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技术与城市社区互嵌治理

关键词：数字技术;城市社区;技术赋能;互嵌治理;“两津联动”

一、数字技术与城市社区互嵌治理的提出

“推动社会治理和服务重心向基层下移，更好提供精准化、精细化服务”是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社区治理提出的新时代要求。作为社会治理基本单元，城市社区在公共服务智慧化供给[1]和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进程中扮演着愈发重要的角色。社区治理模式的迭代升级是有效提升社会治理效能、推动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

因地理和物理的双重限制以及治理理念、工具和制度的相对滞后，传统社区治理在主体互动性、参与主动性[2]上付之阙如，而难以持续突破治理“瓶颈”。随着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等数字基础设施的完善，数字技术孕育的“数字化治理”思维及其应用场域渐渐嵌入线上政务、社区服务、城市治理等多组织场景。从制度到内容、从理念到方式，城市社区治理助推并演进了基层治理现代化能力建设。在数字经济与技术赋能的新融合下，作为内驱力的数字技术正不可逆地再造着公共治理流程，迭代着市域社区治理模式。与此同时，数字政府赋予“治理”以整体性变革内涵[3]，从制度到技术、从工具到行为的融合，全方位地呈现出政府治理升级与社会技术发展的共生互嵌特征。

技术与治理的互嵌是一个系统工程，它既是数字赋能的技术变革，也是流程再造的制度演进。在数字治理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的双向推动下，原本分属两个领域的数字技术与城市治理逐步走近并进入对方，其价值耦合与效能融合的互嵌功能也随之得到催化。从其功能上讲，数字技术与城市社区治理互嵌不仅有效耦合了技术与治理间的双向驱动，而且加快了社区治理智慧化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数字技术嵌入城市社区治理既是技术理性的内在逻辑，也是社区治理中行动者网络化共治的价值所在;社区治理嵌入数字技术则基于居民意愿和治理生态的现实需要，适用并引导数字技术向社区治理作纵向深层次、横向跨领域的拓展与迭代。

随着治理实践的深入探索，数字技术业已广泛应用于公共部门并极大地推进了组织效率、程序正义与公共服务供给质量[4]。技术赋能与智慧治理的互嵌为智慧社区治理提供了理论可能，技术供给者、理论研究者和实务工作者由此协同开展了数字化社区互嵌治理探索。治理智慧化、主体协同化的数字技术优势为更智能开放的公共治理拓展了应用空间[5]。佛山市张槎街道的“智慧城市管家”项目耦合了数字化技术与传统公共服务，智能化治理回应了多样化的社区需求[6]。构建“即时反应、双线联动、数据分析”工作机制，以党建引领、居委会主导的上海市宝山区“社区通”智能服务平台创新了技术和制度融合的上海数字治理“最小管理单元”模式[7]。上海市静安区则以城市网格化中心为基础，深度融合了新一代数字技术与社区治理，通过“社区大脑”推进着数字治理与精准服务[8]。

源于数字技术与社区治理的契合与互嵌基因，以信息互联为基础的数字技术通过系统化制度设置与协同机制，充分释放了网络结构中的社区治理效能[9]。作为支撑手段，数字技术从治理理念、组织制度的切口嵌入，赋权更开放的多元参与的合作治理[10]。自我延展的数字技术在“技术通行权”赋能中实现嵌入并反哺治理[11]，并由此成为回应社区治理问题的驱动性力量[12]。人工智能赋能城市社区治理的“双回路模式”[13]等数字技术加速了社区治理由传统技术驱动的“链接”向数字技术引擎的“互嵌”融合的治理生态演进[14]。技术嵌入下的社区治理着力于多元化、精细化治理目标的同时，通过吸纳并检验数字技术的“治理价值”而“督促”治理技术变革[15]，而智能技术与治理结构间的互动也不断增强着技术契合城市治理的迭代方式[16]。

毋庸讳言，数字技术与城市社区治理互嵌尚存诸如主体合作愿景耦合缺失[17]、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失衡[18]、“被执行的技术”陷阱[19]等问题。诚然，国家治理与技术交互图景为技术治理研究提供了新视角[20]，学界聚焦技术与治理互嵌的相关研究成果较为丰富，但在如下两个方面仍有深入研究价值。一是研究视角需拓宽。既有研究侧重于政府平台、数字经济的视角探讨将数字技术运用于国家治理的一般性价值与路径，而与治理实践的结合尚有欠缺;类似地，从基层社区视角分析数字技术与城市社区互嵌治理的文献数量不多，基于案例探寻数字技术下的城市社区治理研究也相对较少。二是拓展中国化的数字治理研究并由此推广可示范经验。综观国内的技术与治理研究，关于网络治理、技术赋能的中国国情和语境的有效支撑仍需夯实，西方理论的中国化与本土化方面也有待深入，特别是基于实践探寻数字技术与城市社区治理的互嵌之道研究更是既紧迫又必要。

近年来，作为世界智能大会举办地的天津市在数字政务、智慧城市建设等领域成果显著。如与新加坡对外合作局和世界标准化组织合作制定并成为指导生态城市智慧城市建设的纲领的6类30项指标73项具体任务，发布了世界首套可量化的22条控制性指标和4条引导性指标的“城市运管智能化”体系，获“2020政府信息化管理创新奖”的“政务一网通”平台。天津智慧城市治理持续讲述了中国化的“智慧政务”创新故事，“两津联动”智能化社区治理系统就是其数字化社区治理创新之一。利用“网络+数据”技术，“两津联动”实践通数据、改流程、打通服务堵点，孪生了数字化治理“一张图”、服务群众“一端通”的“数治”平台。从单元到模块、从关联排程到派发任务而形成的高适应性数字社区治理内含着政策学习、制度模仿的“可示范基因”。由此，数字技术与城市社区互嵌治理的天津经验，拓展了其他类似属性城市社区因地制宜地作“大而全”或“小而精”的借鉴选择。本文拟通过解构天津“两津联动”的数字化社区治理创新实践，试图从数字技术与城市社区治理结构、治理范式及效能共享空间等维度阐释其行动逻辑，从“小切口”对现行技术与治理的互嵌困境寻求可示范的治理经验和可落地的优化路径。

二、数字技术与城市社区治理互嵌机制：“两津联动”的天津实践

“两津联动”的数字技术与城市社区治理互嵌实践表明，从“经验判断”到“数据分析”、从“群众跑腿”到“数据通路”、从“被动处置”到“主动预测”、从“物理联动”到“数联驱动”，“两津联动”互嵌系统创新了“技术赋能与智慧治理”的社区治理机制。学理上，我们一般从要素间的结构关系及其运行方式的维度对“机制”作定义与解释。一方面，在要素结构维度，技术与治理互嵌的“两津联动”结构主要由治理制度空间、数字技术赋能、互嵌治理场域中的行动者及其策略等三个子系统有机构成。另一方面，在运行方式维度， “平台结构、制度方式和层级空间”的“两津联动”过程则清晰反映着其“技术驱动+制度源动”的互嵌运行逻辑。

（一）技术与治理互嵌的“两津联动”要素结构

在社区制度与数字化技术双向嵌入的治理场域中，技术与治理互嵌的“两津联动”在制度确权和技术赋能的作用下，赋权治理需求方、技术供给方和利益相关者等数字化社区治理主体作出诸如组织协同、功能整合以及智慧服务等一系列社区治理行动策略（如图1所示）。

1. 制度空间

从数字化社区治理的互嵌逻辑看，技术赋能是其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超越数字技术的治理制度变迁因而也成为数字化治理题中应有之义。一般而言，城市社区数字治理的智慧效应的发挥需要设置调节行动者、社会资源运行的一系列秩序，即规范社区智慧治理运行的制度空间。这一制度空间既要赋予社区治理行动者以行为权能，明确规则流程和解决问题的规范方式，又要约束权力运行失范及其违约责任。

一方面，制度为数字技术嵌入智能社区治理框定了作用边界。“两津联动”模式下的社区治理制度约束着数字技术“智能化”嵌入的方向、内容与行为方式，驱动着数字技术对接智慧城市规划和社区智慧治理目标。它内在地要求技术供给方将数字社区治理与城市公共服务体系具化并“下沉”至制度层面，以此“螺旋式”助推制度规约下的社区智慧治理进程。另一方面，制度也为社区治理行动者划定了“禁止”与“可为”边界，对其数字化参与“资格、权能、责任、义务”的内容进行了“确权”。这样，社区治理主体在可预期的行为激励下将会更一致地选择话语共商策略。治理需求方、技术供给方和其他参与者协同完善社区决策、夯实“指尖社区”监督等行为方式，都指向了提高智慧社区治理效能的制度目标。

数字技术与城市社区治理互嵌不应仅被视为一个技术性处理社区事务和提升城市数治水平的概念性描述，而更应被看作一个技术创新基层治理模式与城市治理能力相融合的制度过程。从制度变迁角度看，城市社区智慧治理的制度增效可以从行政权力内含的强制性、在社区组织威权影响下居民遵从的权威性和基于理念自我趋同的认知性等三个维度开展。其理由在于，数字技术的嵌入能程度不同地熨平治理“命令—控制”型规制内在的制度刚性，权威性规则有利于向行动者输入技术协同观并系统输出为某种自觉遵守的行为范式，而认知性制度则推进了社区行动者在既定框架内技术性参与社区治理并自发构建智慧社区“精神共同体”进程。

2. 数字技术赋能

相对而言，数字技术与城市社区治理互嵌更关注其智慧功能，其中，技术赋能是创新互联网、大数据分析、云计算等信息技术开发与应用场景，实现数字化社区智能治理的重要抓手。“两津联动”制度创新，实际上也是一个通过数字技术嵌入推进社区治理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转化的进程。一方面，数字化技术叠加社区治理制度，日益成熟的数字技术与基层社区智慧治理体系耦合共生。数字网络为智慧治理创造了物质技术条件，“社区运行一网统管”的数字化平台丰富了“市-区-街-社区”四级流转工作体系，不断被应用的个体化智能设备则加速了信息媒介和数字技术嵌入社区治理。由此，数字技术嵌入不仅为创新性决策提供了巨大的想象空间[21]，也有力拓展了数字化城市治理空间。

另一方面，数字技术赋能城市社区治理场域中的“行动者”理性地作出合乎数字治理逻辑的策略行为。作为智能社会演进的内生动力，数字技术嵌入多样化社会治理工具的同时，也为数字社区治理系统提供了非制度性支持。“津治通”利用数字技术手段服务基层社区治理，不断提高着基层治理精细化水平;而作为“政务服务一网通办”的“津心办”平台，则将就业创业、医疗卫生、交通出行等多个“热门”领域的政务服务延伸至智能移动设备，实现了指尖查询、掌上通办。数字技术赋能了社区居民便捷地以利益相关者的身份融入智慧社区治理的政策过程，促进政府、社会组织与社区居民之间形成协商对话的网络平台，突破既有社区沟通的空间物理壁垒，如个性化定制、仿真推演、AI交互服务等数字孪生化应用场景对社区自治空间的拓展。总之，技术嵌入的“两津联动”治理正不断地从制度变迁视角增进着基层治理资源配置和管理服务效能，由此探索并构建着融通线上线下的新型社区伙伴关系。

3. 互嵌治理场域中的行动者及其策略

从互嵌治理内容讲，技术实践性与制度支配性是治理权能构成的两端。数字技术着眼于提升数据共享与流程再造，技术赋能则拓展了治理制度的智慧效应;治理规则赋予主体以资源配置资格，组织制度及其结构则旨在纠偏“社会技术实践”[22]诱因。由此，基于智慧引领、制度协同和能量激发等治理机制的叠加耦合，技术与治理互嵌的“两津联动”构建出了一个以公共治权为逻辑起点、以互联网等数字技术为工具、以行动规则与治理政策为制度边界的社区数字化运行“场域”。在此场域中，“两津联动”的治理需求方、技术供给方和利益相关者等众多社区治理行动者具有理性决策的能力。

着眼于城市智能愿景与社区秩序使命，以政府、街居为代表的治理需求方引领着智慧社区治理与技术安全服务的有序运行。其行动策略是以合同形式将部分公共产品或服务外包给技术企业或社会组织，通过市场竞争提高社区服务供给水平。社区居民则通过履行对服务提供者的缴费义务而获得数字化服务，以选择继续或终止物业服务等理性策略来监督社区服务质量。比如，线上“吹哨”，线下“报到”，开通“民情日志”为网格员减负; “市民随手拍”App便利了居民自行上报社区事务与治理线索，基层问题智能上报后快速对接了网络化协商共治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