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全域数字化转型：概念释义、影响因素与融合路径

摘要：数字化转型正在驱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的深刻变革，在政治经济社会各领域数字化活力竞相迸发的背景下，如何构建全域数字化转型的协同机制，整合并最大化利用数字资源，实现一体融合、整体推进，成为亟须关注的重要议题。本文通过厘定全域数字化转型的概念内涵，从技术赋能、制度创新、场景重构三个核心要素及其相互关系出发，构建一套全域数字化转型的理论分析框架，结合多案例研究，发掘全域数字化转型有效实施的影响因素。实践中，全域数字化转型因多重内在张力致使融合受阻，包括组织整体性与职权分散化、制度完备性与建制迟滞化、治理协作性与主体分离化、资源共享性与行动裂解化、服务集成性与场景碎片化、能力复合型与知识单一化的张力，影响了改革红利的释放，需要从组织协同、政策协同、资源协同、治理协同、服务协同、能力协同等方面探寻全域数字化转型的融合路径。

关键词：全域数字化转型；技术赋能；制度创新；场景重构

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的广泛应用引领人类进入数字化智能化时代。当前，主要发达国家均把数字化作为推动全球价值链重构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动能。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数字化工作，多次就网络强国与数字中国战略、国家大数据战略、数字经济发展、数字政府建设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十四五”规划围绕加快数字化发展目标，专章阐述数字化转型议题。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全方位全链条普及应用”。2024年5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数据局、财政部、自然资源部联合发布《关于深化智慧城市发展 推进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的指导意见》，首次明确提出“推进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支撑发展新质生产力”。2021年以来，上海、浙江、广东等省市先行先试，相继出台数字化改革的纲领性文件，推动全域数字化转型。可以说，数字化转型已成为各地支撑发展新质生产力，赢得地区竞争新优势的重要赛道。那么，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诸多领域数字化转型活力竞相迸发的背景下，如何构建全域数字化转型的协同机制，优化数字资源配置，实现数字政府、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法治、数字城市、数字乡村、数字生态等一体融合、整体推进，这是目前亟须研议的核心问题。围绕“全域数字化转型”这一新概念新形态，把脉先行先试地区全域数字化转型实施情况，探寻改革的逻辑，科学识别当前全域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因素、作用机制与现实困境，旨在为推动全域数字化转型迈向“赋能式创新+融合式变革”提供有效方案。

一、概念界定与研究回顾

数字化时代，数字技术赋能带来各行业领域的颠覆式创新与变革，数字化转型已成为热门研究主题。如果说单一行业领域的数字化转型是1.0阶段，那么2.0阶段的改革趋向将是“全域数字化转型”。“全域”指的是全方位、多领域、跨界域；“全域数字化转型”是一个新的概念，也是数字化转型深化发展的新形态，基于经济社会各领域数字化转型实践，擘画面向未来的数字技术与实体融合发展蓝图。

（一）全域数字化转型的概念界定

数字化转型是各行业领域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策略选择，相关概念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早期研究强调数字技术的使用，将数字化转型定义为使用移动互联网、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实现重大业务变革的过程。这一定义凸显两个关键要素，即“数字技术”和“重大变革”。学者们就数字化转型的定义进行综述性的解释性研究，认为数字化转型是指“通过数字化技术的创新使用以及关键资源和能力的战略杠杆作用，从根本上改善实体，并为其利益相关者重新定义其价值主张的一个根本性变革过程”。数字化转型经过了数字化转换、数字化升级与数字化转型的转变过程，体现从作为工具的信息技术应用到数字技术重构现有业务流程，再到发展出新业务模式的变化过程。数字化转型的研究起始于工商业领域，企业数字化转型方兴未艾，随后扩散到政府、社会、乡村等其他领域。但是，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法治、数字城市、数字乡村等只是数字赋能的一个“剖面”，诸多领域数字化转型“百花齐放”之时，“全域数字化转型”被提上议事日程。基于“全域”知识构建，本文将“全域数字化转型”定义为秉持系统思维、整体思维与协同思维，运用先进的数字化技术，充分发挥数据要素作用，整合并最大化利用数字资源，一体融合数字政府、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法治、数字城市、数字乡村建设，整体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各个领域的数字化变革。这一过程以政府为主要牵引，市场主体与社会组织广泛参与，不断推动组织、制度、资源、治理、服务、能力多个维度的协同，形成可持续发展的数字生态环境。

（二）数字化转型的相关研究述评

数字化转型以数据要素赋能解放和发展数字化生产力，以平台化的经济组织形式变革生产关系，以数字治理推动上层建筑调整，带来全新的价值创造方式和更高的价值创造水平。学者们对数字化转型的概念、动因、过程、价值、问题、路径等进行了系统研究，围绕数字技术与各领域的融合发展以及由此出现的新应用、新业态、新模式，深入展开理论分析与实践探索。美国、欧盟等相继出台数字化战略，例如，美国国际开发署发布了《数字战略（2020—2024）》（Digital Strategy 2020—2024），试图在全球范围构建以自身为主导的数字生态系统。欧盟于2020年起陆续发布《塑造欧洲的数字未来》等一批旨在推动数字化转型的战略规划文件。现有研究关注数字政府、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法治、数字城市、数字乡村、数字生态等各领域变革，从个人、组织和产业层面分析其转型过程，探讨数字化转型带来的效率提升，如关注组织运用数字技术推动组织架构、业务流程和价值创造的变革。部分研究聚焦于特定内容，如大数据管理机构建设、数据治理、数字伦理、公私关系、数字领导力。从数字治理形态、模式、内容框架等方面出发，为数字化转型提供理论支撑。结合实践案例总结数字化改革经验，剖析现存问题，从战略、价值、制度、治理、技术等维度为数字化转型提供操作思路。

国内外学者对数字化转型各领域的研究积累了一定成果，有关数字化转型的内涵、要素等框架已初步成型，但现有研究大都只关注数字政府、数字经济、数字法治、数字社会、数字城市、数字乡村等单一领域改革，研究成果呈现出碎片化特征。诸多文献虽然强调了跨部门协同是数字化转型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组织之间的相互独立和不协同是数字化转型必须跨越的鸿沟，但是鲜见跨部门、跨行业、跨领域的综合研究文章，尚未就如何协同推进“全域数字化转型”这一议题展开系统思考，由于未能跳出传统单一领域，面对数字化转型中的主体间角色定位、协作关系、运作机制等问题时，学界没有给出较好的回答。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时代背景下，在坚定不移推进数字中国与网络强国战略下，诸多领域的数字化转型实际上是相互交融的，应秉持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思维理念，以全域数字化转型的宏观视角开展数字化转型理论架构、生成机制和运行机制的研究，深入剖析数字化转型的融合路径。

二、全域数字化转型的理论框架与影响因素

当前，全域数字化转型正处于技术、组织、制度、场景之间张力的临界点，为突破“技术应用悖论”，增强战略实施效果，越来越强调多跨场景的组织协同、决策协同、资源协同、治理协同、服务协同、能力协同。构建全域数字化转型的“TIS理论模型”，根据多案例研究的经验证据，发掘全域数字化转型有效实施的主要影响因素。

（一）全域数字化转型的分析框架：“TIS”理论模型构建

当今时代，组织间、系统间、主体间的界域逐渐变得模糊，传统界别限制被打破，跨界融合、跨界协作大势所趋。数字化是迈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如何通过跨界协作最大化整合共享资源，构建多元主体协同治理体系，系统集成推进数字政府、数字经济、数字社会等综合应用，打造数字产业链和数字化生态，已成为新阶段的改革重点。借鉴组织采纳理论中的“TOE模型”与“数字治理生态理论”，构建全域数字化转型的理论分析框架。20世纪90年代，Tornatzky 和Fleischer在《技术创新的流程》中提出“TOE模型”，旨在探索企业如何采纳应用新技术，包括技术、组织、环境三个层面。技术应用真正的挑战不在于技术能力，而在于克服组织内部根深蒂固的组织性分歧和政治性分歧，即制度创新比技术创新更为关键。数字治理生态从生态论角度理解数字化转型，强调治理体系的系统化、治理主体的包容性、治理资源的共享性。全域数字化转型涉及多个领域、多个部门，与“TOE模型”关注单个组织的技术嵌入不同，其过程是网络化系统的技术应用协作，需要通过制度创新协调不同主体行动，这里的制度涉及内部与外部、正式与非正式的程序性安排和规则性安排。全域数字化转型实质上是一种数字治理生态，包括政府部门、市场主体、社会组织等多元治理主体为实现公共价值目标，有机链接起来，根据公共事务议题与特定治理场景需要，通过跨界协同、共治共享的方式供给多样化数字资源，促进各领域数字化转型的深度融合。这一过程突破了传统场景数字服务单一化的窠臼，围绕复杂治理场景给出系统集成服务方案，促进多元主体数字治理能力的有效提升。

技术、制度、场景是全域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核心要素，根据技术、制度、场景之间的互动关系来探讨全域数字化转型的内在逻辑，深入阐释变革过程遵循的“技术赋能—制度创新—场景重构”逻辑理路，进而构建出全域数字化转型的“TIS”理论分析框架（图1）。“技术”包括数字基础设施、数据资源、算法算力、数字治理能力等维度。“制度”既包括法律法规、政策规划、标准规范等规制性正式制度，也有权力运行规则等规范性非正式制度等，还包括数字化转型的目标设计、组织机构、人力与财力保障。“场景”指的是事关地区发展的“重大任务”“重点项目”“重点工作”等一级业务领域，包含工业复兴、科技赋能、城市更新、乡村振兴、招商引智、生态提质、交通建设，以及各级重点项目、重大产业项目、民生实事等二级业务板块。信息技术革命使得全域数字化转型具备“赋能工具”，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通过助推现有治理场景，重塑传统治理体系，包括政府科层结构、市场主体架构体系、权力边界划分与权力运行体系、跨界域多主体的组织间网络，进而影响改变着制度安排，推动制度变迁并受到制度变迁的反作用，制度变迁重构了主体行为，由此全域数字化转型得以实施。这一过程中，技术有效赋能依赖于数据资源的开放共享，以及组织者具备复合型的数字治理能力。制度创新不仅是政策供给、标准设定，还有适应并助力全域数字化转型的新组织体系设计。场景重构依托多元主体跨界协作，形成多跨协同、系统集成的数字服务场景应用，用以满足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与公共事务治理需求。

（二）全域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因素：基于多案例比较分析

1.前沿地区全域数字化转型的创新实践

（1）上海推进城市数字化转型。上海是全国首个提出全面数字化转型的城市，2020年12月，《关于全面推进上海城市数字化转型的意见》公布，该文件提出坚持整体性转变，推动“经济、生活、治理”全面数字化转型，强化系统集成、整体提升，实现经济数字化，形成新供给、生活数字化满足新需求、治理数字化优化新环境，推动三大领域相互协同、互为促进，整体推进城市数字化转型。这里的“经济”指的是数字经济，“生活”指的是数字社会，“治理”指的是数字政府。坚持全方位赋能，构建数据驱动的数字城市基本框架，加快构筑数据新要素体系、数字新技术体系和城市数字底座，充分释放数字化蕴含的巨大能量，以数字维度全方位赋能城市迭代进化、加速创新。

（2）浙江全面数字化改革。浙江的全面数字化改革走在全国前列，探索出一揽子可复制可推广经验。2021年2月，浙江省召开全面数字化改革大会，围绕建设数字浙江目标，统筹运用数字化技术、数字化思维、数字化认知，把数字化、一体化、现代化贯穿到党的领导和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全过程各方面，对省域治理的体制机制、组织架构、方式流程、手段工具进行全方位、系统性重塑。在改革重点上聚焦党政机关、数字政府、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法治。浙江改革形成了一套科学规范的方法论作为改革指引，以“V字模型”为指引，推动治理体系的数字化重塑、治理能力的数字化提升、运行流程的数字化再造、核心业务的数字化转型和主体关系的数字化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