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度关联与有效治理：社区共同体建构的逻辑

摘  要：理想的社区共同体应体现广泛的公共参与，确保每位成员的声音得到充分尊重。当社区治理由少数成员主导时，其合法性与有效性便受到质疑。以S市为例，采用纵向民族志方法探讨如何解决这一问题。2021年之前，S市的关键社区决策常由少数成员单方面决定。2021年之后，通过将协商民主与社会工作方法相结合，社区开始整合全过程人民民主与生命政治的理论框架，以适度关联为中介，不仅提升了社区成员的广泛参与，还确保了社区成员在决策过程中的生命相关权益得到保障和维护，从而推动社区治理向最优解发展。通过适度关联迈向有效治理是社区共同体建构的关键逻辑。

关键词：适度关联；有效治理；社区共同体；全过程人民民主；生命政治

中图分类号：D66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176（2024）05-016-（14）

本文系2023年度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博士和培育项目“积极老龄化视角下老年抑郁群体社会融合有效性评价及提升路径研究”（2023BS080）的阶段性成果。

收稿日期：2024-02-28

作者简介：张煜婕  女（1993-  ）重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

一、问题提出

“基层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社会治理的重心必须落到城乡社区”［1］。社区作为现代社会治理的基础单元，其运作直接影响居民的日常生活及社会稳定，“社区服务和管理能力强了，社会治理的基础就实了”。随着城市化的深入推进，社区成员的异质性日益增强［2］，这使得社区成员之间的适度关联显得尤为重要。所谓适度关联，是指社区成员之间形成既能促进资源共享、社会支持与决策参与，又能避免个体主体性的丧失的关系网络。适度关联在维持社会秩序和促进民主参与方面具有双重意义：它既防止了过于紧密的关联可能引发的排他性，也避免了过于松散的关联可能导致的社区功能衰退。通过实现适度关联，社区不仅能维持其内部结构的稳定，也能在更广泛的社会治理体系中发挥基础作用。

然而，当前社区关联常呈现出二元结构，体现了沉默的螺旋理论（Spiral of Silence Theory）［3］的实际影响：一方面，少数掌握关键资源的社区核心成员通过频繁参与社区活动，形成紧密关联，逐渐把控社区决策的主导权；另一方面，大多数非核心社区成员由于缺乏足够的时间，几乎从不参与社区活动，关联松散，在社区决策中极少表达自己的意见。当这些非核心成员察觉到自己的意见与核心成员意见不一致时，他们可能会选择沉默，不参与公共讨论。于是，核心成员的意见便成为社区中的主导声音，社区决策无法真实反映所有社区成员的需求［4］，这就导致决策合法性与有效性面临极大质疑，对于“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5］的构想形成严重挑战。

社区关联的二元结构与社区参与的方式密切相关。传统的社区参与方式主要体现为少数核心成员闭门协商。这种做法虽然可以提高决策效率，却也导致社区关系网络中诸多结构洞的形成。结构洞指的是关系网络中各个节点之间的隔阂［6］。这也意味着，传统的社区参与方式容易引发社区核心成员与非核心成员之间的隔阂，阻碍信息的均等流通。核心成员通过选择性的信息披露，使得社区中的非核心成员无法有效地监督决策过程，不利于其评估决策的合理性，从而降低了对决策结果的信任。

作为中国社区治理的先锋城市，S市通过融合协商民主技术［7］与社会工作方法［8］，推动了社区参与方式的创新。该方式旨在构建“桥接”式的结构洞节点［9］，以促进核心成员与非核心成员之间的信息流通。协商民主不仅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落实提供了可行路径，而且通过社会工作的介入，确保这一过程不仅反映核心成员的意见，也能保障和维护那些可能陷于沉默的螺旋的非核心成员的生命相关权益，从而让社区决策过程更加公正。

S市的社区共同体建构实践展现了全过程人民民主与生命政治这两种理念何以相辅相成，通过适度关联机制的中介作用，共同促进了社区的有效民主治理。这表明，S市创新的社区参与方式突破了少数核心成员闭门协商的局限，削弱了沉默的螺旋效应，使更多非核心成员能够参与社区决策。此外，这种参与方式在面对社区成员流动、居委会换届及社会组织变动等挑战时，展现了良好的稳定性。这一点凸显了适度关联机制在维护社区有效治理中的重要性。通过分析S市在社区共同体建构中的具体实践，本研究不仅为现代社区治理提供新的学术视角，也为未来社区共同体的建构提供有益参考。

二、文献综述与分析框架

（一）共同体的发生学——社区关系网络的再中心化机制

自20世纪后期以来，学界对社区关系网络再中心化机制的研究日益深入。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Putnam）在其著作《独自打保龄：美国社区的衰落与复兴》（Bowling Alone： 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中探讨了自二十世纪中叶以来美国社区公共参与的演变［10］。帕特南不仅关注到社区社会资本的整体衰退，而且分析了这种衰退何以影响社区功能，提供了理解社区关系网络再中心化机制的有力框架。他指出，在社区社会资本衰退的背景下，社区关系网络倾向于重新配置：核心成员之间的联系变得更加紧密，而非核心成员的联系则可能变得更加松散。这种变化通常导致社区资源从分散状态向具有较强组织能力的核心成员集中。这种再中心化被视为社区应对社会资本衰退的一种适应性策略，旨在通过集中有限资源来维持社区的基本功能。

社区社会资本的衰退和社区关系网络的再中心化对社区民主治理构成严峻挑战。一方面，社区社会资本的衰退削弱了广泛的社区成员间的相互信任，而这种信任是民主治理的基础。在缺乏信任的环境中，社区成员对公共事务的参与意愿会显著减弱［11］，从而削弱民主治理结构的效能。另一方面，社区关系网络的再中心化导致决策权力高度集中于少数社区核心成员手中，这在短期内或许能提高决策效率，但从长远来看，这种权力集中将严重侵蚀民主治理的核心价值原则，如参与的平等性和决策的代表性［12］，进而削弱社区成员对民主治理过程的信任，影响决策效力。

在此基础上，探讨社区关系网络再中心化机制时，有必要融入对共同体发生学的深入考察。社区共同体的发生学揭示了社区中权力动态的本质变化［13］。在去中心化的社区关系网络中，共识是维持社区秩序的核心原则，通过广泛的社区成员参与决策，确保决策过程的民主性［14］。然而，在再中心化的过程中，权力往往从广泛的社区成员手中集中到少数核心成员手中，这些核心成员在社区关系网络中扮演关键角色，逐步掌握社区决策的实际控制权，从而挑战民主治理的基本原则，如透明性、平等性和包容性［15］。

在此背景下，学者们面临的挑战是如何通过优化社区参与方式，在社区共同体建构中有效地桥接少数核心成员与广泛社区成员之间的结构洞，以促进真正的民主治理。尽管社区内部不断涌现的协商民主活动似乎承载着民主治理的希望，但在实际操作中却暴露出一系列问题。随着这些活动的推进，少数核心成员的权力逐渐集中，这种权力集中实际上与民主治理的初衷相悖。理论上，协商民主被认为是有效的社区关系网络去中心化机制，可以通过广泛的公共参与来减少权力不平等。然而，实际中的协商民主活动常常受到现有权力结构的影响，核心成员的决策过程往往趋向于维护现有权力关系［16］，而非推动民主治理。这不仅揭示了协商民主在实践中的局限性，也反映了权力再生产的复杂性，即如何在推广民主治理的同时防止权力过于集中。

进一步分析显示，协商民主未能实现去中心化的主要原因在于缺乏独立实体来扮演中介角色，负责在不同利益群体之间进行边界工作［17］。在现行的协商民主活动中，核心成员常通过设置参与门槛，如专业知识要求，来维护自身利益，从而限制非核心成员的参与［18］。这种做法不仅加剧了权力的集中，还可能促成以私人利益为导向的治理模式。虽然社区共同体在制定规则、提供服务以及决策过程中掌握了重要的社会权力，但这种权力的运用并未能充分反映社区的多元需求，使得社区的民主治理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

（二）共同体的两大支柱——全过程人民民主与生命政治

在当代中国政治理论的讨论中，全过程人民民主和生命政治被视为共同体建构的两大支柱。全过程人民民主深化了政治参与的理念，强调在政策制定的各个阶段中实现广泛的公共参与［19］。这种民主形态结合了传统代表民主的元素，如人民代表大会系统的选举，并引入了包括社区协商民主在内的多样参与机制［20］。这种民主形态不仅突出了民主的普及性，还旨在决策过程中整合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声音，全面体现民众的意志。

生命政治则被视为对民众生命权益的全面保障与维护。这一理念源自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生物权力”概念。福柯将其定义为政府通过规范个体的生命历程来影响人口整体的生物福祉［21］。在中国的政治语境中，生命政治融合了马克思政治哲学的视角，专注于生命相关权益，探索一种旨在促进个体生命自我实现的政治哲学［22］。作为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理念，生命政治不仅体现了对民众生活的全方位、多层次关怀，还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念中对人的全面发展及社会和谐稳定的追求。

尽管全过程人民民主与生命政治关注的焦点各异，但二者共同构建了一个涉及社区参与的综合性框架。这一框架在理论上提供了一个多维视角，以审视社区关系网络中存在的结构性缺陷，尤其是“结构洞”问题。全过程人民民主强调在决策的每一步都需要实现广泛的公共参与。这种自下而上的参与模式能够有效地识别并弥合社区关系网络中的“结构洞”。此外，这种广泛的公共参与能够平衡决策过程中不同利益的权重，防止资源配置的偏颇［23］。生命政治专注于决策过程中保障和维护个体生命相关的权益，强调通过关注每位社区成员的生命福祉来增强社区的凝聚力，有助于纠正由于忽视某些成员需求而引发的社区结构性缺陷［24］。

（三）共同体建构的分析框架：适度关联与有效治理

在社区共同体建构过程中，全过程人民民主与生命政治共同构成治理结构的基础支柱。在这一框架下，社区关系网络的适度关联扮演至关重要的中介角色，通过平衡紧密联系（强联系）和松散联系（弱联系）［25］，提升社区民主治理的有效性。在社区中，强联系通常在核心成员之间形成，有助于维持长期的信任。然而，若社区过分依赖这些强联系，可能会限制决策的代表性。因此，一个理想的社区关系网络应当融入适量的弱联系。这些弱联系充当沟通桥梁，弥合社区关系网络中的结构洞，确保决策过程的广泛参与，从而提升整体的治理效果。

尽管存在理想化的社区共同体建构模型，实际中常见的却是“弱参与均衡”现象。这种均衡主要表现为在非强制性规范下的短期参与、基于半熟人社会的表层互动，以及在有限互惠网络中的低动力参与［26］。这种弱参与均衡加剧了社区关系网络的再中心化趋势，阻碍了社区成员之间的广泛交流，严重威胁社区民主治理的有效性。在少数核心成员间紧密联系的“局部紧密的社区共同体”中，这些问题更加突出，社区社会资本的持续衰退最终可能导致社区功能的退化。

在全过程人民民主和生命政治的框架下，适度关联的核心价值在于确保广泛的社区成员的具体需求在决策过程中得到真实反映。缺少这种关联意味着有效的社区参与机制的缺失，使全过程人民民主退化为仅表面上的征询，而非深层次的参与。在这种情况下，决策过程无法准确把握社区成员的真实需求，不仅降低了决策的实际效用，还可能削弱社区成员对决策过程的信任。此外，缺少适度关联使社区决策制定者难以全面了解成员对于生命相关权益的诉求，导致个体生命相关权益被忽视，难以制定出真正符合广泛的社区成员期待的决策。为了进一步验证并丰富当前的理论框架，本研究将采用纵向民族志方法，通过对S市的详细分析，探索适度关联在实际社区治理中的作用，为提高治理有效性提供更深入的洞察。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纵向民族志（Longitudinal Ethnography）方法，旨在深入探讨具有不同社会与经济背景的四个社区中的共同体建构过程。研究自2021年6月启动，已持续三年，旨在捕捉并分析社区共同体建构的内在逻辑。在研究的第二年，研究者作为P社会组织（社会工作机构）的实习生，深度参与了社区的民主治理活动。这一经历极大地促进了研究者与社区居民之间的信任建立，为深度收集数据打下了坚实基础。得益于这种信任关系，居民们更愿意分享他们的真实想法，使研究者能够更准确地理解社区关系网络的微妙动态。在研究的第一年和第三年，研究者持续对指定社区进行定期回访，运用半结构化的访谈技术和非正式的日常交流，系统地记录这些社区中的关键变化。在研究过程中，特别关注社区成员之间的互动模式，以期从微观层面解释人际关系在社区共同体建构过程中如何塑造社区生活的具体面貌和内在质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