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编排与能力培育：社区基金会发展机制及路径探讨

摘要：社区基金会在基层组织创新和治理效能提升方面发挥了重要功能，基金会的平台能力表现及功能质量，直接影响其参与社区治理的成效。以成都九家社区基金会为例，基于资源编排理论，运用关键事件分析法，聚焦基金会典型项目运作的重要事件，揭示社区基金会从扩资源到强能力的成长机制。研究发现，资源和能力的动态相互作用贯穿了社区基金会运作的全过程，主要通过资源结构化搭建社区基金会能力框架，运用资源捆绑培育社区基金会能力基础，依托资源撬动增强社区基金会能力发挥。社区基金会能力的构建，首先要夯实组织要素合理结构化的平台基础，其次需完善多元组织协同共生的合作机制，最后要增强链接社会民间资源的持续能力。

关键词：社区基金会；资源编排；关键事件分析法；能力培育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160（2024）02-0032-14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社区基金会在百年前诞生之初，主要功能是依托信托公司或银行闲置的信托基金，开展接收和管理社区资产业务。但在引领社区发展过程中，基于收益和成本管理需要，社区基金会关注的重点逐渐从机构转向社区、从资产管理转向建立长期领导力、从独自运作转向合作共赢领域[1]。由此可见，社区基金会从简单资产管理信托机构演变为社区领导者，为地方政府解决基层社会治理问题提供了新的路径选择。党的十九大以来，中央在一系列治国理政的纲领性文件中多次提出，要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激发社会治理活力，增强社区自治和服务功能，实现社区多元主体共治总要求。在此背景下，各地围绕创新社区治理、支持发展慈善事业展开了积极探索[2]。深圳、上海、南京、成都等地先后出台了发展社区基金会的指导意见类地方性文件，从政府层面自上而下推动社区基金会本土化发展。

就国内来看，社区基金会作为社区治理创新组织类型，由于实践经验相对匮乏，对其社区治理发挥的角色功能、平台属性、运行机制和发展趋势，尤其是在中国特色的社区治理体系下，社区基金会作为舶来品，如何进行有效转化，开展本土化组织功能拓展、要素重组及机制完善，使其更契合国内社区治理新情境，仍然有待深入探讨和研究。当前，随着基层治理工作下沉，作为治理基本单元的社区资源配置和供给问题的紧迫性愈发突出，如何优化社区资源结构和资源配置模式，提升社区治理与公共服务供给能力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就已有研究来看，组织资源和能力的关系一直是基金会研究的主要领域，基于资源依赖[3]视角的基金会资源链接及服务供给[4]、资源动员的制度设计与安排[5]和资源配置网络[6]等问题，围绕基金会的组织资源动员能力和服务供给与功能发挥的关系做了较为深入阐释[7]。那么基金会作为社区治理的重要资源链接载体和服务平台，资源动员的过程机制是怎样实施的，通过怎样的渠道吸纳并整合外部资源以改善和提升社区治理效能等议题，在社区基金会已经成为当前基层治理框架的重要结构性体系的时代背景下，有关资源和能力的关系研究可以更好发挥助力基层治理现代化和提升基层治理能力，进一步彰显基金会研究领域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进展

（一）社区基金会的资源要素研究

资源作为可以提供给特定组织有形或无形资产的主要维度，其差异性已成为解释组织获取竞争优势来源的关键[8]。组织一旦掌控优势且难以替代性的资源，将为其构思战略、实施战略从而提升其效率和效力发挥重要功能[9]。由此可见，资源作为基金会组织的基础化要素，极大影响着组织建构的质量水平、制度结构和行动效能，对于促进社区基金会自身发展和提升治理能力具有重要价值。当前基层治理的统领型社区党建体制推动资源下沉有效整合了区域内财政资源、人力资源与政治资源[10]，此类协同式社会治理模式使社区基金会在自身合法性、生存空间、利益表达与各类制度、资金和资源保障方面对政府展现出较强依赖性，政府认可与支持成为社区基金会生存发展的重要合法性资源。而对于政府主导型社区基金会而言，由于政治资源是其自身特性之一，将其运作所需资源基础的第三方面划分为社会资源则更为合适[3]。此外，社区基金会的资源基础还包括专业的公益从业者和志愿者等人力资源、开展活动所必需的资金资源以及社会公众认可等道义性资源等[11]。

需要指出的是，道义性资源需长期培育并营造，基层社会治理工作的深入进一步凸显了社区基金会的独特组织功能优势，并逐步获得了基层政府关注和支持，政府通过培育基金会等公益组织进一步强化基金会的制度化发展路径，较好实现了社会治理降低成本、提升质量、拥有专家和取得更好的社会收益等目标[12]，也成为社区基金会发展获得的合法性资源的重要依托，并与道义性资源共同构成了社区基金会的两种普遍性资源结构。合法性资源作为基金会存续的必要条件，有效发挥了基金会新型组织业态的制度建设和政策保障功能，并成为吸纳和整合道义性资源规范性机制的基础性要素。在资源静态要素完备的前提下，动态化的资源建设机制和资源运作水平成为制约基金会资源能力的重要内容，尤其是组织资源的动态资源如何有效转化为组织发展动态能力。资源理论的能力发展模型提出了需要运用资源杠杆培育企业组织适应、吸收和创新等核心能力的观点，并以组织内外部因素的适应及调整改变组织能力的演化、轨迹及速度[13]。作为倾向于公益性质的社区基金会，相比于企业资源运作的创造型机制而言，更需发挥已有资源整合基础上的服务型功能，通过优化资源要素结构提升资源社区治理运作能力。以此为基础，作为前置性条件的合法性资源的获取和作为功能性路径建构的道义性资源的良性耦合，可有效推动社区基金会组织结构、运行机制和制度框架稳定性。

（二）社区基金会功能及能力研究

社区基金会作为社区治理的重要组织载体，对基层组织创新和治理效能提升发挥了重要功能，基金会平台能力及功能质量，直接影响其参与社区治理的成效。社区基金会治理能力需要以自身的功能基础为前提，其中比较典型的是美国学者Draddy和Morgan围绕社区基金会角色功能，提出了捐赠者服务、资源平台和社区领导者三角框架[14]。捐赠者服务和资源平台明确了基金会的公益属性和载体赋能，组织功能基础成为基金会参与社区治理能力建设的重要保障。在社区基金会的功能机制研究方面，Jung等指出，为完善基金会组织管理及运作机制，需要强化资源开发、财务管理、捐助服务、赠款和方案支助以及社区领导五大功能[15]，对基金会的功能领域再次进行了细分；莫特基金会从区域行动和议题参与的视角，归纳出社区基金会组织属性的本地资助者、本地问题回应者、社区议题倡导者、慈善资源管理者和跨界合作推动者五大身份[16]，明确了社区基金会拥有的多重行动角色功能。Easterling指出，应注重沟通策略、培育新组织、提升基金会影响力、鼓励个人层面社会资本等社区基金会应尽事务[17]，从行动能力和策略层面阐明了社区基金会对于区域和社区治理发挥的领导身份和引导属性，完善了社区基金会领导力建设的基本框架。

国内学者依据社区基金会功能三角框架，更多从能力维度开展了拓展性研究。一是组织功能载体的能力建构研究。田蓉立足国内实践，对捐赠者服务、资源平台和社区领导者做出了本土化阐释[18]，并特别指出捐赠者服务功能是社区基金会在了解并满足捐赠者需求为前提对潜在捐赠者的挖掘，是“满足居民、企业、基金会、社会组织、各级政府等捐赠主体的多样化需求”，由传统行政劝募转向更加公开透明的捐款渠道。此外，社区领导者功能近年来备受关注，原珂则将其视为引领者、催化者、资源链接者、参与者及陪伴者等多元角色，认为应在集合共同理念、发挥共同价值、催化社区变革、充当社区资源平台、打造社区自治共同体方面发挥主体功能[19]。二是社区基金会的行动能力研究。聚焦社区基金会国内社区治理角色和功能，开展了组织能力发挥的具体机制和路径探讨，认为社区基金会在动员社区居民、社会企业等多方力量筹集资金、推动项目运作、满足社区公共服务领域应承担社区领导者角色。[20]围绕基金会的社区参与和整合能力，王建军、叶金莲从激活并建构社区资本，整合社区资源，满足弱势群体非官方化社会福利需求维度强调了社区基金会的社会整合能力[21]。饶锦兴认为以本地为资源、本地利益相关者、本地解决方案为根本特点的社区基金会对于破解中国社区治理困境和社区治理不足的难题具有重要意义[16]。刘建文则从社区“去行政化”的角度，提出了社区基金会发挥了强化社区自治理念，巩固并升级政府、市场、社区自治组织的合作关系提供契机能力[22]。作为服务平台的社区协同能力，有学者基于资源链接和服务供给二分模式[4]，指出社区基金会作为“本地问题回应者”，更关注社区微观事务处理，紧密对接本地民众需求。

综述而论，在社区基金会的资源和能力两个方面，已有研究都有所探讨，但对资源基础的研究大多聚焦于资源配置[23]、资源依赖[3]等方面，对能力的研究则主要关注国外经验[24]、本土化案例[25]、制度机制[26]等方面，却鲜有探求二者间关系的研究。因此，本文的研究问题是：社区基金会获取的资源基础如何转化为社区基金会能力？能否通过资源基础影响、促进社区基金会能力提升？提升路径是怎样的？为解决以上问题，本文选取资源编排理论作为理论基础，运用关键事件分析法尝试解构社区基金会对各项资源的获取、使用到形成一般性能力，进而发挥能力效用的过程，探索检验资源编排理论对社区基金会能力提升的指导意义。

三、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在社会科学领域，有关组织资源和能力关系的探讨已有广泛基础，组织资源的运行和过程本身蕴含了资源运作能力机制，资源与能力互构为组织的可持续发展创造了必要条件。因此，资源的动态管理和营运的过程性评估和效果测度，也直接影响了组织整体运行能力。进一步论之，社区基金会资源运作的过程评价优劣与否，同自身能力发挥的成效有着紧密逻辑关联。资源编排理论旨在解释和指导社区基金会资源运行过程机制和具体路径，以实现带动并提升社区治理能力的目的。

（一）资源编排理论的能力意涵

资源基础理论源自20世纪中叶，全球经济在二战结束面临持续复苏的大背景下，如何塑造并维持企业竞争优势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1959年Penrose在《企业成长理论》[27]中提出企业是资源集合的观点，率先敲开了资源异质性研究的大门，为资源基础理论诞生奠定了基础。随后Wernerfel在此基础上提出资源基础观，指出对资源的关注是企业进行战略选择的逻辑起点，并强调企业依托异质性资源、知识及能力构建资源位置壁垒是解释企业获取高额利润的关键[28]，因此，“资源—知识—能力”视角为企业资源分配及战略发展提供依据的同时，也为后续研究指明了方向[29]。此后，在对资源基础与能力关系的讨论中，学者们的研究视角经历了由静态向动态的转化，开始将动态能力观与资源基础观相结合，解读了组织在动态能力的中介作用下从外部资源获取与配用到竞争优势形成的过程[30]，初步构建了组织资源与能力关系研究的基础逻辑体系。

为深入解释资源能力运用的实践价值，Sirmon等提出资源管理模型的概念，包括构建资源组合，捆绑资源以建立能力，利用能力创造价值，获得竞争优势等观点[31]。在此基础上，又将资源管理和资产编排相结合，首次提出资源编排理论，讨论了如何有效构建、捆绑和充分利用资源。即先通过外部购买、内部积累和剥离不能带来竞争优势的资源，实现资源组合结构化；再通过对能力的稳定、丰富和对资源的创新整合，将资源捆绑到能力中；最后通过动员、协调、部署充分发挥能力作用，撬动、创造价值。这一动态过程使资源系统协同运行，进而更好地发挥了资源优势，创造资源价值，获得竞争优势功能[32]。资源编排理论认为，资源是持续竞争优势的必要条件，由零散资源捆绑而成的能力是中间产品，其作用在于提升资源利用效率[33]。作为对资源基础理论的延伸，资源编排理论明确了资源在形成竞争优势过程中所承担的角色以及资源与能力的演化机制，直接打开了资源和能力转化为持续竞争优势的流程“黑箱”。因此，资源编排理论的价值破解了组织静态资源功能化研究从而难以适应外部环境变化及过程调适所带动的组织能力变通分析的局限性，强调了组织合作的资源流通和交换、整合及价值共创的升级功能，有助于厘清组织成长的阶段性关键节点和规律性发展脉络，对于研究社会组织在当前剧烈变革环境中的调试策略和发展思路，提升组织保持主动变革的持续能力有积极意义。

（二）社区基金会资源编排理论框架

资源编排理论虽然发轫于企业管理领域，但其理论逻辑嵌入社区基金会的组织系统亦能产生效用。一方面，两者在目标上具有一致性。社区基金会的组织目标与行为内核是提供公共服务改善社会效益，完善公共福利的一种手段与方式。社会组织作为公共部门的公共事业和公益组织代言人，是为了实现低成本、高质量和专业性以及取得更大社会效益，社区基金会具有使用等量资源创造出更大价值的本质诉求，为了满足政府期待和优势发展，具备了运用资源编排理论发挥资源优势，创造资源价值，获取竞争优势的现实性。