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经济全球化维度的阐释与启示

摘 要： 已有关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讨论基本上全景式的，与之不同，从经济全球化这一重要维度入手，可以更深入地揭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深刻内涵。经济全球化是“变”与“不变”的辩证统一：一方面，二战结束至今，以2008年为重要分界点，经济全球化正在发生深刻演变，核心特征是全球价值链呈现一定的本土化和区域化趋势；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并未根本逆转，经济全球化重构中蕴含着推动其发展的力量，本质上是“再全球化”。经济全球化的“变”和“不变”，除了受反全球化等因素影响，更重要的是背后有深刻的经济逻辑。因此，应该从“变”与“不变”的辩证统一来理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其“变”与“不变”背后既蕴含着多重挑战，同时也蕴含着重要机遇，而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因应“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战略应对。

关键词：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经济全球化；全球价值链

一、引言与文献述评

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论断。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综合评估“十四五”乃至未来更长时期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重申“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重要判断。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当前及未来一个时期我国发展外部环境的高度凝练，包含丰富而深邃的内涵。随着我国迈入新发展阶段，朝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进，亟待科学阐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深刻内涵，以更好地作出战略应对。

学术界围绕“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展开了较为丰富的讨论，主要包括“大变局”的丰富内涵、深刻影响以及中国如何应对。其中，关于“大变局”的丰富内涵，又涉及大变局的具体表现、内在成因、逻辑关联，以及如何理解“百年”这一时间标尺，等等。“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核心是“变”。聚焦大变局之“变”，有研究者从某一特定维度展开分析，比如沙祖康认为，“百年格局”就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主导制定规则，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国际治理体系[1]，“大变局”自然就是指上述“百年格局”变化了。郭海龙和徐红霞持类似观点，认为大变局实际上是西方整体性失落和非西方国家崛起同时出现，蕴含着改变国际秩序的战略价值[2]。更多研究者则从不同维度分析“大变局”之“变”。张新宁认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变体现在世界经济重心之变、世界政治格局之变、科技与产业之变和全球治理之变[3]。罗建波认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包括了全球化进程、世界经济格局、国际权力格局、全球治理体系及治理规则、人类文明及交往模式都在发生富有历史意义的大变化[4]。金灿荣认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指国际格局在变、现代化的模式在变、世界生产力的布局在变、人类面临的问题在变[5]。杨长湧等提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经济层面体现为世界经济版图、经济全球化和全球经济治理三个层面同步发生深刻调整[6]。王一鸣将大变局之“变”归纳为三个方面，主要是国家间竞争力和全球竞争格局之变、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之“变”，以及国际力量对比变化和大国博弈加剧带来的外部环境之“变”[7]。朱锋总结认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主要包括国际权力结构的“大变局”、全球秩序“大变局”、全球治理结构“大变局”以及新一轮科技革命所带来的人类经济活动、生活方式和国家间竞争形态的“大变局”[8]。

在多数学者分析“大变局”之“变”时，也有学者指出，在百年变局的背景下，还应特别关注那些没有发生明显变化的因素[9]。杨雪冬持这种观点，他认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不变者”包括全球力量结构没有根本性改变，即在东西关系、南北关系中，发达国家依然拥有综合优势，在多极格局中，美国依然是超级大国[10]。张新宁认为，“不变”体现在“变”的只是体系的某些方面而不是全部，世界处于长期“量变”中，短期内难以改变“资壮社弱”的格局。尽管新旧力量此消彼长，当前仍是一超多强、西方相对优势的阶段，新旧力量没有根本扭转，处于渐变、质变的长期过程[11]。李滨指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只是一种温和的世界力量对比的变化与秩序的再调整，不是一种根本的世界秩序变革[12]。从大变局所处的时代看，“我们所处的时代仍然是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大时代”，有长期稳定的不变性因素，如和平与发展的大时代主题没有变，世界在变革中前进的大趋势没有变[13]。

综上可见，关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变”或“不变”，主要是探讨“变”或“不变”的具体表现。在“变”与“不变”取得基本共识的情况下，更应该深入各个具体维度，揭示“变”与“不变”的内在机理。而且，以往关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讨论，基本上都尝试全景式呈现。这种分析范式的优势在于全面把握“大变局”的表现，相对而言就缺乏对各个维度的深入探讨。实际上，从某一具体维度深入剖析，既能更深刻地理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也能深化对“大变局”其他维度的理解，这是因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大变局”各个维度之间有紧密的逻辑关联。比如，世界经济版图的变化，必然引发政治格局的变化，进而，国际治理体系、国际经贸规则就要进行适应性调整。正如刘建飞所讲，大变局的核心内容是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化，它的重要基础是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化又呼唤全球治理体系改革[14]。就世界经济格局而言，经济全球化的演变与国际治理体系变迁、国际经贸规则演变、世界经济格局变化、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都紧密相连。因此，理解“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经济全球化是重要的维度，既关系更深入地理解经济全球化本身，又能管中窥豹，深刻理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深刻内涵。

二、经济全球化之“变”：事实特征与内在机理

（一）经济全球化之“变”的核心特征：全球价值链的本土化和区域化特征有所增强

从二战结束算起，经济全球化发展到今天，已经历七十余年。这七十多年的经济全球化历程，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二战结束至冷战结束，此一阶段世界存在两个平行市场，经济交往更多地发生于两大阵营内部。第二阶段是冷战结束至今，两个平行的市场不复存在，世界经济联系空前紧密，经济全球化进入快速发展的轨道。全球价值链贸易占全球贸易的比重是评估经济全球化演进特征的重要指标，世界银行集团发布的《2020年世界发展报告：在全球价值链时代以贸易促发展》显示，20世纪90年代起，全球价值链迅猛扩张，在经历了近20年的黄金期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成为经济全球化演进的一个重要时间拐点。2008年后，全球价值链贸易占全球贸易的比重趋势性下行，中间个别年份虽有回调，但没有改变下行趋势[15]。可以说，2008年至今，经济全球化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变局。

从国际分工的角度看，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国际分工的环节有所压缩。研究发现，2011年至2015年，跨越两国以上的全球价值链平均减少了0.05个环节[16]。从贸易强度——全部产出中用于贸易的产出的占比看，麦肯锡全球研究院2019年发布的报告显示，2007-2017年间，虽然商品贸易额仍在增长，但跨境转移的产出占比已从28.1%降低到22.5%。贸易强度的下降意味着一些经济体“国内大循环”的发展[17]。根据全球价值链核算框架，可以把总出口分解为最终被他国吸收的本国国内增加值、本国返回国内增加值、本国生产出口品中他国的增加值，以及重复计算部分。从价值链分解的角度看，与2014年相比，2018年全球和中、美、德三国出口中的国外附加值均下降了，相应地国内附加值均增加了，其中中国出口中的国内附加值提高幅度超过3%，超过同期德国、美国国内附加值占比的提升幅度[18]。在过往经济全球化演进中，跨国公司离岸生产的网络其实呈现出明显的区域性质，比如，离岸生产网络往往构建于邻近的国家之间，而不是彻底的全球性生产网络。但近几年的演变趋势是，商品生产价值链（尤其是汽车制造以及计算机和电子行业）的区域集中度越来越高，其中以亚欧地区最为明显。而且，企业越来越倾向于在邻近消费市场的地方进行生产。

以上指标从不同角度揭示，在近百年经济全球化的演进中，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经济全球化正经历重要变化，产品内分工不断细化的态势有所停滞和回落，跨国公司的投资布局从离岸布局向在岸、近岸布局调整[19]，全球价值链呈现一定的本土化和区域化趋势。

（二）经济全球化演变新趋势的形成机理

1.国际分工深化与细化进程中内生出跨境贸易成本的放大

国际分工的深化意味着生产的跨国分散化、价值链的拉长、工序的不断拆解。通过国际分工，不同国家充分发挥各自比较优势，因生产的专业化带来效率提升，在一定的区间获得规模经济效应。容易忽视的是，国际分工的发展在获得收益的同时，也存在一定的成本，并因此受到制约。国际分工所受到的制约因素包括因距离而产生的物流成本、时间成本和交易成本等，因跨境而产生的关税成本和非关税壁垒等。回顾经济全球化演进史，交通运输、信息与通信技术的革命性进步发挥了“时空压缩”效应，有效降低了国际分工中的运输成本和时间成本等，促进了跨境投资和跨境贸易的发展。理查德·鲍德温（Richard Baldwin）把全球化分为四个阶段，在第四个阶段（1900年后）——生产过程的全球化阶段，正是信息与通信技术的革命性进步，远距离合作共同完成复杂制造工序的成本大幅降低，并带动了产业在空间上的大转移和相伴随的知识流动[20]。这提醒我们，国际分工的深化和细化必须考虑成本问题。尤为重要的是，随着国际分工的发展，在享受专业化生产效率提升和规模经济效应的同时，也内生出成本的上升效应。这是指，随着分工发展到产品内分工为主的阶段，货物的跨境运输会带来关税和物流成本的上升。关税是按照货物总值征收而不是按增加值征收，而且物流成本、通关成本、中间商利润等都会不断被加到货物总值中，带来多重关税成本的放大效应。由于分工的细化，用中间品生产中间品可能带来中间品的重复跨境，进一步加剧了物流等成本的放大效应。因此，如果没有关税的持续减让（包括计税方式的改变），没有革命性的科技进步降低物流成本等，在理论上就存在一个拐点，在拐点前，国际分工的边际收益高于边际成本，而一旦过了这个拐点，分工的边际成本超过边际收益，国际分工进一步细化的动力减弱，除非国际分工的成本因为经贸规则的革命性调整、科技的革命性进步推动拐点右移，从而为国际分工细化重新带来发展空间[21]。当然，对于不同行业，生产技术复杂程度、产品价值、运输成本等各有差异，分工细化的空间必然有所差异。尽管难以刻画各行业处于国际分工细化的哪个阶段，但通过分工细化发展进程可以间接判断，这是因为，分工细化是技术问题，但技术的发展受经济利益驱动。有数据表明，一些分工较为充分的产业，近十年来分工程度并未继续加大，例如，传统汽车主要零部件生产的分工已经相当稳定，“在技术和产品架构没有根本改变之前，很难设想再如同以往继续推进全球分工的细化和深化”[22]。

2.多边贸易体制的边缘化与区域主义兴起

从经济全球化的演变历程看，多边贸易体制通过关税减让、降低非关税壁垒等方式助推了全球价值链的扩张，其中，世界贸易组织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世界贸易组织及其前身关贸总协定等多边组织的努力下，主要发达工业化国家的工业品关税，从1947年关贸总协定成立时的40%左右下降到东京回合开始时（1973年）的7%，此后又经过东京回合和乌拉圭回合（1986-1993年）下降到3.5%左右。但近年来，世界贸易组织的作用部分被边缘化。在个别国家推行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的干扰和破坏下，不少国际多边组织接近或已经陷于“停摆”状态，有的甚至濒临解体的边缘，一些国际条约、协定难以得到遵守和履行。同时，世贸组织内不同发展程度成员之间发展不均衡，利益冲突趋于尖锐化，产业开放诉求不对等，而世贸组织采用全体协商一致的决策机制，导致新的协定很难一致通过。于是，在双边或区域范围内围绕投资和贸易自由化、便利化进行谈判成为顺其自然的替代选择。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积极推进双边和区域贸易协定谈判，将区域贸易协定视为推行高标准规则的重要推手[23]，加快了贸易治理由“多边”向“双边”转换的步伐。在区域性贸易协定中，制定了更高标准的经贸规则，投资和贸易的自由化和便利化程度相对更高，政策的透明度和稳定性提升，为增加区域内的投资和吸引区外投资向区内转移提供了动力。同时，在区域自由贸易协定下，为防止区域外国家实行迂回贸易和保护区域内成员国利益，纷纷提高原产地比例，这会刺激跨国公司加大在区域内的投资布局，或者把区域外的产业转移到区域内，这实际上推动了全球价值链的本土化和区域化。

3.美国多策略并用推动建立排斥中国的价值链网络，带动全球价值链的本土化和区域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