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赫拉利“虚构故事”论的意识形态透视

中图分类号：B38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3176（2023）01-012-（11）

摘要：以色列赫拉利在谈论人类史时提出了虚构故事这个概念。他认为，人类社会组织之成功实际上是依托不断创作出来的虚构故事。由于大家都接受了一个故事所表述之内容——涉及组织规则、程序、行为规范以及由此产生的意义，于是形成人与人之间、人与组织之间的基本信任。虚构故事的功能是全方位的，遍及政治、经济、宗教、民俗等。但是，虚构故事的本质是虚假的，因此具体的故事并非永恒，而是变化着的。人类合作的力量取决于真相与虚构之间的微妙平衡。赫拉利的虚构故事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有借鉴作用，用意识形态理论来对其进行透视，可以指出两个问题，一是发生学的阙如，一是政治经济机制的阙如。

关键词：赫拉利；虚构故事；意识形态

以色列新锐学者尤瓦尔·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在其畅销全球的三史（《人类简史》《未来简史》《今日简史》）中讨论了人类的过去、现在及未来，命题确实过于宏大，以一己之力去做，难免有空疏之处，但还是瑕不掩瑜，能够给人以启迪，其畅销性足以证之。其中，赫拉利对虚构故事（fictitious stories）的讨论便不乏新意，有必要从意识形态模式的角度加以分析。这里所说的意识形态模式，主要是指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事实上，赫拉利有时候就用意识形态来定义虚构故事，如他说：“在21世纪，历史和生物学的界线可能会变得模糊，但并非因为我们将发现如何用生物学来诠释历史事件，而是因为我们会因为意识形态的虚构故事而改写DNA链，为了政治和经济利益而改变气候，用网络空间来取代山川的地理环境。”[1]虚构故事所渗透着的意识形态模式色彩，几乎充斥于三大卷的全部论述中。

一、虚构故事功能即意识形态功能

赫拉利对虚构故事的功能的肯定，是从人类社会共同合作特征着眼的，他概述为：

远古的智人时代，人类也像黑猩猩一样有着社会本能，能够形成友谊和阶层，共同打猎或战斗。然而，这只适用于比较亲近的小团体。待到团体扩大时，原有的社交秩序就难以为继了。好比军事组织一样，一个师的兵员数达到万人，就不能再用带排的方式来领导了。“究竟智人是怎么跨过这个门槛值，最后创造出了有数万居民的城市、有上亿人口的帝国？这里的秘密很可能就在于虚构的故事。就算是大批互不相识的人，只要同样相信某个故事，就能共同合作。”“任何大规模人类合作的根基，都在于某种只存在于集体想象中的虚构故事。例如教会的根基就在于宗教故事。像是两个天主教信徒，就算从未谋面，还是能够一起参加十字军东征或是一起筹措资金盖起医院，原因就在于他们同样相信神化身为肉体、让自己被钉在十字架上救赎我们的罪。所谓的国家，也是立基于国家故事。两名互不认识的塞尔维亚人，只要都相信塞尔维亚国家主体、国土、国旗确实存在，就可能冒着生命危险拯救彼此。至于司法制度，也是立基于法律故事。从没见过对方的两位律师，还是能同心协力为另一位完全陌生的人辩护，只因为他们都相信法律、正义、人权确实存在。（当然，他们也相信付的律师费确实存在。）”[2]

就是说，在一个集体里，由于大家都接受了一个故事所表述之内容——涉及组织规则、程序、行为规范以及由此产生的意义，于是形成人与人之间、人与组织之间的基本信任。比如说，一个社会人不必把钱捆绑在身上以自保，而是可以将其存入银行，他不会怀疑银行卷款逃跑。这就是一个经济规范故事产生的后果。

可见，社会信任很微妙，它是看不见、摸不着的虚无之物，可的确是人类社会得以成功组织的一个重要抓手。而社会信任之形成，就是故事的必然结果。故事本身的运行机制，那就是在传播中使人人互为主体，即是说，故事只让一个人相信没有意义，大家都相信才能形成社会信任。赫拉利提出，互为主体（intersubjective）“的现实，并不是因为个人的信念或感受而存在，而是依靠许多人类的沟通互动而存在。历史上有许多最重要的驱动因素，都具有互为主体的概念”。“智人统治世界，是因为只有智人能编织出互为主体的意义之网：其中的法律、约束力、实体和地点都只存在于他们共同的想象之中。这张网，让所有动物中只有人类能组织十字军、革命和人权运动。”[3]

赫拉利认为，虚构故事创造社会信任的功能是全方位的，“靠着虚构的故事还能让几百万互不相识的人每天合作”。“但事实就是如此出乎意料。现在看来，虚构故事的力量强过任何人的想象。农业革命让人能够开创出拥挤的城市、强大的帝国，接着人类就开始幻想出关于伟大的神灵、祖国、有限公司的故事，好建立起必要的社会连接。虽然人类的基因演化仍然一如既往慢如蜗牛，但人类的想象力却是极速奔驰，建立起了地球上前所未有的大型合作网络。”[4]

虚构故事创造社会信任首先表现在经济领域。赫拉利举法国标致公司（Peugeot SA）的存在为例。在他看来，虽然存在很多标致制造的汽车，但这些汽车本身并不代表标致公司，因为，即使所有的标致汽车被同时毁掉，公司还是存在，还能够源源不断地继续制造出新的汽车。甚至，即使发生一场毁掉了公司所有员工和设备的超级灾难，公司还可以从头再来，向银行借贷，招聘员工，盖起新的厂房，添置新的设备。总之，公司似乎不是一个固定的实体。

然而，如果法院下令强制公司解散，虽然公司的工厂和员工仍然存在，但标致公司就会真消失掉。可见，“标致公司只是我们的一个集体想象，这种想象在法律上称为‘法律拟制’（legal fiction）。像是公司，我们没办法明确指着它，它不是一个实体对象，而是以一种法律实体的方式存在。这种法律实体就像你我，会受到所在国家法律的管辖，可以开立银行账户，拥有自己的财产，要纳税，也可能独立于所有拥有者或员工之外而遭到起诉”。“至于对标致公司来说，关键的故事就是由法国国会所编写的法律制度。根据法国国会的说法，只要经过认证的律师遵守所有适当的礼仪和仪式，在一张装饰得华丽的纸上写下种种必需的咒语和誓言，再在文件底端龙飞凤舞签上姓名，就在这一分这一秒，新公司注册成立！……等到律师正确执行了一切的仪式，宣告所有必要的咒语和誓言，千百万奉公守法的法国好公民也就表现得好像标致公司确实是个存在的实体一般。”

基于标致公司的存在取决于某种设计而非实体的原理，赫拉利认为：“这和史上许多祭司和巫师创造神魔的方式殊无二致，而且就算到了现在，许多天主教的教堂每次周日礼拜也是用这一套来创造出基督的身体。说穿了，就是讲故事，再说服听众相信这些故事。”[5]

虚构故事创造社会信任在政治领域的表现就更为突出了。赫拉利说，在社会冲突中，“胜利几乎永远属于合作更顺畅的一方；……罗马之所以征服希腊，不是因为罗马人的脑子更大或制造工具的技术更先进，而是因为他们的合作更有效。纵观历史，纪律严明的军队就是能击败散兵游勇，志同道合的精英就是能主导无序大众。例如，在1914年，为数仅300万的俄国贵族、官员和商人就能作威作福，控制超过18亿农民和工人。俄国精英熟知如何合作守卫其共同利益，但那18亿平民却无法有效动员。事实上，那些精英有一大部分的努力重点，正是要确保这18亿底层民众无法学会合作。”“想掀起一场革命，只靠人数绝对远远不够。革命靠的通常是一小群人结成的网络，而不是一大群人的动作。如果你想发动一场革命，不要问：‘有多少人会支持我的想法？’而是要问：‘我有多少支持者能够有效合作？’俄国1917年爆发十月革命，引爆点并不是18亿农民起身反抗沙皇，而是一小群共产主义者在对的时间站到了对的位置上。当时俄国中上阶层人数至少有300万人，但共产主义者仅有23000名。然而，共产主义者组织精良，当俄国的权力从沙皇老朽的掌握与克伦斯基临时政府同样颤抖的指间滑落时，他们一把接起，紧紧握住。”[6]由此，赫拉利认为《共产党宣言》就是一个关于阶级斗争的故事，在这个故事的引导下，共产主义者会精诚合作，形成强大的组织体系，义无反顾地投身社会主义运动。对他们来说，《共产党宣言》提供了互为主体的信任黏合剂。当然，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这就是意识形态的强大功能。

在政治领域，通过虚构故事创造一种社会信任，产生的作用既可以是构建性的，也可以是解构性的。例如，欧洲从政教合一的中世纪社会转型为现代社会，虚构故事的功能显而易见。

中世纪是作为现代性的参照系而存在的，美国著名历史学者伯恩斯和拉尔夫说：“人们认为我们这个星球经历了两个伟大的发展时期：希腊罗马时代和近代发明时代。被认为愚不可及和迷信透顶的中世纪，则是处在这两个时期间的一个插曲。今天，在一般人的头脑里，中世纪这一名词臭不可闻，它已成为反动或者停滞的同义语。因此，如果一个现代改革家想要指责他的保守的对手的思想，他只要把他对手的思想贴上中世纪的标记就够了。”[7]

中世纪之愚不可及和迷信透顶，首先是指教会对人的精神世界的控制。恩格斯就指出：“中世纪完全是从野蛮状态发展而来的。它把古代文明、古代哲学、政治和法学一扫而光，以便一切都从头做起。它从没落的古代世界接受的唯一事物就是基督教和一些残破不全而且丧失文明的城市。其结果正如一切原始发展阶段的情形一样，僧侣获得了知识教育的垄断地位，因而教育本身也渗透了神学的性质。在僧侣手中，政治和法学同其他一切科学一样，不过是神学的分支，一切都按照神学中适用的原则来处理。教会的教条同时就是政治信条，圣经词句在各个法庭都具有法律效力。甚至在法学家已经形成一个等级的时候，法学还久久处于神学控制之下。神学在知识活动的整个领域的这种至高无上的权威，同时也是教会在当时封建统治下万流归宗的地位的必然结果。”[8]

本质上，教会的统治也是依靠虚构故事——中世纪的教育制度与教会的传道都是编制以上帝为中心的故事。与此相适应，中世纪的教育机构几乎全部被教会控制，不能开办异教学校，也不能传播世俗文化。基督教教会控制的教育机构的教师由僧侣担任，一方面培养神学人才，另一方面向大众传教。如此，教会学校学习内容主要是神学，教学方式则建立在非理性主义的基础上，只能盲目服从《圣经》上所说，学生不可以有任何自由的探索和质疑，教会学校实行严酷的禁欲主义管理，甚至体罚。

直到1517年10月，德国人马丁·路德开启宗教改革，发布《九十五条论纲》。路德尖锐地抨击教皇销售所谓赎罪券以图私利的行为，受到了市民阶层的热烈支持，事实上引发了全民性的反教廷风潮。同时，路德还大胆打破罗马教廷对《圣经》的话语垄断权，将《圣经》翻译成了大众能够直接阅读的德语文本。

路德宗教改革思想的核心是“因信称义”。在路德看来，信仰应该建立于人的内心，内心虔诚信仰，便可以与上帝直接沟通，也才能使灵魂获得拯救。繁琐的宗教仪式其实只是外在的苦修与事功，并不能真正触及灵魂，因此，教规必须改革——以此为契机，让人民获得更多的自由权利。美国安东尼·帕戈登在概述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活动时写道，提出《九十五条论纲》之后的第三年，1520年4月，路德欲面见法兰克帝国的查理五世被拒绝。路德却“坚持认为，虽然教皇和宗教会议在所有涉及教义的事务上都是权威的，但到目前为止并不是一贯正确的，他们可能犯错。他的一句话将会被整个基督教世界反复引用，他说自己的良知‘只服从圣灵本身’。拒绝圣灵在内心深处对自己所说的，将会永堕地狱。和永恒的烈焰相比，宗教审判官的火刑柱和柴堆又算得了什么？”

宗教改革的蔓延在欧洲点燃了一场大火，波及范围比路德想象的要广阔得多、剧烈得多。从十六世纪中期到十七世纪中期，天主教与新教国家之间的战火遍布欧洲各个角落，被简称为“宗教战争”。安东尼·帕戈登说：“骚乱使西方基督教世界永久分裂了。各民族不是为了王朝利益，不是为了土地，也不是为了捍卫统治者主张的权利而发动战争，他们是为信仰而战，这在欧洲历史上尚属首次。确实，冲突经常牵涉比关于上帝恩典的本质的争论，甚至是教会权威的争议更加重要的原因。和绝大多数意识形态一样，不同形式的天主教教义和几种有着细微差别的新教教义强化了原来的矛盾，用为了支持旧有主张而提出的新论点武装了大陆各地的异见团体。”[9]

所谓“为信仰而战”就是新旧故事的冲突，可见，马丁·路德之所为，就是大胆修改了基督教沿袭已久的故事，使之成为一个新故事，这个新故事催生了现代欧洲社会，也催生了现代化文明。这证明了马克思的论断，“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式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10]。中世纪的体制是靠故事支撑的，当这个旧故事失去活力后，新故事乘虚而入，于是，一定的意识形态便解体了，新故事把原有的人群重新组织起来。这就是虚构故事创造社会信任在政治领域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