同体生成的行动者要素。然而，能动论者没有阐明：在社区能人缺乏的环境中，如何促发社区关联性活动？能人是既存的，还是事件触发的？单单凭借能人就能推进共同体的生成吗？可见，虽然社区能人在共同体培育中起关键作用，但挖掘社区能人与其他治理主体联结的动因，并对其在社区共同生成过程中如何行动进行“深描”，仍需要进一步明晰。

（二）空间维度的“隐没”：空间生产与共同体生成

宏观结构、中观组织抑或微观能动视角，都对解释社区共同体生成提供了启发。但遗憾的是，它们却无法完全解释电梯加装与社区共同体生成之间的关系。究其原因，这三种视角都默认促进社区共同体生成的实践发生于某种同质、静态的公共空间中，并在此基础上去观察和分析共同体的生产过程。然而，公共空间并非隐形的、静态的存在之物，还具有显性的、动态的生产属性。在本质上，社会行动都是一种空间实践活动。任何社会活动都无法脱域地展开，而是需要依托一定的空间场所［23］。空间通常扮演着社会互动出现（Meeting）和人际关系构建（Mating）的“支点”［24］。因此，社区不会自发地形成具有认同、归属性质的共同体，自上而下的组织助推与自下而上的能人撬动都发生在空间生产的过程之中。作为凝结社会关系的空间具有显著的“空间性”［25］，其生成于具体实践，又对后续实践产生影响。从本质上来说，老旧小区加装电梯，不仅是一种客观的实践行为，还是重要的空间生产形式。既有研究多将老旧小区加装电梯作为集体行动过程，考察社会资本因素［26］、政府政策介入［27］等对加装电梯的影响。本文则从空间生产的视角出发，审视加装电梯这一空间生产的过程对既有社会结构（社区共同体）的影响。因此，本文的研究问题可以进一步凝练为：空间生产与社区共同体生成的关系是什么？如果空间生产能促进社区共同体的生成，那么具体过程是怎样的？其内在的因果机制又是什么？

传统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生产维度主要指向物质产品，而空间仅仅是物质生产的器皿和媒介。与之相对，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创造性地提出了空间生产理论。这里的空间生产不仅仅是城市广场、社区公园等显著的空间生产现象，还包括社会关系与经济关系等抽象维度的生产［28］。社区公共空间作为物理空间与社会空间的结合，其营造的过程既是一种物理空间的生产，更是一种社会关系的生产［29］。有学者将这种二元生产关系概括为“社会空间辩证法”④（Socio-spatial Dialectic）。社区内公共空间是居民间联系发生的场域［30］。在其中，异质的身份、互不相邻的关系在此发生交互，公共空间可作为“社会容器”生成彼此间利益凝结的纽带⑤。关于空间生产与社会培育的关系，大致可概括为空间彰显着社会关系的样态，同时又会对社会关系进行再生产［31］。但也有文献对公共空间生产是否能直接供给包容差异的社会交往和共识机制提出了质疑。因此，需要进一步探究何种因素的叠加使得空间生产助推了社区共同体的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