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建引领：农民生活治理的时代逻辑与行动路径

摘要：生活治理是新时代乡村治理转型的内在要求。在经济上不断“放”活的大趋势中，农民的日常生活呈现出独特的政治意蕴，在新时代农民生活治理实践中探索乡村治理有效的时代逻辑与行动路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理论价值。党建引领农民生活治理的时代逻辑在于，通过发挥村党组织的政治功能与组织功能，促进农民生活治理从行政引领到党建引领、从项目式治理到组织化动员、从政治整合到社会整合转变，以平衡农民生活治理的制度有效性与实践主体性。基于此，激活党员主体性、发挥党员先进性以及构建常态化的党群互动关系，成为新时代党建引领农民生活治理的具体路径。

关键词：党建引领机制；组织机制；生活治理；党员主体

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相较于“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美好生活需要不仅是物质文化生活指向上的经济发展问题，而且是生活秩序指向上的治理问题。农村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突破口，实现农民群体的美好生活需要是解决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重点。在城乡统筹和农民进城的大趋势中，建立在生产生活一体化之上的村庄秩序机制难以维系，农民日常生活日渐突破村庄生产逻辑的限定，其生活秩序被置于风险巨大的市场环境中，在个体与社会、功能与价值等不同向度出现失调甚至无序问题，呈现出独特的政治意涵。可见，村庄日常生活本身不再是乡村治理的背景，而是逐渐走向乡村治理的前台，在新时代农民生活治理实践中探索乡村治理有效的时代逻辑与行动路径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与理论意义。

一、问题的提出

目前，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的研究主要基于治理逻辑和党建逻辑两个方向展开。从治理逻辑出发，相关研究重点强调党建引领的结构形态、独特优势和运行机制等，侧重于强调乡村治理创新对党组织网络的借用。研究指出，党建引领乡村治理是一个关于乡村社会“构成”与“整合”的政制问题，涉及对村级治理体系的重建，实际上形成了“行政—政治—自治”的三元构造。与一般的行政组织和社会组织不同，党组织在促进村庄民主与治理有效互联方面具有独特的功能优势、主体优势和整合优势。其运行机制是，通过组织嵌入和政治吸纳的方式重塑纵横结构的治理网络，并通过推进党社协商的方式激活乡村治理机制，进而实现体系化结构基础上的协商治理。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作为激活村民自治的内生路径，指向一种基于公共性的乡村社会团结形态。农村党组织通过对农民群众的教育、组织和动员，实现对乡村事务的治理。与行政治理中服务权集中配置不同，党建引领下的基层治理能够打破行政部门之间的结构性壁垒，实现治理效能的提升。在这一逻辑中，党建引领治理被视为党建重塑治理的过程。其中，治理和服务重心如何下移是这一类研究的主线。在党建逻辑中，主导基层治理是新时代基层党组织功能发挥的可能路径。研究指出，通过将党员纳入村庄治理活动和根据治理需求调整党组织结构的方式，可以利用村庄治理实践达到教育党员、优化党组织的目的，进而打破基层党建和乡村治理双重“悬浮”的困境。其中，党群关系的政治同一性构成了党建引领治理背后的深层次逻辑。在这一逻辑中，治理激活党建是相关研究的核心内容。

二、农民日常生活的政治意蕴

在市场化力量的作用下，农民日常生活秩序失调，呈现出独特的政治意涵。农民日常生活的政治属性既体现在家庭面向的安排生活中，又体现在村庄社会面向的安放行为中，同时体现在国家面向的安顿人心中。理解党建引领农民生活治理的时代逻辑，要从农民日常生活的政治属性入手，关注农民“日常生活”中的治理基础。

（一）安排生活：农民日常生活的自然样态

家庭是农民日常生活秩序的内核，兼具“个体—社会”向的公共性和“功能—价值”向的能动性，在“连带性”的公私逻辑和“圣凡一体”的生活逻辑的支配下构成内部自循环的日常生活结构。当前，村庄深度融入市场体系，农民生活治理的社会基础结构——家庭的运行逻辑发生改变。位于市场边缘的中西部农村普遍形成了“一家三制”的家庭生计模式，即老年人留村务农、年轻人进入大中城市务工经商、上学儿童由家长在县城陪读。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家庭劳动力的充分动员为农民家庭应对现代市场和社会变化提供了可能空间。然而，这一家庭形式也极大地损害了家庭在安顿农民日常生活方面的功能，农民个体（无论老人、年轻人还是小孩），都难以从家庭内部得到生活安顿。

从自然样态的角度来看，农民日常生活的政治性蕴含于家庭生计策略之中，家庭内部的生产安排和伦理体验构成了农民日常生活的基本实践样态。从生产安排的角度来看，农民生活主要是时间安排的技艺。在生产本位的村庄秩序中，农民依照农业生产的时间安排家庭生活。随着农村改革和城市化快速发展，农民日常生活逐渐突破农业生产逻辑的规制与限定，表现出与市场化和消费主义的亲和性。

从伦理体验的角度来看，农民的生活逻辑中又体现出社会规制对农民生活意义再生产的深厚影响。在推己及人的空间结构和继嗣（祖先—自我—后代）的时间结构中，中国人的生活具有一种指向家庭伦理的限定性，伦理关系支配了农民的生活逻辑。当前，在全国婚姻市场形成和农村消费升级的两大重压下，相当部分农民完成人生任务面临更大的现金压力。“恩往下流”的伦理转向导致了现代化压力在家庭内部的非均衡配置，致使以家庭伦理为根基的生命价值再生产逐渐变异，农民的伦理体验呈现出或背负家庭的责任枷锁或服从个体的功利需要的割裂状态，致使农民的日常生活陷入空间压缩和不稳定的状态。

综上，从农民“过日子”的生活逻辑来看，农民日常生活的政治属性体现在以家庭为核心的生活实践中。某种程度上，地方性的一系列规范，内含农民生活依照生产安排和生命价值再生产进行自我治理的逻辑。其中，农民的生产安排和伦理体验构成了日常生活的基本实践样态，其生活依社会安排推进，无须太多的外力介入。现代化进村以后，农民的生活逻辑发生转变，如何安顿生活逐渐成了问题。

（二）安放行为：农民日常生活的事件形态

从社会面向来看，农民日常生活的政治属性体现在具体的事件形态中。识别和解决农民日常生活中的“生活小事”，是传统村庄治理的主要内容。在具体的治理实践中，治理主体或是遵循“就事论事”的标准，以“没多大事，大家都是自己人”“因为这点小事，伤了感情就不好了”等以小化大的方式进行协调；或是通过协调当事人背后的社会关系网络，通过动员人际关系去解决具体的事件问题，“生活小事”因而是村庄治理的对象和抓手。具体来说，农民在狭小的村庄生活空间中，因为日常交往互动中的琐事而生“气”，又通过熟人社会的平衡机制而释放“气”，形成了一种围绕“气”的产生、释放与平衡的村庄生活互动形态。从农民个体与村庄生活的互动关系来看，农民生活的政治性体现为熟人社会对农民交往伦理的规定与限制。

农民在血缘关系基础上，通过社会交往建立自己的熟人圈，形成从心所欲不逾矩的熟人社会。在熟人社会中，农民社会交往必须讲“理”，不讲理的农民不仅会被他人说闲话，也会遭遇其他村民的刻意疏远。这个“理”就是被村落农民默认的地方性规范。这种地方性规范形成于农民的日常互助和人情往来中，具有很强的社会性特点。在这种社会性的治理实践中，村庄社会的稳定依赖于人际关系的动态平衡。无论是社会权威还是国家权威，只有熟悉和掌握人与人之间的历史性连接，才能将农民交往中产生的“气”真正释放掉，推动村民巩固以村庄为整体的行动单元。在现代化进程中，农民的流动性和分化程度持续增大，村庄社会系统的完整性被削弱，农民之间的互动大幅减少，“半开半闭过日子”的活法逐渐增加。

在进入现代社会的过程中，传统的地方性约束容易受到城镇化和市场化进程的侵蚀，依托世俗权威的传统村庄秩序机制逐渐失效。而且乡村社会处于整个治理体系的基层，容易发生治理规范不足的问题。自我国取消农业税以来，农民日常生活与国家系统性力量之间的制度性关联一度呈现出弱化趋势。在文化下乡和服务进村的过程中，农民日常生活成为文化传播和公共服务的客体，遮蔽了农民生活治理的独立意义。在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推进中，不少地方政府开通了“12345”市长热线，并将群众满意度纳入地方工作的考核中，以积极回应群众日常生活诉求。但是，单向且刚性的满意度考核压力则可能过度释放日常生活中的异质性和敏感性，致使服务走向异化。这种规范的不足，需要一种直接面向具体个人的权威力量介入弥补。

（三）安顿人心：农民日常生活的德性状态

在生活治理的视域中，农民日常生活的政治属性不仅仅表现在安排生活的自然样态中，也呈现在安放行为的事件形态中，还升华为收拾“人心”的德性状态。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进入新时代我国的主要社会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相对于新时代以往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而言，新时代“美好生活需要”不仅反映了人们生活生产背后的经济发展问题，而且提出了生产生活秩序这一生活治理问题。“美好生活”是由农民现阶段的普遍性需要定义的，它不再仅仅是一个资源供给问题，而是高度依赖于农民生活秩序安顿“人心”的政治属性。

农民日常生活中政治意蕴的核心是“人心”，“人心是最大的政治”。中国人的生活中具有你我不分的倾向，形成了社会性道德。这种社会性道德是基于日常生活场景搭建出来的，因为依靠人们互动关系的动态发展，在这种道德影响下农民之间也就允许相互干涉。在这种社会性道德实践中，通过村庄生活互动，农民内心逐渐形成一种建立在日常生活具体实践基础上的平衡感。然而，随着乡村社会的转型，社会性道德在农民安顿生活、安顿人心方面效用弱化。当前，村庄社会秩序愈加依靠系统性的力量，而不是村庄内生的道德共识。与此同时，在城镇化深化推进、乡村多样性分化趋势仍将延续的现实背景中，由于分散的农村难以产生市场服务需要的规模效益，市场力量往往不愿意直接介入乡村生活需要。因此，生活的社会化需要创造性地引入国家力量。而安顿人心的政治要求，则在一定程度上规定了国家介入农民日常生活的实践路径。国家力量如何触摸到农民真实日常生活的脉络，使资源在国家制度的调控下转化为滋养农民生活主体性的因素，是一个实践问题。

综上，农民日常生活的政治属性，凸显了当前国家推进生活治理的必要性。从农民的生活来看，日常生活具有安排家庭生活、规范农民行为以及安顿人心的重要政治意蕴。由此，关注农民“生活”中的上述治理基础，为理解党建引领机制的时代逻辑和行动路径明确了基本方向。

三、党建引领农民生活治理的时代逻辑

农民需要一种权威来梳理日常生活中的政治。在进入现代社会的过程中，农民的生产和生活逐渐社会化，生活秩序的维持越来越依靠系统性的力量。这种系统性治理的关键在于，政治化地介入到农民日常生活的实践脉络中。党建引领作为一种治理机制，在嵌入生活的项目制运作中发挥出了整合行政资源的特殊优势。然而，在经济上不断放“活”、农民进城仍然是大的趋势、乡村多样性分化趋势仍将延续的时代背景下，面对农民生活治理中过于复杂的微观政治情势，党组织只有更好地发挥出其作为政党的政治属性和组织功能，建构起以党组织为核心的乡村组织体系，才能有效地消解生活治理中干群之间的关系紧张和规范不足问题，真正成为引领乡村全面振兴的战斗堡垒。

（一）逻辑起点：从行政引领到党建引领

行政引领是当前党组织基层社会的主要实践形态。乡村党组织依靠基层政府组织，或自治组织的行政化为农民提供服务。行政引领具有合理性，特别是在乡村治理迈向日常生活的初始阶段，由于农民生活的异质性和敏感性附着在家庭的市场化转型中，无论是基层政权组织还是陷于市场的农民对于开展日常生活领域治理的必要性和可能路径尚未形成共识，导致农民生活安顿问题以及村庄公共治理问题迟迟得不到有效解决。在这一阶段，乡村党组织通过依赖于基层政府组织或行政化了的自治组织，发挥其作为执政党组织的特殊优势，以整合行政资源的形态介入到农民日常生活中，能够高效解决生活领域包括基础设施建设等公共事务，实现国家在短时间内变革农民私人生活环境的目标。然而，随着乡村治理向日常生活领域的进一步推进，行政引领机制的局限性日渐显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