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调查的两种传统：发展历程与前景展望

自20世纪以来，社会调查在中国发展形成了两大系统或传统：其一为发轫于西方社会科学、由老一辈社会学家引入并发展的学术型社会调查，可称为中国社会调查的学术传统；其二为主要由历代中共领导人在革命与建设过程中创造与传承的应用型社会调查，可称为中国社会调查的革命传统。两者经历了相似的发展历程，同时在理论基础、目标达成路径、任务侧重、方法技术等方面呈现明显分异的特征。前者以社会科学的实证主义和行为主义为指导思想，主要通过抽样调查、观察与访谈方法进行调查，聚焦知识发现以达成认识和改良社会的目标；后者则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结合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实际，通过典型调查、座谈会等方法展开调查，在深度理解和分析中国社会问题的基础上聚焦问题解决，以政治社会革命达成改造社会的目标。新时代中国社会调查，应在指导思想互鉴、技术方法融合等方面，实现两种调查传统的优势互补与融合发展，在正确认识和把握“洋”和“土”、理论与实践以及“传统”和“现代”三大关系的基础上，朝着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调查学迈进。

社会调查；学术传统；革命传统；发展历程；前景展望

引言

2023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深入基层、走进群众、深化研究、解决问题，综合运用各种调查方法、充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开展调查研究。如此，必将掀起新一轮社会调查的高潮。在此背景下，对社会调查在中国发展的历程、所取得的成就及其经验与教训进行回顾与总结，并展望其未来发展趋势与前景，对于今后更好地开展社会调查必将有所助益。

对于社会调查的概念内涵，学界主要有两种理解。有学者主张对社会调查作狭义的理解，将其界定为主要以自填式问卷与结构式访问为工具，从一个取自总体的随机样本那里收集资料，并主要通过统计方法来分析这些资料，从而认识社会现象及其规律的社会研究方式。［1］更多学者主张作广义的理解，认为社会调查是指人们有目的有意识地通过对社会现象的考察、了解、分析和研究，来认识社会生活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2］依据此种广义理解，回顾社会调查在中国发展的历程，可以发现，自20世纪初以来社会调查在中国发展形成了两大系统或两种传统。其一为发轫于西方社会科学、由老一辈社会学家引入并发展壮大的学术型社会调查，可谓中国社会调查的学术传统；其二为主要由历代中共领导人在革命与建设过程中创造与传承的应用型社会调查，可谓中国社会调查的革命传统。两者走过了相似的发展历程，同时在理论基础、目标达成路径、任务侧重、方法技术等方面呈现明显分异的特征。

关于中国社会调查的历史考察，学界已产生了一定数量的成果。然而，现有文献总体上存在以下两方面的局限性。一方面，特写式研究居多，全景式研究阙如。研究者大多聚焦特定历史时期、特定人物、特定区域和特定对象的调查活动。就历史时期而言，中国社会调查发轫期（清末民初）、中共领导的革命各阶段（主要是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时期）、新中国成立后及至改革开放后的社会调查活动，均有学者论及［3-12］，尤以对20世纪20、30年代各类社会调查的论述居多。就特定人物而言，李景汉、陶孟和、费孝通等老一辈社会学家以及毛泽东等中共历代领导人的社会调查实践与思想方法也受到许多学者的关注。［13-24］针对不同城乡区域、不同人群的社会调查，也不时成为讨论的主题。然而，对社会调查在中国发展历程与脉络的整体性梳理却相对少见。另一方面，对于中国的社会调查存在两种不同的体系或传统的事实，不少学者囿于对社会调查概念内涵的不同理解，对两者并立的事实有意无意地忽视。又或即使承认两者的存在，也简单地以传统与现代调查方法加以二分，区别对待。在正视两者共存的前提下，对它们相互的差异以及可能的融合进行全面的分析，则更是付诸阙如。有鉴于此，本研究将在分别概览“学术”和“革命”两种社会调查传统的发展历程之后，从理论基础、目标达成路径、任务侧重、方法技术等方面比较两者的异同，分析各自的优势与不足，并对两者未来可能的交汇融合略做延伸探讨。

一、中国社会调查的学术传统：学术型社会调查在中国的传入与发展

尽管众多学界前辈在一开始着手社会调查之时便将学科的本土化作为一种文化自觉的努力，但不可否认的是，现代社会科学范式意义上的社会调查首先是从西方传入的。其在中国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即20世纪上半叶的传入与初兴阶段、20世纪50—70年代的挫折与困境阶段以及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复苏与勃兴阶段。

（一）传入与初兴（20世纪上半叶）

一般认为，近现代中国社会调查萌芽于清末新政时期，而初兴于民国时期。正如有学者所言，“社会调查的大量涌现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生活中的一个突出现象”［25］，这一时期形成了一场颇具规模的社会调查运动。这场运动是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从西方社会调查的传入开始的。其传入路径有两种：一是来自西洋的直接传入；二是来自东洋的转口传入。

转口传入主要是由中国赴日留学生推动的。他们把日本学者的统计学、社会调查方法相关著作在国内翻译出版，在苏、浙、鄂等多地成立留日同乡会调查部，对中国社会各领域展开广泛调查，并将调查报告发表在《江苏》《浙江潮》《湖北学生界》等刊物上。总体而言，留日学生推动的社会调查规模相对有限，水平较低，对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调查运动的影响较小。直接传入则是由在华的西方传教士、教授和学者以及曾留学欧美的中国教授和学者推动的社会调查。随着一批高等院校在20世纪前20年陆续设立社会学系、开设社会学课程，步济时（J.S.Burgess）、狄德莫（C.G.Dittmer）、甘博（S.D.Gamble）等一批西方学者在讲授社会学的同时，把研究社会的方法——社会调查也带到了中国。由他们主导，开展了“北京人力车夫调查”（1914—1915）、“北京西郊居民生活费用调查”（1917）、广东潮州凤凰村调查（1918-1919）等一批有影响的社会调查。以这些调查为基础，发表了一批调查报告，在国外出版了几本有较大影响的学术著作。这批西方学者在20世纪20—40年代继续活跃在中国社会调查和研究的舞台上，他们在中国开展的调查研究活动，对中国学者开展社会调查起到了示范甚至是直接指导的作用。他们的调查成果主要用英语在国外发表，有助于西方世界了解中国社会，但在国内传播的受众范围和影响相对有限。

与此同时，一批国内学者从学习西方社会学理论和社会调查方法、协助和参与外国学者主持的社会调查起步，开始自主组织和实施调查，取得了一批较有影响的成果，逐渐取代西方学者在国内社会调查的主导地位。陶孟和组织了“北平工人生计调查”，于1929年出版《北平生活费之分析》。李景汉于1926年指导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学生对北平郊外农村进行调查，发表题为《北平郊外之乡村家庭》的调查报告；又于1928年开始对河北定县进行调查，1933年出版《定县社会概况调查》。基于社会调查发表的作品还有很多，较知名者还有刘保衡的《上海市人力车夫生活状况调查报告书》（1934）、费孝通的《江村经济》（1938）和《禄村农田》（1943）、林耀华的《凉山夷家》（1947）等作品。

这一时期中国学术型社会调查的发展，呈现出两方面的明显特征。一方面，中国社会调查的产生和初兴是在中西文化碰撞、学术交流的背景下发生的。早在清末，中国国门被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强行打开后，与列强一系列战事的失利以及各种丧权辱国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当时先进的中国人在救亡图存的动机驱动下，开始系统学习和传播西方文化，除自然科学和应用技术之外，西方文、史、哲、政、经、法等人文和社会科学都在学习范围之内，作为社会学重要内容的社会调查也不例外。外派留学生以及在国内设立新式学堂，成为文化学习和学术交流的重要方式。早期的中国社会调查，正是在西方学者和国内有识之士的共同推动之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学习和吸收一切文明的优秀成果，作为中国早期社会调查发展的宝贵经验，对于中国各门学科的未来发展仍然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另一方面，中国的学术型社会调查从发展之初就形成了两种风格迥异的不同路径，即主要以问卷等调查方式开展、偏重定量数据收集和统计分析的定量调查，以及主要通过实地观察和访谈收集资料、偏重个案研究、比较分析等定性方法的定性调查。以李景汉等人为代表的“社会调查学派”与以吴文藻及其学生为代表的“社区研究学派”之间的争论，正是这两种不同路径之间分歧的反映。前者在这一时期的调查数量上占优。据统计，1935-1937年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师生所做的29篇调查报告中，布思（Booth）式调查（即社会调查学派所倡导的数量统计型调查）有15篇，社区研究型有9篇。［26］这类调查通过“数目字”的方式使人们对当时中国社会各方面情形，尤其是相较于西方的贫弱国力和人民生活的困苦有了较深入的了解。后者虽在数量上相对较少，但因其对中国社会性质的深入分析，贡献了“乡土中国”“差序格局”等富有生命力的学术概念，在社会学本土化方面产生了相当深远的学术影响。

（二）挫折与困境（20世纪50—70年代）

伴随着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高校院系调整，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被取消，相关教学和科研活动逐渐减少乃至完全停止，初兴的社会调查遭受重大挫折，陷入困境。

不过，仍有一批学者坚持做社会调查，发表了一些调查作品。1951年2—4月，潘光旦和青年教师在太湖流域参加土改，将实地调查中的见闻，写成了一系列文章发表。1956年，费孝通和林耀华制订了“当前民族工作提供给民族学几个任务”的研究方案，力图为党和政府制定少数民族政策提供依据，其调查成果曾在《人民日报》发表。1957年，费孝通重返江村进行调查，写成《重返江村》一文，对农业合作化运动提出质疑，建议恢复发展副业和村办企业。1954年，经济学家马寅初多次赴浙江、上海等地调查人口增长、粮食生产和文化教育等情况，写作了《浙江温州地区视察报告》，表达了对农村孩子太多的担忧；同时，结合调查发现和国内外相关资料，写成了《控制人口与科学研究》一文，于1955年提交全国人大讨论。李景汉在1956—1957年间，应《人民日报》之约，重返京郊农村进行了3个月的调查，以《北京郊区乡村家庭生活的今昔》为题，系列报道了该地区农民1949年后生活的巨大变化。

1957年的“反右运动”将一批社会学家划为右派，进行严厉批判，彻底取缔了社会学这门学科。此后，规范的、有组织的社会调查就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难以开展了。及至“文化大革命”期间，则连具有一定官方性质的民族大调查工作也被迫中断。

（三）复苏与勃兴（20世纪80年代以来）

改革开放后，伴随社会学及相关学科的恢复重建以及对外学术交流的日益增多，中国学术型社会调查开始复苏并进入蓬勃发展的繁荣期。

从1979年开始，国内学界在众多领域开展了一系列的定量社会调查，主要有：

（1）婚姻家庭调查。197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在北京和四川两地进行“中国青年生育意愿调查”，完成了七千多个样本的大规模调查。1982-1983年，社会学所联合多个单位完成了5个城市5057位已婚妇女和4385户家庭的“中国五城市家庭研究”；后续又于1994年完成了5664个有效样本的“七城市婚姻家庭调查”。1986年，社会学所主持进行了“全国十四省市农村婚姻与家庭调查”，调查了7258户农村居民。2006年，社会学所又组织了对五城市家庭的再度调查。

（2）阶级与阶层调查。1988年，社会学所组织了六省市社会分层与流动的抽样调查，抽取了4658户城镇居民和4723户农村居民进行问卷调查。1999年，陆学艺开始组织对社会分层与流动问题的大规模专题调查。除对社会结构变迁的全面调查之外，还有针对特定阶层的定量调查。例如，周晓虹主持了“中国社会变迁与中国中产阶层的成长调查”，调查了3038个样本。

（3）综合社会调查。20世纪80、90年代开展的综合社会调查主要有天津社会科学院开展的“天津千户居民调查”（1983—1993）、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开展的“百县市经济社会调查”（1988—1999）和“沿海发达地区社会变迁调查”（1995年实施，2000年扩展为“中国社会变迁调查”）。尤其是，自2003年起，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开始组织实施“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每年对中国大陆10000多户家庭进行连续性横断面调查。此类连续性横断面调查还有很多，例如“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