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文化领导权的政党叙事与行动逻辑

摘要：文化领导权事关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事关民族凝聚力、向心力的聚散分合，事关党的思想宣传文化工作的功能成效。从政党叙事层面来看，党的文化领导权在价值、议题、制度与行动等层面凸显出鲜明特质：就价值趋向而言，党的文化领导权并非文化霸权，而是巩固权威与活力激发的统一体，“从马克思到当代”的思想史积淀奠定了政党引领文化发展的权力逻辑。就议题构成来讲，文化领导权涉及主体力量、权力内容、发展理念、目标要义等结构维度，集中回应了“谁来领导”“领导什么”“为谁领导”“为何领导”等问题要件。就制度框架来说，文化领导权的巩固，内在要求构建一整套系统完备、科学规范的制度框架。就行动机理而论，新时代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必须坚持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指引，在“两个结合”中守正创新，赋予人民群众以文化主体地位，树立自信自强的文明心态。

关键词：文化领导权；习近平文化思想；党的领导；意识形态；文化建设

一、问题的提出与分析框架

2023年6月，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提出“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1]的命题，并明确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是担负新的文化使命的政治保证。2023年10月，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上提出“七个着力”的新要求，为准确理解与坚决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重要遵循。其中，“着力加强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摆在“七个着力”之首，体现出党对新时代文化建设规律的深刻认识，深化了无产阶级政党文化领导权的理论内涵，展示出政党引领文化发展的崭新篇章。文化领导权事关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事关民族凝聚力、向心力的聚散分合，事关党的思想宣传文化工作的功能成效。如何理解文化领导权的价值意涵，何以廓清新时代文化领导权的基本内容，怎样建构党的文化领导权的制度规范，以何举措推进党的文化领导权的具体落实，都构成了深刻理解与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所必须回答的问题。

通过梳理已有研究可以发现，当前对于文化领导权的研究主要有三种逻辑进路，呈现出理论思辨研究、历史经验研究、现实路径研究的视角分野。

一是关于文化领导权的理论资源及思想史意涵研究。文化领导权理论的发展流变，体现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脉络之中，并呈现出谁来掌权、掌什么权、为何掌权的三大问题域。无产阶级政党文化领导权的出场，来源于马克思文化观对于资本主义文化生产方式的批判，以及对无产阶级文化建设的原则规定[2]，并经由列宁在革命实践中的发展而实现现实性转化[3]，而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之一葛兰西（Antonio Gramsci）对文化领导权的深刻反思与阐述也形成了比较完备的可资借鉴的理论形态[4]。由此，理论与思想史研究进路通过对概念厘清、流派交锋以及文本比较的重视，从宏观上较为完整地构建出从“领导权”到“文化领导权”的思想史图谱，但还需从整体性、本体化的视角切入，加强理论研究的现实性转化。

二是关于文化领导权的历史遗产及其经验审视研究。中国共产党登上历史舞台后，始终将文化工作摆在重要位置，致力于加强对文化工作的全面领导，重新阐明了文化领导权的现实意涵。不少研究从历史实践梳理和话语变迁梳理入手，旨在廓清文化领导权的“变”与“不变”。就前者而言，部分研究基于大历史视野，对于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的历程进行系统回顾，尤其对延安时期[5]党对于文化领导权的探索实践较为关注，并指出坚持和巩固党的文化领导权是思想文化战线的实践主轴[6]。就后者来说，部分研究从话语分析角度出发，将文化领导权置于中国近现代革命话语的形成脉络中加以审视[7]，突出文化领导权的政治内涵，强调文化领导权是以政治和文化阶层疏离分流趋势为基础，并着重阐释了20世纪中国政治实践曾创造出的在政教分流基础上争取文化领导权的行动方式[8]。通过话语批判和历史溯源的研究路径，中国情境下的文化领导权话语内涵不断丰富，作用面也日趋多元[9]。这就要求我们在把握文化领导权的历史及其经验全貌的基础上，进一步关切新时代文化领导权的现实形态。

三是关于文化领导权的现实政治逻辑及其巩固进路研究。在理论定位上，当前研究多从党和国家的重要文献文本出发，强调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是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事[10]，将文化领导权理论作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内容，明确其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体现出中国共产党对文化建设的规律性认识和战略性部署[11]。在实践进路上，当前研究多从“问题对策”式研究范式出发[12]，基于当下党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环境的复杂性、艰巨性和多变性特征，系统梳理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的实践进路，强调坚持人民至上[13]、完善文化制度[14]、弘扬斗争精神[15]、巩固技术支撑[16]等具体路径对于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的重要作用。总的来看，这一研究路径具有典型的政党中心主义研究色彩，反映了党领导一切的价值取向，但是还需要具体分析其中的逻辑内涵。

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坚持文化领导权富有新的时代内涵。作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领导权不仅与意识形态安全相连，更与新时代党的文化使命相通，呈现出深刻的政党逻辑与战略意涵。基于此，对新时代党的文化领导权的分析拟从“理论—议题—制度—行动”四个维度出发，探察党的文化领导权所蕴含的政党叙事，进一步建构出新时代文化领导权的政党逻辑图式。具体而言，文化领导权的政党逻辑具有四重分析面向：一是在无产阶级政党文化领导权的思想史积淀中，明确政党在文化领导权中的角色扮演；二是扭住新时代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的政治理由，呈现新时代党的文化领导权的核心议题；三是结合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制度创新，梳理党的文化领导权的制度支撑；四是将党的文化领导权定位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创新标识，明确新时代巩固党的文化领导权的行动锚定。总体来看，新时代党的文化领导权深化了无产阶级政党引领文化发展的新篇章，在道理学理哲理上作出了原创性贡献。综上，基于“价值—议题—制度—实践”的总体性分析框架，探究新时代文化领导权的政党叙事与行动逻辑，不仅具有必要性，而且具备可行性。

二、文化领导权的价值积淀

从整体性的视角来看，马克思主义对文化领导权的深化认识，奠定了政党引领文化发展的理论根基。葛兰西从多重角度进一步阐释了文化领导权的理论价值，为认识文化领导权提供了新的思路。苏联共产党对于文化领导权的探索实践为正确认识文化领导权提供了反思借鉴。因此，从文化领导权的理论梳理过程中，可以看出政党引领文化发展的权力逻辑，也为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提供了理论价值思考。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文化领导权的理论诠释

尽管马克思恩格斯并未直接表述文化领导权的概念，但在其文化思想的诸多论述中，已然蕴含着文化领导权的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语境下，理解无产阶级政党领导文化发展的行动逻辑需回到文化的本质。一是在思考文化本质中廓清文化领导权的实质意涵。文化作为人自由、有意识的实践活动产物，同时也是能动改造社会的基础。正如马克思所说：“劳动是一切财富和一切文化的源泉。”[17]文化领导权作为人的文化实践活动，具有鲜明的社会性。二是在关于文化发展的思考中明确文化领导权的价值指向。文化的本质决定了以文化人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核心立场，人既是文化的主体，也是文化的目的。恩格斯指出：“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18]这既体现出文化对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的重要作用，也指明了文化领导权的最终归属。三是直接论述无产阶级政党领导文化的属性与路径。马克思恩格斯将文化5领导权的思考扩展到阶级之间的统治或者控制，并指出思想领导是每一个时代的重要工作，内含着文化领导权的意蕴。而对于如何掌握文化领导权，马克思恩格斯一方面提出“文化斗争”，在进行文化斗争的时候，“提醒自由主义者记住他们的旧口号”[19]。也就是说，无产阶级在进行自身解放时，不仅要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斗争，还要进行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统治的文化斗争。另一方面，马克思还认识到“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20]。这就要求无产阶级政党通过掌握科学理论启发无产阶级，使其由自在的阶级转变为自为的阶级，以凝聚力量实现自身的彻底解放。

列宁从俄国具体实际出发指导革命实践活动，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的重要作用，特别强调“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21]。因此，他要求无产阶级必须通过各种途径传播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以此来增强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和政治意识。同时，列宁认识到工人阶级内部不会自发产生先进理论，而这就需要“把社会主义思想和政治自觉性灌输到无产阶级群众中去”[22]。通过这种方式，工人阶级能够深入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提升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提出“文化革命”论，强调加强无产阶级政党的文化建设。尤其是面对资产阶级对意识形态领域的侵蚀，他指出“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任何轻视和任何脱离，都意味着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加强”[23]，进而明确了做好意识形态工作必须牢牢把握文化领导权的实践要求。

（二）苏共对文化领导权的选择流变

无产阶级政党的文化领导权事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衰成败。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以实现共产主义为目标的执政党，苏联共产党在其建党93年、执政74年的兴亡史中，展开了对马克思主义文化领导权的第一次伟大实践，并呈现出从“探索—建立—偏离—丧失”的曲折进程[24]。1924年列宁逝世以后，苏联共产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制度安排日趋刚化，其通过建立一整套行政化、集中化、官僚化的领导体制机制，助推了思想宣传领域的形式主义、教条主义、实用主义盛行。囿于高度集权的命令式文化领导体制的弊端，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后，开始尝试冲破日益僵化的文化领导权结构，在理论内容上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发生转变[25]，以致实践行动上丧失了巩固和维护无产阶级政党文化领导权的主动性。理论与实践的双重转向实际是对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放弃，这也成为苏东剧变、苏联解体、苏共亡党的重要原因。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曾深刻总结的：“苏联为什么解体？苏共为什么垮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十分激烈，全面否定苏联历史、苏共历史，否定列宁，否定斯大林，搞历史虚无主义，思想搞乱了。”[26]苏共对文化领导权的选择流变，在“领导方向”和“领导形式”上走上歧途，为中国共产党提供了诸多反思借鉴。其一，在领导形式上，高度集中的文化领导体制，会造成文化领导权的脆弱性。只有实现方向引领与活力激发的统一，才能有效避免文化领导体制的僵化。其二，在领导方向上，要牢牢坚持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与制度方向。历史和实践证明，一国政权的瓦解，往往从文化领导权的丧失开始。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不可动摇无产阶级政党的文化领导权，否则必定将党和国家引向一条改旗易帜的不归路。

（三）葛兰西对文化领导权的多维探析

葛兰西通过反思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变化，寻找适用于西方的革命战略。葛兰西从国家、文化、市民社会的关系出发，明确提出“文化领导权”概念，深刻论证了文化领导权对建立和巩固政权的重要性，客观完成了其对意识形态问题研究的文化转向。葛兰西尤为关注“国家”的意义，认为“国家在特定时代的语言和文化中所呈现的两种形式，一是市民社会，二是政治社会”[27]。国家作为一种“积极文化的因素”，能够创造新的文明、新的人类和新的公民，“在政治社会的外衣下建设环环相扣的复杂市民社会，使个人达到自治，但又不至于与政治社会发生冲突，相反却成为它的正常延续和有机补充”[28]。在此基础上，葛兰西把“市民社会”理解为一种权力关系，这种关系存在于国家机关、社会组织等上层建筑中，依靠这种上层建筑关系最终能够实现社会的自治，即市民社会扮演着承上启下的社会“中介”角色。文化领导权的夺取是以市民社会是否“同意”为前提，这也表明了市民社会的重要性。对于文化领导权的主体构成，葛兰西还特别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认为在意识形态上同化和征服传统的知识分子转为有机的知识分子是统治集团争取统治地位的重要特征之一。有机知识分子是统治阶级的“代理人”，行使“社会霸权和政治统治的下级职能”[29]，并能发挥“政治智识”上的能力优势，帮助统治集团文化合法化即建立文化领导权。在此基础上，葛兰西强调无产阶级革命要在赢得政权之前开始掌握政治和文化上的领导权，即“统治”和“智识与道德的领导权”。葛兰西之后，与其立场相同的学者不同于葛兰西从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相结合的视角关注文化领导权的双重实践，而是更倾向于文化或意识形态的本身问题，稍许偏离葛兰西的本意。总的来看，葛兰西从国家意识形态角度论证了文化领导权的核心要义，对无产阶级夺取和巩固国家政权提供了可行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