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图亚特·霍尔重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三个层次

中图分类号：B561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3176（2023）01-023-（10）

摘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不仅在分析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问题方面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而且在文化研究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理论支撑作用。霍尔从三个层次入手重构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在内涵层次上，霍尔既反对“经济还原论”也反对“唯心论”。意识形态和社会阶级不是必然的对应关系，而是偶然的接合。意识形态是表征系统，我们用它向自身和他人描绘世界的意义。在语言层次上，意识形态像语言一样运作，在根本上具有话语和符号特征。在实践层次上，意识形态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是一个涉及政治策略的问题。意识形态斗争包括为某个现有术语或范畴争得某些新意义的尝试，也包括让这个术语从其表征系统的位置上脱离链接的努力。符号（话语）斗争是社会主义政治策略新形式。

关键词：意识形态；表征系统；政治主体；社会阶级；话语

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是英国当代最具影响的左翼知识分子之一，被誉为“文化研究之父”。作为英国新左派的重要成员，霍尔主张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以激发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社会的活力。20世纪末21世纪初，霍尔称自己是“后马克思主义者”。“后”并不代表对马克思主义的否定，而是在马克思主义既定问题框架的基础上进行思考[1]。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不仅在分析发达资本主义社会问题方面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而且在文化研究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理论支撑作用。但霍尔反对用教条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他从三个层次入手重构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霍尔的观点为我们充分认识意识形态的特点，做好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一、内涵层次：什么是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概念之一。马克思从唯物主义的立场阐释了意识形态的内涵。他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2]。要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3]。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依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4]。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用“意识形态”这一术语反驳那些他认为不正确的观念，其中包括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宗教思想以及庸俗政治经济学。马克思指出，意识形态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观念，并且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此外，意识形态具有虚假本质，因为统治阶级的利益往往被默认为社会的普遍利益。马克思使用的“意识形态”一词特指资产阶级思想，它具有负面的、歪曲的特征。总而言之，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相关表述具有鲜明的论战性质，构成了经典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一般基础。

霍尔指出，对于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意识形态的表述，我们需要判断应当抛弃什么，必须保留什么，或者说在批判的眼光下还需要重新审视什么[5]。霍尔认为，经典理论首先是唯物主义的理论。思想观念来源于物质条件和环境，反映了社会关系及其矛盾。但是，资产阶级思想认为观念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观念可以脱离物质条件而产生并独立自主地发挥作用，因此带有思辨和虚幻色彩。其次，经典理论具有决定论特征。观念归根结底是由经济决定的，经济的变化造成了观念的转变。最后，经典理论强调了意识形态的阶级属性。统治阶级的思想与“占统治地位的思想”相互对应。霍尔认为，经典理论虽然确立了意识形态的唯物论基础，但是忽略了其特定作用，把意识形态看成了一个完全从属性的存在。经典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经济还原论和阶级简化论的倾向。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十分重视意识形态理论研究，他们试图克服经济主义和阶级简化论倾向。卢卡奇认为，一个阶级之所以在社会上具有领导的地位，是因为它可以根据自己的利益和意识来组织整个社会。只有拥有了这种阶级意识，该阶级才能成为社会的领导阶级。卢卡奇明确地指出，社会革命的成功需要一定的条件，除了经济条件、政治条件之外，意识形态条件也是必不可少的条件。革命本身只能由人们来完成，由在精神上和感情上已从现存制度下解放出来的人们来完成[6]。意识形态表现为世界观，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完全不同。因此，无产阶级只有确立一种新的世界观才能站在革命的立场看待社会现实。葛兰西认为，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的统治依靠的是暴力和同意的结合，一方面依靠武力和强制，另一方面依靠吸引、拉拢、诱惑、赢得赞同。统治阶级试图根据自己的世界观塑造整个社会，这一世界观拥有广泛的赞同力量，以致它对每个人来说都是自然的和不可避免的。作为一种权力的形式，领导权不可还原为经济利益或阶级模式。为了领导社会，某个阶级需要构造出由各种社会势力组成的历史集团并确保其处于支配地位，然而这一支配地位从来就不是那么稳固的，掌握领导权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阿尔都塞重新解释了意识形态的内涵。意识形态是指一种支配个人和社会集团心理的观念和表象的体系。他首先从社会再生产的角度分析了意识形态的作用。对资本来说，一个在技术上能胜任工作但在政治上并不驯服的主体是不够格的，主体还要在道德上和政治上屈从于资本，后者主要通过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发挥作用。阿尔都塞把国家机器划分为镇压性的国家机器与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两种类型，前者如警察和军队，后者如教会、工会和传媒。其次，意识形态表征了个体与其实际生存状况的想象关系。这种想象与现实有着很大的差别。再次，意识形态是一种实践，具有物质实在性。最后，意识形态通过把个体询唤成为主体而产生效果[7]。询唤的概念有助于我们理解意识形态如何被内化于心中，我们又是如何在意识形态的限制之下“自然地”言说的。精神分析由此被引入了马克思主义当中，被用来解释个体究竟是怎样被意识形态操纵的。

霍尔对阿尔都塞的观点并不完全认同。霍尔认为，阿尔都塞所指的再生产仅仅指劳动力的再生产，而在马克思那里再生产涉及的范围更加广泛。阿尔都塞所理解的意识形态基本上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而没有涉及被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他没有令人信服地解释，为什么意识形态在行使再生产功能的时候没有遭遇任何的抵抗和排斥？阿尔都塞理所当然地假定了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同一性。问题在于，市民社会的“自由运转”为什么总是致力于维护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支配地位？阿尔都塞恰恰排除了这些难题，他在生产方式的需求与意识形态的功能之间预设了一种必然的对应关系。在霍尔看来，我们无法用这样的方式来圆满地解释西方媒体中存在的结构化偏见，即媒体刊登什么或者电视上播放什么完全取决于国家的指令，而且我们需要解释如下这种情况：众多新闻记者为何在新闻自由的名义下总是不由自主、一次又一次地重复那些基本上相同的意识形态？即使那些遵循揭丑传统来写作的新闻记者，也似乎经常会打上某种意识形态的烙印，也会不自觉地委身于此种意识形态，并让其反过来“书写他们”[8]。

像人类学家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一样，阿尔都塞也将社会当作一种没有主体的过程。但是在意识形态问题上他又坚持了主体概念存在的必要性，意识形态只有借助于“主体”范畴才能得到合理的阐释。在霍尔看来，阿尔都塞在《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阐发了非常有价值但又极其令人遗憾的思考。第一部分涉及了意识形态和生产关系的再生产之间的联系；第二部分涉及主体的构建和意识形态以何种方式询唤我们的问题。但是这两个部分出现了不可避免的错位。再生产的问题被分派给了马克思主义，主体的问题则被分派给了精神分析学。关于主体的理论最初被设想为一般意识形态理论当中的批判性因素，后来却富有转喻意味地替代了整个意识形态理论。意识形态理论全都变成了关于主体问题的理论：主体是如何在不同话语中被构建起来的？无意识在构造主体位置时承担了怎样的作用？霍尔认为，有些学者正是从这里打开了通向精神分析和后结构主义的狭长通道，最终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框架，彻底抛弃了经典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基本观点[9]。这种分离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政治后果。阿尔都塞用拉康的询唤概念解释构造主体的方式，不仅抛弃了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的“统治阶级与占统治地位的思想”的耦合对应关系，而且抛弃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核心，即意识形态的阶级构成以及它对于领导权的生成和维持所起的作用。

在考察了经典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之后，霍尔在内涵层次上重构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首先，霍尔坚持了唯物主义的立场，阐释了经济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他强调了经济对于意识形态的决定性。经济为思想的运作范围设定了界限，并为思想活动提供了素材。经济为思想观念提供了可以使用的范畴清单。但是经济无法做到以下两点：一是为特定时代的特定社会阶层或集团的思想提供内容；二是在任何时候都可以保证某种思想应该被某个阶级使用。总之霍尔既反对意识形态的“唯心论”也反对“经济还原论”，前者把意识形态和经济看作是必然不对应关系，后者把意识形态和经济看作是必然对应关系。

其次，霍尔运用接合理论阐释了意识形态的内涵。欧内斯托·拉克劳（ErnestoLaclau）创造性地提出了接合理论（the theory of articulation）。“接合”指的是一种连接的形式，两个不同的因素在特定条件下连接为一体，但这种连接决不是必然的、绝对的、本质的。具体来说，意识形态和社会阶级不是必然对应的，而是偶然的接合。这种理解有助于打破“经济还原论”和“阶级简化论”[10]。接合理论能够使我们思考某种意识形态如何使人们能够开始理解或者明白他们所处的历史状况，而不是简单地从经济地位、阶级地位或者社会地位方面进行理解[11]。意识形态由此发挥着询唤主体的作用。霍尔认为，与正统的立场相比，这种理解模式表现出了更多的不确定性、开放性和偶然性。这表明，我们无法从一个阶级的经济地位直接确认其意识形态，因为社会阶级和意识形态之间并不是必然的接合，而是可能的接合，但这种接合可以发挥改变历史的作用。这种作用体现在，它把差异化的诉求接合成一种集体意志，或者通过创造一些可以把不同含义凝缩在其中的话语，从而把不同的社会力量有效地聚集起来。这些社会力量因此不再是“自在”的阶级，而是成了“自为”的阶级[12]。

最后，霍尔将意识形态界定为由各种概念、观念、神话或意象构成的表征系统。表征系统向自身和他人描绘世界的意义。同样的过程可以用不同的表征系统、在不同的意识形态框架内进行表达。每一套话语都将我们置于社会行动者或者某个社会群体成员的位置，并且为我们规定了社会身份认同[13]。阿尔都塞认为，表征系统是建立在无意识的基础之上的，意识形态是一种精神分析意义上的无意识过程。法国学者拉康依据无意识理论对主体性所做的解释就是意识形态理论。霍尔指出，不可否认，早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未能发展出一种关于主体的理论，但这并不等于说，要把由拉康以语言学方式改写的精神分析理论当作一种充分的意识形态理论[14]。为了完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话语理论与精神分析被引入进来，结果它们却成了排他性的理论，意识形态问题完全变成了精神分析意义上的构造主体的问题。无意识成了理解语言、文化、性别认同和意识形态的唯一途径。在霍尔看来，意识形态不完全等同于无意识，意识形态发挥作用依靠的是分类规则和分类系统，后者才是意识形态塑造主体身份认同的基本方式。

二、语言层次：意识形态像语言一样运作

霍尔认为，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发展最不充分的领域之一，因为它缺乏一个充分的表征理论。如果没有表征理论就无法认识和把握意识形态的自主性和特殊性[15]。霍尔因此把意识形态界定为表征系统。它是思考和估量世界的思维框架，是人们估算社会如何运作、他们自身在社会中处于何种位置以及他们应当如何行事时使用的各种观念[16]。由此可见，意识形态与概念、思想、术语、范畴有关联，还与图像和符号有关联。意识形态在根本上具有话语和符号特征。霍尔的思路受到了阿尔都塞的影响，但是霍尔进一步在语言的层次上重构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在他看来，只有实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语言转向”才能充分认识和把握意识形态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