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质生产力”概念的唯物史观镜像

摘  要：新质生产力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大理论概念。它有深刻的唯物史观渊源。马克思赋予生产力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基础地位。就科技运用催生新质生产力而言，这相对地体现在生产力在社会形态的更替中不断更新，绝对地体现在科学技术创造了颠覆传统生产方式的现代生产力。就劳动分工推动新质生产力而言，马克思指出企业内部分工产生出不同于个人劳动生产力的社会力量，而社会分工构成生产力新发展、新应用的杠杆。就社会形式规定新质生产力而言，新的生产关系不仅规定生产力发展的社会性质，还制约生产力运用的不同限度。这些论述，为深入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必须培育未来产业、必须全面深化改革的论述提供了理论参照。

关键词：新质生产力；科学技术；劳动分工；社会关系；唯物史观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生产力社会形式与共同富裕前提的哲学研究”（21CZX012）的阶段性成果。

收稿日期：2024-03-26

中图分类号：B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176（2024）06-017-（09）

“新质生产力”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大理论概念。目前的研究多聚焦在“新质生产力”的当代理论建构和实践应用方面，在理论建构方面又侧重于“生产力要素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质生产力“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1］。这里关涉新质生产力的“发生论”：“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三个层面完整地构成“发生论”的基本架构，从而集中映现出马克思关于生产力发展论述的三个规定。新质生产力“由技术革命性突破”来推动反映出马克思关于科技对生产力革命作用的强调；新质生产力由“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牵涉到马克思对劳动分工的分析；新质生产力要求“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则折射出马克思关于生产关系作用的观照。要深刻理解“新质生产力”概念不能离开唯物史观的根基。回溯马克思的相关论述，对理解“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内涵具有不可替代的参照作用，对于把握“新质生产力”的唯物史观根据具有重要意义。

一、唯物史观向度中的生产力“发生论”

“生产力是推动社会进步最活跃、最革命的要素。”［2］生产力是唯物史观的基本范畴。马克思将生产力锚定在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过程内，赋予生产力对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地位。正是马克思对生产力范畴内涵的科学筹划，使唯物史观得以证成。唯物史观之所以“唯物”，乃在于人为了维持自身，务必持续不断地同自然发生物质变换，即进行物质生活的生产，物质生产作为根据支撑起人的物质生活；为此，人必须具有“力量”改造自然，同自然“斗争”。这里的“力量”，便是生产力。唯物史观之所以“历史”，乃在于人与自然的交互是持续变化的，从而人与人的关系是不断发展的。变化的基础和发展的根据便是“生产力”。不同于唯心史观用上帝意志、个人意图作为历史图景的最终解释原则，唯物史观把生产力作为社会存在、历史发展的基石和动力，认为“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3］。这样唯物主义才第一次在历史领域落地生根。唯物史观与生产力理论不离不异。

需要指出，生产力范畴并非天然是唯物史观概念。在马克思以前，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工艺学家便开始使用生产力范畴，如斯密（Adam Smith）《国富论》的“劳动生产力”、萨伊（Jean-Baptiste Say）《论政治经济学》的“自然生产力”、舒尔茨（Friedrich Wilhelm Schulz）《生产运动》的生产力概念等等。马克思对生产力概念的最初使用可见于《巴黎手稿》。此一时期，恩格斯对生产力异化的批判、李斯特（Friedrich List）对生产能力的鼓吹、尤尔（Andrew Ure）对生产力消极后果的揭露都对马克思锻造其生产力概念起到了重要作用［4］。直到《德意志意识形态》，“我们在马克思新历史话语中第一次遭遇生产力这个重要规定”［5］。生产力被摆置在架构起人的生存的本质领域即物质生产领域。由此，生产力范畴便在唯物史观的地基上焕发出新的生机。

《德意志意识形态》对生产力唯物史观意象的最初厘定，侧重在生产力的“发生论”，而非“要素论”。生产力“要素论”的构成内容即劳动者、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是参照《资本论》第一卷关于“简单劳动过程”构成要素阐发的；比如，斯大林曾指出：“用来生产物质资料的生产工具，以及有一定的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来使用生产工具，实现物质资料生产的人”［6］，生产力是由这些因素构成的。马克思本人并未直接将这些因素归为生产力的范畴。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乃至以后的文本中对生产力理论的阐发更侧重于“生产力何以发生”“如何发展”，而科学技术、社会关系、劳动分工构成了三个重要的侧面。

首先，受李斯特等人的影响，马克思把生产力摆置在工业发展中思考，因此，技术应用促进生产力的新发展。比如，发明就被马克思看作催生生产力的要素之一。对自然力的利用、发达的机器、自然科学对工业的从属都是生产力发展的强大杠杆。其次，受斯密的影响，分工被看成生产力发展的动力和表现。新的生产力引发新的分工，“任何新的生产力，只要它不是迄今已知的生产力单纯的量的扩大（例如，开垦土地），都会引起分工的进一步发展”［7］；迄今为止一切生产力的发展也是由分工塑造的，“受分工制约的不同个人的共同活动产生了一种社会力量，即成倍增长的生产力”［8］。此时马克思的分工概念尚未成熟，他认为分工是生产力的异化形态。分工的分析视角延续到《资本论》及其手稿中，最终马克思科学地阐释了分工和生产力的关联。最后，受赫斯的影响，马克思将生产力理解为共同活动［zusammenwirken，此概念由共同（zusammen）和作用、活动（wirken）两个意思，表示共同产生某种效用的意思，可以译为“共同作用”］的方式。“社会关系的含义在这里是指许多个人的共同活动”［9］，“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10］。人对自然发生作用，便必先结成社会，生产力是社会力，新的社会关系可以塑造生产力作用的新态势。可见，在唯物史观肇始的地方，生产力的生发是同科技应用、社会关系和劳动分工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的上述分析回答了新的生产力何以发生的问题，这种分析架构在他的研究中是一以贯之的。

“新质生产力”是标志生产力质性发展的哲学范畴，是习近平总书记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原创性贡献。习近平总书记从技术的革命性突破、产业布局的升级、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三个维度，科学地构建了新质生产力的“发生论”。科学技术乃是新质生产力的物质载体、产业布局升级新质生产力的实现方式，而生产要素“优化配置”的内在结构则是新质生产力的社会形式。生产力在质①上的任何发展，都涉及生产力的物质载体-生产方式的展开结构-生产关系制约作用的三重结构。这种三重结构同马克思以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建构唯物史观的框架相一致②，反映出新质生产力理论的深刻唯物史观意蕴。

虽然马克思未曾直接使用“新质生产力”的概念，但就生产力何以发生的原初语境看，习近平总书记的论述恰恰映现出马克思生产力“发生论”的三个规定。具体而言，第一，技术的应用促进生产力的更新，新的生产力又导致社会形态的更替；而现代科技催生的现代生产力，就其规模、速率和社会效应而言，它具有与传统生产力不同的“新质”。第二，劳动分工产生的社会生产力不同于个人生产力，从这个角度而言，企业内部分工产生的社会生产力相较于个人的生产力之和具有新的质，社会分工促进生产力新的应用相较于固有的生产力状态而言具有“新质”。第三，具有相同技术水平的生产资料，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发挥出的生产力不同于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其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发挥的生产力也不同于封建社会的；就生产力发挥效用及其限度而言，任何一种进步社会关系的生产力相较落后社会关系的生产力具有“新质”。

二、科技应用过程中的“新质生产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技“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11］。这一论断根植于唯物史观的深厚土壤之中。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12］科学技术作为新质生产力，具有两层含义：它相对地表现在社会形态演替过程中，即不同的技术体现不同性质的生产力，支配着不同的社会形态；绝对地表现在现代社会对科技的运用之上，即在现代世界内，科学技术催生了颠覆传统生产方式的现代生产力③。当然，科学和技术对新的生产力的催生是有区别的。技术和科学不同，技术向来就有，科学则是近代以来勃兴的理论，后者只有转化为前者才能变成现实的生产力；随着劳动分工和社会化，二者逐步结合在一起。

技术的运用催生新质生产力，这体现在生产方式变革和社会形态演替上。这是从相对意义上来理解新质生产力，即从社会各个发展阶段的对比中理解新质生产力。从技术基础看，封建社会的生产力相对于奴隶社会，具有新的质；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相对于封建社会，也具有新的质。鉴于劳动资料体现生产力的发展水平，马克思做出如下论断，即“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13］。蒸汽磨不同于手推磨，因为蒸汽磨代表的生产力性质完全不同于手推磨代表的生产力性质。这不仅在于前者大幅提高了生产效率，还在于以此为基础的社会关系不同于后者，这种不同意味着社会形态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进步”。生产力不仅决定生产什么，而且决定着怎样生产，因此，新质生产力不仅使不同社会形态所保有的产品互有差别，而且使得不同社会形态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相互区分。

科学与技术的运用催生新质生产力，不仅体现在社会形态的更替上，还体现在现代社会工业本身的发展上。这是从绝对意义上理解新质生产力，即从现代社会自身中理解新质生产力。从绝对意义上理解的新质生产力，只能是现代生产力。马克思指出：“现代工业从来不把某一生产过程的现存形式看成和当作最后的形式。因此，现代工业的技术基础是革命的。”［14］最初以资本主义生产力为代表的现代生产力，表现为“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15］。这种生产力的“新质”完全不同于以往的生产力类型；先前的一切社会形态中，生产力发展得相对缓慢；社会尚未形成“普遍的物质变换”，需要的狭隘性和生产的自然属性构成生产力发展的限制，因而其技术基础是保守的。现代生产力之所以如此革命、如此迅猛，一方面是因为，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得以利润率为杠杆的竞争作为外在的必然性迫使生产当事人不断提高生产效率，为赚取超额利润提升生产力；另一方面是因为，现代工业不再附属于农业，它一经作为商品经济的基础，便摆脱农业生产对自然节律的依赖，进而引入科学技术，使自然规律服从于人的生产目的，扩大了生产规模，加速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效率。这是之前所有生产力都并不具备的规定性。

科学技术一旦运用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就会催生颠覆性的发明，形成“新质生产力的新动能”［16］。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科学不仅是观念形式的财富，并且构成现实形式的财富，它构成人的生产力发展的一种特定形式。科学转化为生产技术，以机器的应用为前提。在机器生产中，科学技术对生产力的更新体现在以下方面：第一，科学的应用扩大生产的规模。这一方面是因为，科技的应用需要大量的资金，这就要求一定量的生产规模，“自从生产中开始广泛采用科学力量”［17］，生产规模就必须以资本规模的扩大为基础；另一方面也因为，科学所提高的生产力，不仅要求更多的原料，而且在销售过程中呈现为更大规模的商品堆积；“已经生产出来的生产力和由这种生产力构成的新的生产的物质基础［增大］;而这同时又以科学力量的巨大发展为前提”［18］。第二，科学的运用优化机器效率。机器本身的存在要求“以自觉应用自然科学代替从经验中得出的成规”［19］。机器一经产生，它在动能和机构上就要求科学的投入，特别是化学和物理学发展最新成果的运用。因为机器的原则本身要求将生产分解为具体环节。随着机器的进一步发展，生产环节的进一步细分，科学逐渐地同生产相结合，大工业将自然科学吸纳于其中，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第三，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催生社会变革。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不变资本则不断提高自己在技术上的比重，使用价值的生产多取决于生产资料的物的作用。而这种作用物本身、这种庞大的生产资料系统，“取决于科学的一般水平和技术进步，或者说取决于这种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20］。科学的应用改变了生产力的客观形态，使得生产资料系统在物质生产过程中比重提高，直接劳动在财富生产过程中比重降低，这就意味着社会财富的尺度从必要劳动时间向自由时间转变，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物质可能性。而人的全面发展，本身是生产力在未来社会的新的“质”态。所以，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有着深刻的唯物史观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